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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些欧洲人,曾经到过热带山地,比如东非肯尼亚的白色高地,但他们通常停留得都很短暂。不过,也有些是例外,在哥斯达黎加的高地居住的主要居民,是欧洲白种人的后裔,那个国家符合“新欧洲”的标准。但它也仅仅算是一个例外而已,而且是个很小的例外,它的总人口只有250万人。按规律说(而不能说是定律),虽然欧洲人也许把热带征服了,但他们没有能够把热带欧洲化,甚至那些和欧洲气温相似的乡村地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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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吸引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热带地区,是又热又湿的地方,而且欧洲人对这些地方的热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非洲的热带和美洲的热带,可以生产染料、木材、胡椒、糖,还有其他经济作物,以及奴隶;南亚,包含着广阔的肥沃土地,成千上万的物种生长在那里,当地居民们用原始的技术,支持了本土人和外来的入侵者头领的生活。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热带地域,欧洲人的确发了横财,但是,通常都不能在那些地方建立起永恒的欧洲社区。从长时段看,湿热的热带为欧洲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资源,但是他们的胃囊无法装下热带所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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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热带大部分地区,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欧洲人来说太热太潮了。不过,比之让入侵者热得浑身汗淋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那里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敌人。亚洲人和他们的植物、动物,以及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村庄、城市,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他们已经经受了各种细菌、虫子、昆虫、锈蚀、霉菌等等,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东西的考验。亚洲人,随着这些疾病的进化,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相应的,他们已经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完全适应,而且可以顺利地繁育下一代,使之不受这些寄生虫疾病等等的影响。相比之下,欧洲的小灾小病,比起南亚丛林中那些东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身体被疟疾、腹泻、痘疮、痔疮,还有种种“疑难病症”不断地袭击着。比如霍乱,在印度就很流行,“一次一又一次的袭来,让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把整个人都掏空了”。(这种疾病在果阿3尤其危险,因为据说当地妇女有无止境的情欲,可以把男人们都“磨成粉末”,最后就像灰尘一样被扫地出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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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欧洲人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女人是最核心的难题。这里说的不是东方的妇女,而是西方的妇女。当西方的女性知道了殖民地的酷热,疾病,奇怪食物等等,正在东方等着她们;而同时,欧洲男人在那里很容易找到很多小老婆,于是没几个西方女性愿意开始危险的旅程,绕过好望角,去亚洲建立家庭。对一些欧洲男人来说,可能他们很渴望苏伊士以东的生活,“那里没有十诫,男人的渴望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对一个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凭什么愿意从欧洲跑那儿去?欧洲人在亚洲的后代,通常是混血的(有一个在英属印度广为流传的笑话,说印度是欧亚人的母亲)。作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的混血后代,混血儿通常更容易学习他的母亲所讲的语言,以及文化,而不是他的父亲那一边的。而且,欧洲人对欧亚混血儿本身就不太信任,也不太愿意理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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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亚洲热带的欧洲入侵者,他们的难题,就和1500年前到达圣地的十字军一样,他们所渴望的地方,已经完全被当地人占领。从欧洲派到东方的人数,远远赶不上当地的人口数,而且体力上的耐久程度,文化上的强势程度,都比不过当地人。那些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等等,在稻田里播种的方式(特别是大米,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传入欧洲),和欧洲人一样,都完全依靠同样的牲畜(尽管人均拥有量小于欧洲),而且,为了保持健康,既要和同欧洲一样的寄生虫作战,还要面对一些欧洲所不知道的厉害的疾病。我们暂且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放一边,这两者都是旧大陆新石器革命的孩子。所以,欧洲人针对亚洲人的优势,就显得非常微小了,尽管有了像新加坡、巴达维亚那样宏大的城市,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建立和统治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个巨大的贸易点而已,那里的白人居民,不过是住在岸上的水手和货物管理员,尽管他们在那里一待就待上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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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几个是处于湿热的非洲,当欧洲人到达那里时,从理论讲,欧洲人攻克非洲人要比攻克亚洲人更容易一点。然而,对非洲的征服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非洲的生态系统非常的繁茂、富足、原始,除非科学和技术作为武器加入到殖民活动中,才能够让入侵者彻底开发这些个地方。欧洲人并没有接受更新世6的雨林的挑战,以及所必须的相应的装备和知识。编年史学家留下了关于欧洲人1555年进入到西非探险寻获象牙等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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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带了三十个人,去寻找大象。我们的人都装备停当,有火绳枪、长矛和长弓、弩,有游击队员,有长剑、短剑和盾牌。我们发现了两头大象,我们发射火绳枪,还有长弓,但是它们还是逃开了,而且还伤了我们的一个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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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伤了一个人?他们的第一次探险,巧恰赶上了温和的大象,那真是他们的福气!白人一直等到19世纪,当大量的便宜的奎宁和连发枪普遍销售后,才能在非洲为所欲为。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种的庄稼,长得非常不好,很多都长烂了,要么就是被昆虫和各种饥饿的动物包括大象给毁了。如果播种的禾苗侥幸长起来,那持续不变的热带的白天日照长度,又会给殖民者以错误信号,或者干脆啥信号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热带的植物应该在什么时候开花,在什么时候结果,庄稼有时候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在圣多美8,早期的葡萄牙人发现,小麦“只长叶子不会抽穗,长高以后不结果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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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养的牲畜,在西非的生长也不好。当地的寄生虫和疾病,特别是锥虫病,几乎能完全把欧洲的畜种消灭掉。当白人到达非洲海滨,发现西非有一些本土牛群,一个个体型矮小,肉质“又干又瘦”,产奶也很少。二三十头牛,还不能满足“十七世纪驻扎在西非的荷兰殖民长官的餐桌”。至于马,除非引进,在西海岸或者近郊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欧洲的马在那里活不长,而且无法在热带的湿热气候下繁殖。不过,葡萄牙人倒是做了件好事,把马带到了西非海滨,用来换取金子、胡椒,还有奴隶。有一些马,的确能在苏丹草原边上的丛林深处活下来,但是它们长得“非常矮小”,“一个高个子的人骑在它背上,会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要蹭到地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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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抵御欧洲人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疾病。黑尿热、黄热病、登革热、痢疾,还有所有的肠道寄生虫病,它们的破坏力量,从欧洲殖民的早期到后期,都是很大的。若昂二世国王(King João II,1481—1495),派了他家的一个护卫,一个马夫,一个宫廷弩手,还有一些仆人(共8个人)去非洲,到非洲后沿着冈比亚河去见曼迪(Mandi)国王。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适应那里的环境”11。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士兵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毙命,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12。过了两代人,约瑟夫 • 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 II)去开发刚果,近乎疯狂地工作,差点丧命。在给比利时国王的报告中,他说他带去的人发烧和痢疾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部下,都是在合同期没完之前就被送回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刚果”,“看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才能在非洲完成他们的三年期劳务合约”。“上帝禁止我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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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欧洲来说,乃是囊中之物,但是,它却灼伤了那双企图抓住它的双手。巴罗斯的若昂(João de Barros),16世纪时站在圭亚那海岸,富有深情地表达了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者面临的困境。他凝视着非洲,一个富足的诱人的但是无法获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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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我们的原罪,或者是上帝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裁决。当我们独自地前进进入到埃塞俄比亚,神就让一位令人可怖的天使,手握着致命的热病这一宝剑,防止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去凯觎它花园里的源泉,让从那里流出的黄金之河,从我们征服者的脚下流到大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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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初,外来者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地,开始显现颓势。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输送犯人到美洲乔治亚(做苦役)的权力,犯人中有一些就被押送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但是,这个判刑经常被证明了是要命的,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说,这无异于判处死刑,不过是戴了一副讽刺的“仁慈面具”而已15。还有些英国罪犯,被送往那些“新欧洲”的胚胎之地,比如波特尼湾(Botany Bay)16,相对说,他们在那里还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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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试图加速结束奴隶制度,阻止种族冲突,把自由身份的黑人运回西非殖民地,比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废奴主义者这样做,只能说明虽然黑人有非洲的基因,但是缺乏一个非洲的童年经历,他们所剩下的,对抵抗非洲的病菌来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黑人外壳。在塞拉利昂,自由之省的第一个年头,白人死了46%,而新迁移回来的黑人也死了39%。在1820年到1843年之间,返回利比里亚的几乎全部是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中的21%的人口,在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就死掉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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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非洲所遇问题的大部分,在美洲热带也同样遇到了,只是后者的程度稍微轻一点,在西印度群岛,阿克斯塔的乔塞(José de Acosta),在16世纪曾有这样的抱怨,小麦“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但是高低不一样,完全不能收割,种子一播下去,有结了干瘪穗子的,有挂了饱满麦粒的,有长得像茅草的,也有的长得像是谷子的”18。只有在美洲热带的山地和高原,小麦和其他的中东嘉禾,才能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方式生长。在美洲的低海拔地方,和非洲一样,欧洲人经常得须采用当地的植物,比如木薯、玉米、红薯,还有其他品种,当然这些食物对欧洲人的饮食贡献也不会比其它种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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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牲畜,在西印度群岛和在美洲热带的情况,和旧大陆来的植物种类的命运完全不一样。对猪和牛,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马的情况有点苦,它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适应新欧洲的环境,比如在巴西的牧场以及大草原上。尽管这样,欧洲人的牲畜,在美洲热带很成功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在同纬度的非洲,却失败了。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明显的解释,表明在这两个地方的殖民历史的不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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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大部分是从旧大陆带来的,这对美洲热带的土著造成了致命打击。在低海拔地区,在岛屿等开阔地带,凡适合白人定居的地方,从欧洲传来的疾病,几乎把土著居民的绝大部分都消灭了。当然,非洲的病原体,对白人来说也是同样的可怕,动摇了他们的殖民事业。从1793年到1796年,英国军队在加勒比战区,损失了8万人,大约一半人是因为得了黄热病,比之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还要大得多20。从1817年到1836年,在这段和平期,英军在西印度群岛每年的死亡率,从千分之八十五到一百三十不等。而在他们本国,只有千分之十五的死亡率(而在西非,我应该标明,那几年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五百以上)21。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在美洲热带地区的殖民地要少一些,而且成功的更少。比如,17世纪末,苏格兰人试图进攻达连湾(Darien)的情况,60年后法国人试图进攻圭亚那的情况,都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死去,留下的是死者们住过的一些霉菌斑斑的潮湿小屋22。在湿热的美洲建立起来的一个欧洲殖民地,往往是一小群白人的统治阶层,和一部分自由的黑人,还有黑白混血人,还有一大群黑人奴隶组合而成。那些黑奴,几乎全都是营养不良,经常性的过劳工作,在一个充满疾病的环境中生活着。尽管对他们来说,那样的湿热环境不像对白人那样显得特别恶劣,但是也完全和他们家乡不一样,所以死亡的几率也很高。不过,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手来补充他们的空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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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确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那湿热的美洲注定是个种族融合的地方。美洲的印第安人被消灭了,欧洲的移民在艰难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大西洋的商业企业,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替换了美洲印第安人,在湿热的美洲热带劳动,结果呢,就是今天新非洲式的人种混合型社会。它不像温带的蒙特利尔那样,或者像英国人叫作英吉利海峡,而法国人却叫作拉芒什海峡的那样,种族和文化范围都极为狭隘的地区。这里是个混杂型社会,在热带的里约热内卢,黑白混血儿,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儿,和所谓的纯种葡萄牙人,在四旬斋的前夜,一起跳着非洲的桑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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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不管我们前面说的,欧洲人能够在湿热的热带地域建立起“新欧洲型”社会,这个他们的确做到了,但前提条件是很严苛的。从生物地理学角度来说,它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来看看昆士兰州的早期历史,这是一个白人居住得非常健康的地方,位置在澳大利亚的热带的东北角上。它的命运的一些特殊性,让它变成了一个“新欧洲”。它的潮湿的情况,和其他很多欧洲的殖民地一样,但是在后者那里,欧洲人死于霉病、热病和疟疾。说到底,欧洲人在热带的根据地问题,本质上倒不在酷热或潮湿,尽管这些确实造成了很多的障碍;本质问题是与热带居民,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病菌,以及体内的寄生虫,等等,这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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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有着适宜疟蚊或伊蚊生长的潮湿和温暖环境,也提供了采采蝇、钩虫或其他种类的虫子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可是,那里没有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牲畜和植物中,只有很少的恶性种类。昆士兰的土著人口很少,所以他们身上只有几种寄生虫,他们没有农作物,只有一个土著动物——澳洲野狗,为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进化担当媒介,抵御移民来的植物和动物。白人入侵者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为他们的糖种植园劳作(昆士兰是最后的马德拉类型的例子),劳工们来自从比较健康的太平洋诸岛,而不是从充满疾病的大陆弄来。那些夏威夷的以及南洋群岛的土著,被称作合同工,的确也携带一些热带传染病,还有一些是中国人,还有从印度来的英国士兵。但是总的算起来,他们所带来的病原体,比之从非洲带到巴西、加勒比的病原体和寄生虫,那要少得多多了。疟疾在昆士兰的确有,却并不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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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禁止了后来的非白色人种移民(这有很多原因,经济方面的,人文方面的,种族歧视方面的),大大减少了疾病的传入。那些昆士兰的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接受并运用了卫生和细菌学上的发展成果,来保护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牲畜、庄稼。疟疾逐渐消退,昆士兰变得像它的从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区之一。这件事花了大量金钱,而澳大利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付出了这笔代价24。昆士兰的“新欧洲”社会,不像美国建立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有那么重的人工痕迹,而且南澳洲的温带的生活,很容易,很是凉爽、也很舒服。如果沃兹沃斯(Wordsworth)可以活过来,那他会看到,“小羊羔们蹦蹦跳跳的,就像小鼓在敲打一样”,在一些时候,他甚至会觉得,就像身在自己湖泊区老家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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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下半叶,一小群英国的不服从国教者,流亡到了荷兰。忍受着贫穷和恐惧,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在荷兰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决定去寻找一个虔诚的说英语的社会。他们认真地考虑过圭亚那,还有北弗吉尼亚。他们对利弊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上述的昆士兰,他们还是决定去北弗吉尼亚。对圭亚那,他们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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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是个物产丰富和令人愉悦的地方,也许能发现财富,而且可能会一直保持其富有。但是,考虑到其他情况,说来并不是非常适合……那些炎热的国家,很容易有令人痛苦的疾病,和许多令人不快的障碍,不像其他温带地方,圭亚那的热带气候,对我们这些英国身体来说,会很不适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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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所称的清教徒,向北美进发了。在他们到达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冬天的严寒,他们中有一半死于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和严寒。但是,活下来的人们,相信自己的使命,会接受上帝承诺给亚伯拉罕的承诺那样:“我会大量的赐福于你,还有你的子孙,直到他们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像海边的沙石一样,你的子孙会住进他们敌人的城市,所有地球上的国家,都会被祈祷福祉,因为你的子孙们得了我的祝福”26。如果清教徒被沃尔特 • 雷利(Sir Walter Raleigh)对那片地方的看法所说服,而选择去了圭亚那,即“健康,新鲜空气,快乐和财富;在世界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再找不出这么好的地方了”27,那么,他们将陷入一个极恶劣的陌生环境,那里的炎热、潮湿、食肉动物、寄生虫和病原体,将会严重危害从欧洲来的清教徒们的身体健康,那里和他们已经习惯的病菌世界完全不同,因此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些清教徒留下的,也许就是一堆堆埋在潮湿的土地里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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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本文选自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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