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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上述差异，相距遥远的亚洲西部和加州这两条曲线的相似性的确令人惊叹。特别是公元元年，公元1000年和1600年。二者的吻合绝不是偶然，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这两个曲线的证据资料，分别来自于世界上相隔六千多英里的各个角落，其中的一条曲线（亚洲曲线）的数据来源很分散，根据零碎资料汇总而成，我个人的解释成分很大。而另一条（加州曲线）则是完全依据两三千年的资料绘制的，不含个人的评判。然而，两条曲线却十分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都完全吻合。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第一，过去气候的情况和现在有所不同；第二，以几个世纪为周期乃是规律的气候脉动；第三，东西半球的气候脉动实质上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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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结论可以站得住脚，那么气候的脉动就成为解读历史的一种全新角度。但是，至于它有多么重要，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于地理学家而言，特别是关注气候这一方面的地理学者而言，气候脉动比它实际的作用可能要显得更重要。因此，我希望严谨的历史学家，可以公正地运用气候脉动这一理论。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气候脉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产生了影响。接下来，我应该简单地谈一下干旱加剧，而不是干旱减轻对人类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前者作用更明显，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篇幅有限。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我对亚洲的讨论是基于精确树测量的加州的气候曲线，但要让它比笼统推论的亚洲曲线更能接近事实真相。我意识到我的论点非常理论化，但是在一切重大的科学问题的早期，没有什么比理论更能备受争议了。我在《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一文251页中写了这一观点：“从原理上说，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古老王国，遭受不利气候变化之后，似乎都会出现人口锐减，战争，迁移，推翻旧王朝，文明衰落。而有利的气候变化，使得古老王国可以扩张地盘，变得强大，从而发展艺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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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经济上。目前，像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国家，每隔几年就受到严重的庄稼歉收的影响。过去一个世纪以来10，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气候变化，甚至现在的情况可能要比19世纪初更为有利。然而，希腊的饥荒依然盛行，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变动。如果一个国家像希腊一样，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是人口稠密地区，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风调雨顺的好气候，就算是不会产生饥荒，新增人口也会给土地增加极大的压力。一个人口繁多的社会就要和不利天气进行对抗，以求生存。然而，长期的粮食歉收会迫使人们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也导致了本地居民力量逐渐衰弱，给外邦人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国家的购买力减弱，贸易凋敝，它曾经的商业伙伴就会开始寻求新的贸易渠道。我们知道，一国的购买力完全依赖于一国的自然资源，在古代，所有的国家资源其实就是农产品，所以庄稼的减产，就会导致外贸不旺，最终毁坏整个国际间的商业关系。然而，大量的降水却会产生出完全相反的效果。我们从纪念碑和碑文上可以看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易，在公元前7世纪处于最兴旺的时候，那时正是亚述人权力鼎盛时期。再比如，当罗马帝国处于帝国扩张的黄金时期，即在公元元年前后，在亚洲的干旱地区，穿越沙漠的商队生机勃勃，而且延续了好几百年。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有利条件促成了这个时期的繁荣，但是粮食的长期稳定的产量，对于国家的繁荣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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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变化在农业上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农业人口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税收系统是基于一个农业收成良好的时期而制定的，那么当情况恶化时必然导致冲突。政府官员肯定要纳税人继续上交以往规定的数额，农民则声称他们已经无力缴纳以往的税收。然后，就像土耳其在最近干旱时期经常表现的一样，官员和他的走狗们就强力征收税款，不惜使用暴力勒索。这样的行径，如今我们经常在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那里有所目睹，那里的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人群的生活尤其困苦，少许利益就可以收买并随意驱使他们。在我看，似乎国内的民变和骚乱，都是由长期的粮食减产所致。就像其他很多例子一样，客观环境本身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一旦人为的因素掺杂进来，比如说掺杂了卑鄙的统治者的欲望，客观环境就有可能产生出巨大的后果。如果所有人都满足于现状，那么起义者似乎很难最终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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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的粮食减产引起的不满，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光是政治方面，其他方面亦如此。宗教遭到诽谤，在此情况下也是必然结果。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贫穷，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神没有别的人的神那么强悍，或者他们现在的宗教形式有问题；还有一部分人把他们的痛苦归因于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太脆弱，不能继续信奉他们原有的宗教。所以，痛苦和迫害也很容易滋生出来，那些对旧的宗教已经产生不满的人，很容易接受新宗教的热情分子的言论。穆罕默德（Mohammed）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发起于7世纪上半叶，正值中东遭受着漫长干旱的最严重时候，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一天才人物，这样的干旱气候可能也不至于摧毁旧有的习俗。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因为长期干旱导致的不满和叛乱，穆罕默德恐怕也只会白费功夫，因为他要说服一个个安于现状而非早已渴望变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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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谈论的是国家内部情况，即恶劣的自然气候与国家衰败之间的关系，外部的情况同样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两国之间发生纷争，若两国的国民都有不满情绪，就很容易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是这样对外入侵也就越是频繁，因为统治者觉得避免国内麻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战火烧到敌国去。以中亚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作例子，长期的干旱气候，导致他们时常要面临着饥饿或者迁移的选择，对于长期处于游动状态的人们来说，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当他们越过边境线游荡到邻国的国土时，战争，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似乎总是不可避免。草原和水对所有的人来说，永远是不够的，某些人注定要搬走。每一次迁移总会导致新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而每次的迁移可能要持续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久，漫长的迁移使得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新的大陆，离最初的家园远达几千英里。如此的民族迁移中的一些事件，也就是最终压垮了希腊、罗马帝国的原因。有人说，如此大规模的迁移，很有可能并未发生气候上的变化，可能仅仅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所致。但那必须是人口压力很严峻，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而这一点似乎并不太可能。如果一个地区的草场逐渐退化，牲口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的话，人们还是不太会选择迁移的，特别是这场迁移要持续五六个世纪之久，从基督时期一直到穆罕默德时期。在图1.1中，我可以确定，7个世纪以来的降雨量的缩减程度，并没有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么厉害，可能因为受限于可供研究的公元前的树木数据之少，所以可能导致公元前400年到200年的降雨缩减的程度显示得比较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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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另外两起事件，和野蛮人的入侵十分相似，尽管入侵的时间并不是持续很久。根据现有资料，人的雄心和伟大气魄，要比上述的野蛮人入侵更显其重要。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中亚和世界上其他同样纬度地区的气候，似乎逐渐变得干旱起来。又一次，苦难和不满占据了中亚的帐篷。在穆罕默德时代，当时没有伟大的统一行动，但是到了这时，对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人就不一样了。成吉思汗，看起来并不比跟他一样的蒙古人更加野心勃勃，或者更有能力，但他生逢其时，当时的蒙古人承受着自然的考验，而这对他的崛起相当重要。因此，他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发动起草原上和荒漠上的所有部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亚洲大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一个半世纪之后，在14世纪最后的25年里，另一个亚洲的雄豪领袖帖木儿，赶超了他的祖先成吉思汗。在帖木儿时代，客观环境似乎也有利于他的扩张，经过半个世纪的恢复期以后，雨水再次迅速地减少，而帖木儿恰在那一时期开始了他的征战。我无法判定，干旱和征战的关联到底有多么重要，但是至少我们要先经过仔细考量，再对帖木儿和他的征战者盖棺定论。在那之后不久，一段同样的干旱时期，突厥人从他们寄居的小亚细亚地带出发，消灭了拜占庭帝国最后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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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时代，和我们以上讨论的时期全然不同，加州曲线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75年，表示的是一段有利的气候时期。尽管在公元元年，曲线达到了最低点，但比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的情况都还算好的。在200年的战争中，罗马帝国的特征与它之前和之后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那时，没有像迦太基那样可怕的敌人，威胁罗马帝国的存在，也没有像后来野蛮的歌特人从北方蜂拥而至，侵扰罗马边境。罗马大帝国只在专心扩展地盘，她的臣民为了个人的雄心壮志，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她和她势均力敌的邻居帕提亚古国争战不休，为的是争夺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一句话，这一时期的战争是属于繁盛状态下的战争，而非恶劣气候导致的，比如说处于半干旱地区的人们，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时，被迫大规模的迁移或者掠夺邻邦。相似情况也发生在亚述人身上，六七百年前，亚述人开疆辟土，国家繁荣，势力达到了顶峰，但亚述人的繁华、和平的日子，却没有罗马帝国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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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找到全部和有利气候状况相关的例子，我们无法断定，是否所有的社会昌盛都是和有利气候有关，气候能够或多或少影响一国的政治。但也许这就是最有价值的探索。通常，毫无疑问，相对于政治权力，或者是个人野心，或者是其他纯粹的历史因素，比如发现了铁器制作新技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等等，有利的气候环境很可能显得完全黯然失色。因此，虽然这个理论具备很大成分的真实性，如果仅仅是考虑客观环境的作用，我们不能期待气候脉动必然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然而，在很多迄今为止还没有考虑过环境因素的影响的历史事件中，还是很有可能搜寻到气候脉动的蛛丝马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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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各国的大战和人口大迁移，让我们再回到国内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干旱气候的变化方向如何影响到一国国民的。最主要的后果就是疾病，特别是潜伏式疾病，比如疟疾、痨病、神经衰弱，等等。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小麦，那么这些疾病就是筛子，把糠从小麦中分离出来。相比之下，那些重大的传染病虽然更为恐怖，但是也更容易研究。如果发生了瘟疫，它的发生时间和干旱的加剧有着某种关系，虽然这一问题到目前也没有答案。当然，我提到这一问题，并不是我有什么明确回答，只是想点明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是困扰学生多年的问题，那就是研究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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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下述两次史上最大的瘟疫，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第一个瘟疫，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大瘟疫疾病的循环，伴随着极端的自然现象，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公元542—592年），而吉本（Gibbon）11在他的大作的第四十三章，对这场瘟疫做了个明显错误的医学定义。”加州曲线显示出，这场瘟疫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一个漫长而严重的干旱时期的末期，那一段漫长的干旱始于公元一世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它很有可能对北方野蛮人入侵欧洲起到了重要作用，还铺平了伊斯兰先知的道路。公元7世纪和6世纪后半叶一样，也是一个大瘟疫流行时期，从我们的曲线判断，也是属于300年最干旱的时期，所以也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此后，气候停止了恶化，开始转好，瘟疫似乎也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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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可怕的大瘟疫，就是闻名于世的黑死病。这场瘟疫从亚洲褪去之后，于公元1346年或1347年席卷了南欧，尽管在现代时期，就算瘟疫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也还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另一大陆。早先的时候交通还很落后，瘟疫的传播应该更慢一些。我们先来看看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场大瘟疫的传播速度。在1798年，瘟疫在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脉地区流行，直到1819年或更迟，瘟疫才开始传播开来。1801年，瘟疫传播到了巴格达，1802年传到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1805年传到阿斯特拉罕（Astrakhan）12或其附近地区，1808年传到士麦那（Smyrna）13，1809年再次传到了君士坦丁堡。1813年，通过陆地传到布加勒斯特（Bucharest）14，通过水路传到马耳他。最后1815年，传到了达尔马提亚（Dalmatia）15和意大利的东北海滨。如果这场瘟疫的传播，从黑海的东边开始，到达亚得里亚海的北边，在一个通讯相对发达的时期，需要17年时间，那么，14世纪的黑死病需要跨过人烟罕有的亚洲沙漠，是上述距离的两倍或三倍，那么大概需要50年时间。因此，似乎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黑死病可能源起于正在闹饥荒的亚洲某些比较干旱的地区，时间上正好是处于从公元12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一段的干旱时期。根据加州曲线的显示，这个干旱时期一直到1300年才停止，从那时算起到黑死病登陆南欧，中间恰好隔了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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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不是唯一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疾病。疟疾，虽然没有瘟疫那样致命，但是却比瘟疫造成更为危险的后果。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并不会遭受严重的伤害。相反的，疟疾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一下子就杀死它的猎物，而是慢慢损耗他们的精神和活力。疟疾的大量存在，跟气候和地形有着密切关系。撇开疟疾的源头不谈，我要点出像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干旱气候是如何加剧了疾病的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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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在位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容易流行，这些国家的气候，在湿润和干燥季节来回跳动。除热带的一些地带保持持久的湿度，剩下的那些地区经常受到季节性洪水的困扰，这些洪水来势凶猛，但是去得也快，留下的是一堆数不清的死水坑和沼泽，成了“疟蚊”（传播疟疾的蚊子）的天堂。这些死水塘里通常有鱼，鱼吃蚊子的卵，降低了蚊子的数目，或者另一方面，活水会把大部分蚊子的卵冲到别处去。每当亚热带国家的气候变得干燥起来，对疟蚊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山上的植被开始锐减，先前固定住土壤的根须和遮盖土壤的落叶都已不在，土壤逐渐裸露出来，水土流失开始加重。发洪灾的小溪小河，一边携带大量的石头和沙子冲下山去，一边在沿河两边沉淀很多沙石，同时，水流沿无数条冲击形成的小水渠，向冲积平原的各处漫灌。当洪水逐渐平缓后，就形成了无数的水坑，有些则一直流到沼泽地边上，流水变得断断续续，也没有足够多的鱼生活在其中。这一切，都削减了活水河流的数量，增加了死水池洼的数量，蚊子大量繁殖，于是造成了广泛影响。美国政府消灭巴拿马疟疾的方法，即集中在消灭蚊子栖息地这一做法上，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气候变干对亚热带地区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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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16，疟疾在希腊和罗马流行。自古至今，它一直在这个地区活动，已经被看作一个孩子必然会得的疾病，就像我们看待麻疹一样。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的罗纳德 • 罗斯爵士（Ronald Ross），声称希腊一半的人口得过疟疾，意大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青春期的孩子，每年的秋天都会受到疟疾的威胁，他们长得又黄又弱，脾气变得很暴躁，寿命也缩减了。得过疟疾的人绝不会怀疑疟疾的严重危害性，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根治，在成年人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没有奎宁——现代社会作为治疗疟疾的专门药品，疟疾将是现在最厉害的潜伏性疾病。去过东方的旅行者，一定知道被疟疾折磨的病人是多么的痛苦，他们不断地呻吟，卧床几个月，没有丝毫体力，普通的体力活就会让人疲倦无力，只要有空马上坐下休息，张着大嘴喘气。医生们认为，一个国家，几个世纪来一直遭受疟疾的肆虐，每一代人当中约有一半人，都被这可怕的疾病蹂躏过，是无法寄希望于这样的国家，可以拥有创新精神和强大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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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煞费苦心的研究，古典作家琼斯先生（W. H. S. Jones）得出结论，在公元前400年的希腊，在公元前200年的罗马，疟疾还是个不为人知的疾病17。后来它突然出现了，接下来经过一个或两个世纪，疟疾变成了常见疾病。最初，它袭击成年人，表现出一种新疾病的症状，虽然具有传染性，但是不属于地方特性疾病。我们要补充说明，当时的希腊处在疟疾病源区的边上。但是到了后来，它变成了希腊和罗马特有的疾病，而且主要威胁到儿童，老人因为小时已经得过疟疾，所以具有了免疫力。要注意的是，疟疾的入侵，时间上与希腊、罗马各自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好处在同一个时期，当疟疾变成了当地的传染病后，至少是希腊，这一个古老名字上的光环，开始变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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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和琼斯都认为，在众多导致希腊和罗马灭亡的原因中，疟疾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希腊人变得越来越娇弱无力，而罗马人变得越来越野蛮，两个种族各自的气质特征，正是受到了疟疾的影响。这个例子是非常有根据的，没有人可以反对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希腊和罗马，那就是这个病理因素很有可能在人的心理变化上，在对由此导致的文明的衰败、人口的凋敝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现在的知识水平，很难断定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疟疾的爆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埃及的接触，还有引入奴隶，都有可能造成同样的负面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疾病在希腊和罗马的传播，特别是疟疾的传播，当气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似乎变得更为迅猛，而那时，正是气候开始变得干旱，地形、山谷以及溪流，都表现出干旱季节的特征——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繁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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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论：让我再从另一个方面解释，气候从相对潮湿、多雨、凉爽变化到干旱，这影响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大国称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入侵，以希腊为例，这些北方的亚该亚人（Achaeans）18于公元前1200年进入希腊，他们的南迁也许和气候干旱有关，我们在美洲和亚洲找到一些当时气候变干的证据。根据我们有限的数据，推测当他们到达希腊以后，气候整体上虽然有些波动，但还算比较十分有利的。直到3世纪中期以前，气候还是很温和的，此后气候突然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我们都知道，各个民族的人对气候环境都是非常敏感的，在美国北方，黑人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如果他们不回到美国南方去的话，也许黑人总数会越来越少。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不适合在美国非常干燥、光照强烈的地方生存，他们很容易受到皮肤和神经疾病的困扰，几代之后人口就会降到极低。相反，在美国多雨的西北角，和他们原来的生存环境非常相似，他们就很容易变得繁盛起来。进入希腊的北方入侵者也是一样，如果气候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国力就会日渐昌盛。而当环境变差之后，看不见的疟疾入侵，以及其他疾病，就会严重打击希腊人，使他们变得越来越羸弱，最后淡出历史舞台。这种冲击是如此强烈，他们根本没办法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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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共同起作用，引起国家衰落或繁荣。但是我要暂时搁下这个问题，不过希望历史学家们，可以做更多的调查，能独自消化所有必要的信息，最后得出充分的结论。我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不过我还是要重申，气候变化的脉动理论，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我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时期和程度的结论，可能还要做修正，但是从总体上说，我的结论似乎没有太大的错误。另外，我们已经展示出气候的脉动变化，直接或者间接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只有当气候脉动的影响能够彻底地被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评价其他的种种因素，在形成人类复杂的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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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美洲大陆的风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而从大西洋刮来的东风暂时逆转了这个趋势，人们普遍认为从大西洋吹来的东风带来了阴冷潮湿的空气和降水，对农业非常不利。因此，早期的北美殖民者新英格兰人，经常抱怨东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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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注：丢卡利翁大洪水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经典故事，传说人类到了青铜时代末期，变得贪婪和残忍，宙斯憎恶人类的所作所为，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把人类全部灭掉。在这场洪水中唯一幸免的两个人，分别是丈夫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他们听从了丢卡利翁的父亲普罗米修斯的警告，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箱子，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二人就躲在这个大箱子里，漂泊九天，最终到达帕纳萨斯山，躲过了这场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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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廷顿这一理论的完整描述，在其《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霍顿 • 米夫林出版社，1907年）一书中作了说明。在《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霍顿 • 米夫林出版社，1911年）一书中，还有其他杂志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1910年，第36期，657—686页）发表的《埋葬奥林匹亚》（The Burial of Olympia）一文，《种族发展期刊》（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0-1911年，第1期，460—481页）发表的《自然环境与当代土耳其》（Physical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urkey）一文等，得到进一步阐释。相关的主题，在《种族发展期刊》（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1911-1912年，第2期，256—281页）发表的《地理环境和日本性格》（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Japanese Character）一篇中也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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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T • 奥姆斯特德（A. T. Olmstead）：《气候与历史》（Climate and History），《地理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1912年，第10期，163—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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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者注：自公元前343年以来，埃及进入了长达2300年的外族统治时期，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大英帝国等，先后占领并统治过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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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注：帕尔米拉是在叙利亚中部的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市，位于大马士革东北215公里，幼发拉底河西南120公里处。是商队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巴尔米拉是该城的希腊语名字，来源于它最初的亚拉姆语名字塔德莫（Tadmor），意为“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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