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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对气候的态度和天气的变化，有三种相对独立发展的传统看法。第一种，是皇家统治者声称的所谓责任，这大概是从国王和祭司两重角色发展而来的。第二种，是理想的阴阳二重性的理性分析，它最终和五行说融合成了机械主义自然观。第三种，对动物行为和植物生命循环，随季节气候变换的观察。在那个时期，中国已经进入秦汉的统一大帝国，三个气候传统，最后融合成一个理论，就是宏观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互勾通。发展到这一理论，大概反映了帝国统治的惟一性，以及儒学文化在中国的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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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阴阳五行感应说，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关于宇宙秩序相统一的理论。整个宇宙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中，如果有任何部分出现偏离，那么宇宙的平衡秩序将会打破。因为人类世界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自然领域中的变化会对人的领域造成影响，同样，任何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国家统治者的作为（据说他们要比普通人更具自然力），会引起自然领域的变化。普通的气候变化，还有地震、日食、月食等等，都被认为是打乱了系统平衡。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是打乱平衡的原因。因此，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被认为要对环境的变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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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相互影响的理论，使得前述三种不同观点，即对于气候和天气的看法，融合成为一种观点。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统治者要在自然和人类之间，起到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使宇宙维持平衡状态。第二，要把气候的变化、动物的行为和植物的生长，联系在一起进行记录。第三，需要建立起一个机械观的体系，来解释自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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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宇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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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这个融合后的宇宙论是很具吸引力的。它在中国大一统的前夕产生，不久，秦汉帝国就建立起来，统治了整个中国，一些百科全书著作随即编纂成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的是证明一个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多国割据、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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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宇宙理论最终推向高峰的人，是公元前2世纪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如在最著名的《春秋繁露》中谈到，气候变化的不正常，天体运作的不正常（包括月食、日食），还有其他怪异现象（连体婴、变性人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错误行为的征兆。比如，如果一个皇帝有太多的嫔妃，或者对某些妃子的亲属特别宠信，那么他就会受太多的女性影响，也就是太多的阴元素的作用。体现在人类社会上，就是过多的降水，因为水在阴阳体系中表示女性元素。以同样逻辑，董仲舒指出，如果对罪犯惩罚过度，或处死过多，就会在秋天引起严重的恶劣天气，因为惩罚概念和秋天概念，在五行说中都是与“金”联系在一起的（Hsiao 1979：5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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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释立足于，认为不同的独立的现象之间能够相互产生联系，从而开启了两种可能的方式，用以修复或纠正被打乱的宇宙平衡。一个方式是巫术。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建议这种方法，比如为了保证一个温和的春天，既有足够的雨水，又不至于过多，就可以将一个用泥土做的绿色的龙放在城东。因为东方、绿色与春天，在五行学说中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龙当然和雨水联系在一起（Loewe 1994: 142—153）。它们的象征关系，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了今天。农用黄历书每年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第一页通常包括一幅画，要么就是春天的龙，或者是一只“春牛”，它的身材大小和形状、面孔方向等等，都是经过细心描绘的。它既指导人们怎样耕作就可以带来好天气，又是对农忙时节降雨的一个预告。没人闲得没事了要去问究，到底是谁做了这样的预告？或者预言是否得到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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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打破宇宙平衡的纠正方式，就是归咎于违法者，因为他们的错误行为，被认为是脱离了正常的平衡状态。在整个汉朝时期，宰相经常被指责，认为他们要对旱灾、流星、日食、洪水、瘟疫等等负责。皇帝则会遭到有勇气的官员的指责，他们会上表提醒朝廷，一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发生了，而皇帝的错误行为要为此负责。甚至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会找这样的借口来弹劾旧的势力（Loewe 1994： 88—97; Henderson 1984: 24—28）。总之，一旦人们有了这个信念，社会舆论就会越扇越旺，最后变得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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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然秩序的变化暗示政治上的成败，这一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在公元2世纪之后，董仲舒主张的学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千年里，官方的断代史书通常会有一个特别章节，记载不同寻常的现象，它们经常被认作天象示警，这其中很多记载都和气候有关。有严峻的长期的寒冷和酷热，格外长的雨季，提早到来的霜冻，或者是降雪，和季节不相合的炎热或者寒冷，大旱，频繁的台风，某些植物过早开花，候鸟过早迁徙。还有其他现象，都会被记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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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气候记录运用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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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历史上面这些气候记录，对现代学者来说实际上非常有用，因为它们记录了详细的时间和地点。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时期，因为长期的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周朝的祖先们，公元前15世纪到前14世纪，在他们向南移到渭河河谷之前，所活动的地方好像是被北方的其他部落占据着。当时的印欧大陆上，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徙事件，比如印欧人从故地迁移到了印度（Hsu and Linduff，1988: 50—54）。另一个例子是，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地入侵中国中原。同时，中国汉人也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向南迁移。我用官方记录建立了三个表格，描述从公元1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末的寒冷天气，其中一个表格建立在北朝的资料上，另两个是建立在南朝的资料上（图8.1）。这些图表表现出两个寒冷气候期的平行曲线。南方比起北方，曲线表现的较为温和，寒冷天气的时间也较短（Hsu and Sun 1987: 243）。我研究的这条大致的曲线表明，在那个时间段内，中国北方长时间的寒冷，促使了北亚草原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内地。这一系列的事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促使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对复杂社会形态造成覆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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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公元90年至590年中国历史上观察到的寒冷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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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历法制订和天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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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传统的宇宙相互作用的学说，面对严谨的检验和分析科学标准的质问，就无法成立了。然而，在过去，如果某些天气的形势被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么就一定得有道德上的解释。古代中国由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明确天气的形势并试图解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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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制订，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可以被看做是对社会记忆的运用，将客观环境与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在一片四季分明、季风和季风雨、西伯利亚低压影响的农田里，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耕种，什么时候春雨会到来，什么时候土壤会封冻。商朝的占卜资料清楚地表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2世纪的商朝人，已经发展出阳历—阴历的历法。阳历一年有365天。阴历每月有29天或30天，闰月是每三年、每五年、每九年加一次。这样，就使得一年有四季，有十二个月或多加一个闰月，每月的十五或者十六日，都是圆月。历法的日期标注了气候变化，包括冬至和夏至，春分和秋分，还有其他的节气。阳历一年被分成24个节气，为了检查历法的准确性，天文学家在每月的最后一天观察日食，在每月第15个晚上观察月食。至日的精确度依据每日测量晷影的长度，直到最准确的时刻被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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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种简单的天文计算最早是何时开始实施的。商朝的历法，看起来却似乎更精确一点，而且被后来的历法结合进去，只做了些微的改动。在中国历史上，历法的连续性从来没有被打破，诸如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被突然打乱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历法的严谨制作，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中国的天文学相应地成了它的副产品，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是它的副产品。所以，对气候规律性的严谨研究，始料未及为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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