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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找到全部和有利气候状况相关的例子，我们无法断定，是否所有的社会昌盛都是和有利气候有关，气候能够或多或少影响一国的政治。但也许这就是最有价值的探索。通常，毫无疑问，相对于政治权力，或者是个人野心，或者是其他纯粹的历史因素，比如发现了铁器制作新技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等等，有利的气候环境很可能显得完全黯然失色。因此，虽然这个理论具备很大成分的真实性，如果仅仅是考虑客观环境的作用，我们不能期待气候脉动必然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然而，在很多迄今为止还没有考虑过环境因素的影响的历史事件中，还是很有可能搜寻到气候脉动的蛛丝马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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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各国的大战和人口大迁移，让我们再回到国内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干旱气候的变化方向如何影响到一国国民的。最主要的后果就是疾病，特别是潜伏式疾病，比如疟疾、痨病、神经衰弱，等等。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小麦，那么这些疾病就是筛子，把糠从小麦中分离出来。相比之下，那些重大的传染病虽然更为恐怖，但是也更容易研究。如果发生了瘟疫，它的发生时间和干旱的加剧有着某种关系，虽然这一问题到目前也没有答案。当然，我提到这一问题，并不是我有什么明确回答，只是想点明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是困扰学生多年的问题，那就是研究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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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下述两次史上最大的瘟疫，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第一个瘟疫，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大瘟疫疾病的循环，伴随着极端的自然现象，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公元542—592年），而吉本（Gibbon）11在他的大作的第四十三章，对这场瘟疫做了个明显错误的医学定义。”加州曲线显示出，这场瘟疫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一个漫长而严重的干旱时期的末期，那一段漫长的干旱始于公元一世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它很有可能对北方野蛮人入侵欧洲起到了重要作用，还铺平了伊斯兰先知的道路。公元7世纪和6世纪后半叶一样，也是一个大瘟疫流行时期，从我们的曲线判断，也是属于300年最干旱的时期，所以也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此后，气候停止了恶化，开始转好，瘟疫似乎也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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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可怕的大瘟疫，就是闻名于世的黑死病。这场瘟疫从亚洲褪去之后，于公元1346年或1347年席卷了南欧，尽管在现代时期，就算瘟疫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也还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另一大陆。早先的时候交通还很落后，瘟疫的传播应该更慢一些。我们先来看看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场大瘟疫的传播速度。在1798年，瘟疫在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脉地区流行，直到1819年或更迟，瘟疫才开始传播开来。1801年，瘟疫传播到了巴格达，1802年传到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1805年传到阿斯特拉罕（Astrakhan）12或其附近地区，1808年传到士麦那（Smyrna）13，1809年再次传到了君士坦丁堡。1813年，通过陆地传到布加勒斯特（Bucharest）14，通过水路传到马耳他。最后1815年，传到了达尔马提亚（Dalmatia）15和意大利的东北海滨。如果这场瘟疫的传播，从黑海的东边开始，到达亚得里亚海的北边，在一个通讯相对发达的时期，需要17年时间，那么，14世纪的黑死病需要跨过人烟罕有的亚洲沙漠，是上述距离的两倍或三倍，那么大概需要50年时间。因此，似乎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黑死病可能源起于正在闹饥荒的亚洲某些比较干旱的地区，时间上正好是处于从公元12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一段的干旱时期。根据加州曲线的显示，这个干旱时期一直到1300年才停止，从那时算起到黑死病登陆南欧，中间恰好隔了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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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不是唯一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疾病。疟疾，虽然没有瘟疫那样致命，但是却比瘟疫造成更为危险的后果。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并不会遭受严重的伤害。相反的，疟疾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一下子就杀死它的猎物，而是慢慢损耗他们的精神和活力。疟疾的大量存在，跟气候和地形有着密切关系。撇开疟疾的源头不谈，我要点出像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干旱气候是如何加剧了疾病的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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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在位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容易流行，这些国家的气候，在湿润和干燥季节来回跳动。除热带的一些地带保持持久的湿度，剩下的那些地区经常受到季节性洪水的困扰，这些洪水来势凶猛，但是去得也快，留下的是一堆数不清的死水坑和沼泽，成了“疟蚊”（传播疟疾的蚊子）的天堂。这些死水塘里通常有鱼，鱼吃蚊子的卵，降低了蚊子的数目，或者另一方面，活水会把大部分蚊子的卵冲到别处去。每当亚热带国家的气候变得干燥起来，对疟蚊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山上的植被开始锐减，先前固定住土壤的根须和遮盖土壤的落叶都已不在，土壤逐渐裸露出来，水土流失开始加重。发洪灾的小溪小河，一边携带大量的石头和沙子冲下山去，一边在沿河两边沉淀很多沙石，同时，水流沿无数条冲击形成的小水渠，向冲积平原的各处漫灌。当洪水逐渐平缓后，就形成了无数的水坑，有些则一直流到沼泽地边上，流水变得断断续续，也没有足够多的鱼生活在其中。这一切，都削减了活水河流的数量，增加了死水池洼的数量，蚊子大量繁殖，于是造成了广泛影响。美国政府消灭巴拿马疟疾的方法，即集中在消灭蚊子栖息地这一做法上，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气候变干对亚热带地区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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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16，疟疾在希腊和罗马流行。自古至今，它一直在这个地区活动，已经被看作一个孩子必然会得的疾病，就像我们看待麻疹一样。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的罗纳德 • 罗斯爵士（Ronald Ross），声称希腊一半的人口得过疟疾，意大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青春期的孩子，每年的秋天都会受到疟疾的威胁，他们长得又黄又弱，脾气变得很暴躁，寿命也缩减了。得过疟疾的人绝不会怀疑疟疾的严重危害性，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根治，在成年人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没有奎宁——现代社会作为治疗疟疾的专门药品，疟疾将是现在最厉害的潜伏性疾病。去过东方的旅行者，一定知道被疟疾折磨的病人是多么的痛苦，他们不断地呻吟，卧床几个月，没有丝毫体力，普通的体力活就会让人疲倦无力，只要有空马上坐下休息，张着大嘴喘气。医生们认为，一个国家，几个世纪来一直遭受疟疾的肆虐，每一代人当中约有一半人，都被这可怕的疾病蹂躏过，是无法寄希望于这样的国家，可以拥有创新精神和强大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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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煞费苦心的研究，古典作家琼斯先生（W. H. S. Jones）得出结论，在公元前400年的希腊，在公元前200年的罗马，疟疾还是个不为人知的疾病17。后来它突然出现了，接下来经过一个或两个世纪，疟疾变成了常见疾病。最初，它袭击成年人，表现出一种新疾病的症状，虽然具有传染性，但是不属于地方特性疾病。我们要补充说明，当时的希腊处在疟疾病源区的边上。但是到了后来，它变成了希腊和罗马特有的疾病，而且主要威胁到儿童，老人因为小时已经得过疟疾，所以具有了免疫力。要注意的是，疟疾的入侵，时间上与希腊、罗马各自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好处在同一个时期，当疟疾变成了当地的传染病后，至少是希腊，这一个古老名字上的光环，开始变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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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和琼斯都认为，在众多导致希腊和罗马灭亡的原因中，疟疾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希腊人变得越来越娇弱无力，而罗马人变得越来越野蛮，两个种族各自的气质特征，正是受到了疟疾的影响。这个例子是非常有根据的，没有人可以反对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希腊和罗马，那就是这个病理因素很有可能在人的心理变化上，在对由此导致的文明的衰败、人口的凋敝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现在的知识水平，很难断定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疟疾的爆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埃及的接触，还有引入奴隶，都有可能造成同样的负面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疾病在希腊和罗马的传播，特别是疟疾的传播，当气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似乎变得更为迅猛，而那时，正是气候开始变得干旱，地形、山谷以及溪流，都表现出干旱季节的特征——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繁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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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论：让我再从另一个方面解释，气候从相对潮湿、多雨、凉爽变化到干旱，这影响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大国称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入侵，以希腊为例，这些北方的亚该亚人（Achaeans）18于公元前1200年进入希腊，他们的南迁也许和气候干旱有关，我们在美洲和亚洲找到一些当时气候变干的证据。根据我们有限的数据，推测当他们到达希腊以后，气候整体上虽然有些波动，但还算比较十分有利的。直到3世纪中期以前，气候还是很温和的，此后气候突然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我们都知道，各个民族的人对气候环境都是非常敏感的，在美国北方，黑人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如果他们不回到美国南方去的话，也许黑人总数会越来越少。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不适合在美国非常干燥、光照强烈的地方生存，他们很容易受到皮肤和神经疾病的困扰，几代之后人口就会降到极低。相反，在美国多雨的西北角，和他们原来的生存环境非常相似，他们就很容易变得繁盛起来。进入希腊的北方入侵者也是一样，如果气候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国力就会日渐昌盛。而当环境变差之后，看不见的疟疾入侵，以及其他疾病，就会严重打击希腊人，使他们变得越来越羸弱，最后淡出历史舞台。这种冲击是如此强烈，他们根本没办法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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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共同起作用，引起国家衰落或繁荣。但是我要暂时搁下这个问题，不过希望历史学家们，可以做更多的调查，能独自消化所有必要的信息，最后得出充分的结论。我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不过我还是要重申，气候变化的脉动理论，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我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时期和程度的结论，可能还要做修正，但是从总体上说，我的结论似乎没有太大的错误。另外，我们已经展示出气候的脉动变化，直接或者间接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只有当气候脉动的影响能够彻底地被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评价其他的种种因素，在形成人类复杂的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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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美洲大陆的风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而从大西洋刮来的东风暂时逆转了这个趋势，人们普遍认为从大西洋吹来的东风带来了阴冷潮湿的空气和降水，对农业非常不利。因此，早期的北美殖民者新英格兰人，经常抱怨东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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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注：丢卡利翁大洪水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经典故事，传说人类到了青铜时代末期，变得贪婪和残忍，宙斯憎恶人类的所作所为，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把人类全部灭掉。在这场洪水中唯一幸免的两个人，分别是丈夫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他们听从了丢卡利翁的父亲普罗米修斯的警告，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箱子，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二人就躲在这个大箱子里，漂泊九天，最终到达帕纳萨斯山，躲过了这场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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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廷顿这一理论的完整描述，在其《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霍顿 • 米夫林出版社，1907年）一书中作了说明。在《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霍顿 • 米夫林出版社，1911年）一书中，还有其他杂志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1910年，第36期，657—686页）发表的《埋葬奥林匹亚》（The Burial of Olympia）一文，《种族发展期刊》（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0-1911年，第1期，460—481页）发表的《自然环境与当代土耳其》（Physical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urkey）一文等，得到进一步阐释。相关的主题，在《种族发展期刊》（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1911-1912年，第2期，256—281页）发表的《地理环境和日本性格》（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Japanese Character）一篇中也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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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T • 奥姆斯特德（A. T. Olmstead）：《气候与历史》（Climate and History），《地理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1912年，第10期，163—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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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者注：自公元前343年以来，埃及进入了长达2300年的外族统治时期，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大英帝国等，先后占领并统治过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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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注：帕尔米拉是在叙利亚中部的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市，位于大马士革东北215公里，幼发拉底河西南120公里处。是商队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巴尔米拉是该城的希腊语名字，来源于它最初的亚拉姆语名字塔德莫（Tadmor），意为“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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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者注：位于叙利亚沙漠边缘，距离胡姆斯50英里，曾经是个很著名的城市，后来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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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 E • 道格拉斯（A. E. Douglass）：《大树和天气循环》（Weather Cycles in the Growth of Big Trees），《天气评论》（Weather Review），1909年，第37期，225—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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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者注：罗林森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被世人誉为亚述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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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沃德（R. DeC. Ward）：《气候与人之间的关系》（Climate Considered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Man），纽约，1908年，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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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者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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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者注：爱德华 • 吉本（Edward Gibbon），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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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者注：阿斯特拉罕位于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汇入里海处，是阿斯特拉罕州的首府，人口504501（2002年）。这里曾是可萨汗国的首都，名阿提尔。这里有很多来自中亚的商人在此交易，甚至置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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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者注：伊兹密尔旧称，也被叫做士每拿。位于爱琴海伊兹密尔湾东南角，为土耳其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士麦那为伊兹密尔省首府，全市共分9区，据2007年统计，人口3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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