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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度差异，却没有谈到古今差异。因为霍普金斯是美国人。美国的建国历史到如今仅200余年（美国1776年才独立），所以美国的气候记录还谈不到古今差别。但是，我国古代学者，如宋朝的陆游、元朝的金履祥、清初的刘献廷却统疑心古今物候是颇有不同的。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所著的《气象学》一章中，也已指出气候、物候可以古今不同。同时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在奥国气象学家汉（J．Hann）的权威学说下，逐渐形成一种成见，以为历史时期的气候是很稳定的，是根本没有变动的。一个地方只要积累了30至35年的记录，其平均数便可算作该地方的标准，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而且也适用于将来。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世界气候资料的大量积累，已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20世纪初期，这种错误的气候学观念，也影响到物候学上。英国若干物候学家之所以组织全国物候网，就是企图求得一个全国各地区的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可以应用于过去和将来，如我国《逸周书》所说的，年年是“惊蛰之日桃始华……”实际不是那么简单，我国历史书上充满了物候古今差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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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历史上的物候记录，能否证明可以获得永久性的物候指标呢？我们先从西洋最长久的实测物候记录来考验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英国马绍姆家族祖孙五代连续记录诺尔福克地方的物候达190年之久，这长年记录已在《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上得到详细的分析，并与该会各地所记录的物候作了比较。著者马加莱从7种乔木春初抽青的物候记录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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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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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种乔木抽青的迟早与年初各月（1—5月）的平均温度关系最为密切，温度高则抽青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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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候迟早与太阳黑子周期有关，1848年至1909年间，黑子数多的年份为物候特早年。但从1917年起，黑子数多的年份反而为物候特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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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近24年来北京的春季物候记录与此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北京物候也有周期性起伏。物候时季最迟是在1956年至1957年和1969年，而1957年与1969年正为日中黑子最多年。好像太阳黑子最多年也是物候最迟年。但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物候和太阳黑子关系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所在至今尚未研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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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马绍姆家族所记录的长期物候，我们也可将18世纪和20世纪物候的迟早作一比较。如以1741年至1750年10年平均和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平均，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始花的日期互相比较，则后者比前者早9天。换言之，20世纪的30年代比18世纪中叶，英国南部的春天要提前9天。马加莱把18世纪中叶（1751—1785）35年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1891—1925）35年的物候记录相比，也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后一期的春天，要比前一期早得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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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的物候记录，即日本的樱花开花记录，虽是单项记录，而且有些世纪，100年当中只有几次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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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纪樱花开花日期是很不稳定的，9世纪比12世纪平均要早13天之多。上文谈到白居易（772—846）、张籍（768—830？）、苏辙（1039—1112）、陆游（1125—1210）诗文中涉及蜀中荔枝的时候，推论到古今物候不同，推想唐时四川气候可能比南、北宋为温和。从日本京都樱花开花记录看来，11、12世纪樱花花期平均要比9世纪迟一星期到两星期，可知日本京都在唐时也较南、北宋时为温暖，又足为古今物候和气候不同的证据。又在日本京都樱花开放的1100多年的记录中，最早开花期出现于1246年的3月22日，而最迟开花期出现于1184年的5月15日，两者相差几乎达四个节气，即最早在春分，而最迟在立夏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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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不但南北不同，东西不同，高下不同，而且古今不同。即不但因地而异，也因时而异，事实不像霍普金斯定律那样简单。为了预告农时，必须就地观测研究，做出本地区的物候历。我国各地的播种季节和收获时期，是经过劳动人民几百年以至1000年以上与自然斗争才摸索到的，也就是依据当地的气候和物候确定下来的，如要有所变更，必须经过精密的调查、实验和全面的考虑。若贸然行事，便会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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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以农谚预告农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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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主要是为了掌握农时。所以汉文“秋”字从“禾”旁，《说文》把秋字当作禾谷熟解释。德文秋字和收获同为一个字，英文秋字的意思即是落叶。可见人类区分季节的时候，就和农事有关。到后来，我国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就更明显地是为了掌握农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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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区农民掌握农时有很多的经验，有按节气为准的，也有根据物候为准的。这些都反映在农谚中。按节气耕种的农谚：如对于冬小麦播种，北京地区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华北南部是“秋分早，霜降迟，只有寒露正当时”。安徽、江苏是“寒露蚕豆霜降麦”，到了浙江便成“立冬种麦正当时”。对于水稻、早稻的播种期，浙江是“清明下种，不用问爹娘”。上海是“清明到，把稻泡”。晚稻的播种期，湖北黄冈是“寒露不出头，割田喂老牛”。对于棉花的播种期，北京地区说：“清明早，立夏迟，谷雨种棉正当时。”北方棉区（河北、陕西等省）说：“清明玉米谷雨花，谷子播种到立夏。”南方棉区说：“清明种花早，小满种花迟，谷雨立夏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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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动植物的物候为耕种指标的农谚：如对于冬小麦播种期，四川绵阳专区有“雁鹅过，赶快播，雁下地，就嫌迟”；“过了九月九（农历），下种要跟菊花走”；“菊花开遍山，豆麦赶快点”。对于棉花的播种期，华北有“枣芽发，种棉花”。诸如此类的农谚很多，不再列举。可是节气是每年在某一固定日期不变的，而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所以，按物候掌握农时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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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该文原载于《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收入《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时，据作者生前亲笔改本。收入本书时，从改本，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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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选自《论新月令》，原系1931年5月9日在气象研究所讨论会上演讲稿，后刊载于《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93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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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雨水条下；又《观象丛报》第一卷《晓窗随笔》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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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选自《论新月令》，原载于《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93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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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嘉谟《月令粹编》卷二十三，《月令考》第17—29页，嘉庆王申琳琅仙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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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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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陈留、谢肇淛《五杂俎》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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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陆务观《老学庵笔记》卷六，按蜀中现时亦秋雨多而春雨少，与长江下游不同，而与放翁所云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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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嘉谟《月令粹编》卷二十三，“月令孟春之蛰虫始振”句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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