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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选的文章或章节，凝聚在气候这一视角，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先驱之一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近现代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欧洲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出现在本书中的作者，除读者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堪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 • 理查兹（John Richards）、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他们都在环境历史方面富于建树，为环境历史研究拓宽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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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宗旨，在于向读者展现一个更为新颖、更为宽广的史学天地，让历史爱好者可以通过环境历史这一全新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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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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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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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9）
:20世纪初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提出著名的气候决定论理论。1917年任美国生态协会主席，1923年任美国地理协会主席，1934—1938年任美国优生协会主席。终其一生，亨廷顿教授都在寻找和研究可以证明气候对人类历史影响的地理方面的证据，这对后来的环境历史的兴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著作有：《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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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F • 理查兹（John F. Richards）（1938—2007）：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莫卧儿王朝》（The Mughal Empire，1993）；《无边无际：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历史》（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2003）。曾协助成立了美国阿富汗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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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1930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6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他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耆宿，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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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环境历史的第二代重要学者，开启了“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改造”的环境历史研究领域。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现为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地理、美国研究学院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哥伦布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1972）、《生态帝国主义》（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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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现任英国沃里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南亚史教授，在南亚环境历史和印度的后殖民后帝国时代的历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著有《饥荒：社会危机和历史变化》（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1988）、《殖民身体：19世纪印度医学和传染病》（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1993）、《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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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12卷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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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斯 • 詹金斯（Gareth Jenkins）：著名中亚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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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博（Robert B. Marks）：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世界的起源：15世纪至21世纪全球生态述评》（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9），被美国多所大学当做世界史的指定教材；《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1998），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著；《中国：她的环境和历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12），是目前最为完备最好的中国环境史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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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全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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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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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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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天气，这并非偶然。美国的新英格兰人抱怨东风的到来1，中国人耐心等待着第一场春雨唤醒已经播种的土地，阿拉伯人一遇见陌生人就会询问雨到底下在了何方。同样的，埃及人谈论着尼罗河的涨潮，爱斯基摩人和朋友聊天时，很可能讲到可怕的零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然而，聊聊天气，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要说它内在的含义，没有什么比气候更能直接并严重地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了。如果说，人们受制于现今气候的影响，那么它恰恰印证了，不管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任何的气候变化都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到这一点，众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还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在开始讨论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气候变迁。柏拉图（Plato）和一些学者谈到，古代希腊的气候比他们那一时代的要更为潮湿，森林植被也要比他们那一时代多很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声称，丢卡利翁大洪水（flood of Deucalion）2是个周期性的大气现象。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像冬天会每年准时到来一样，极冷的天气和大降水也会在经过长时间后再次发生。换言之，他明确了气候脉动变化理论（theory of pulsatory changes of climate）。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一理论鲜有提及。很多人更愿意喋喋不休地争论地球是在逐渐变干，还是逐渐变冷，抑或是逐渐变热。然而，那些争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气候遵循着缓慢的有规律的变化趋势。现在，却有一个让本文作者重新思考气候脉动理论的好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追赶上古希腊人的脚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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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的确意识到了客观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气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更相信气候大体上是缓慢变化的，反对气候脉动理论所彰示的迅疾而深刻的影响。这个态度，在《地理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作者是密苏里大学的奥姆斯特德教授（A.T.Olmstead），他探讨了气候对一国国民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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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人们就承认气候对人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气候对一长期居住在某国的国民的重要影响。埃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探讨气候研究在历史上的意义。在那里，气候又干又热，自然降雨实在是微乎其微，作物生长必须依赖尼罗河的涨潮。众所周知，尼罗河的涨潮是有季节规律的，而埃及一年四季的气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降水量也几乎为零，严重影响了土地肥力，每年仅有少量的主要农作物产出。这一切客观条件要求大量的体力而非智力上的投入。缘于此种气候条件，我们在埃及农民身上找到了这样一种性格特征：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仍然像生活在古代一样，只关心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个体生存，进而建立家庭。然而，对于埃及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性格特征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在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统治者都来自于外国，相应的，他们保留了异国的性格特征。但是，我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这些埃及的外族统治者们并未适应埃及的气候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渐变得虚弱无力，最终被当地埃及人消灭掉。换句话说，埃及的气候对埃及的辉煌文化的缔造者们，造成的却是负面的影响。历史意味着进化，然而，那些埃及农民身上所凸显出的气候作用下的停滞性格特点，值得被历史学家重视，以后的学者也许可以将他们的存在与更深远的历史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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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埃及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入侵者，而本土的埃及农民有史以来就保留着同样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地理学家就只好同意历史学家的论调了4。但是，当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埃及的入侵者，能够获得必要的财富、智趣和其他机遇来发展他们的禀赋，从而变成伟大的统治者？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观点就会大相径庭了。地理学家中同意气候脉动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气候脉动的变化，导致埃及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形成了周期性的外敌入侵和无政府混乱状态。另外，还有一个相对应的结论，不利的气候特征一旦被有利的气候特征所取代，那么人类社会又将重新繁荣进步起来。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外敌入侵和所有的繁荣，都和气候变化有关联，只是在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上，气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并不想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后面两章《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和《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谈及。我希望，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目前研究的问题上，那是整个事物的关键所在。如果奥姆斯特德教授可以代表现代历史学家的新生代，他们的学说关注点应该和地理学家一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候脉动变化理论的真实性。奥姆斯特德教授的文章后几页，在否定了脉动理论之后，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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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检验关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否成立。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阿拉伯沙漠曾经比现在更宜于居住，更肥沃，更易于通行。很多的例子证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关于人和气候关系的最终结论是，在历经无数岁月之后，气候对一国国民的人口数量的影响是明确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得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以往的人口变动可以证明负面影响这个看法。目前，气候脉动的理论似乎占据了历史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一再否证这一论调。所以，历史学家是不能采用气候理论的，除非仅仅是作为他的历史大背景的研究之用。诚然，对于个别具体事件的影响，地理上的其他因素似乎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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