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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几个是处于湿热的非洲，当欧洲人到达那里时，从理论讲，欧洲人攻克非洲人要比攻克亚洲人更容易一点。然而，对非洲的征服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非洲的生态系统非常的繁茂、富足、原始，除非科学和技术作为武器加入到殖民活动中，才能够让入侵者彻底开发这些个地方。欧洲人并没有接受更新世6的雨林的挑战，以及所必须的相应的装备和知识。编年史学家留下了关于欧洲人1555年进入到西非探险寻获象牙等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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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带了三十个人，去寻找大象。我们的人都装备停当，有火绳枪、长矛和长弓、弩，有游击队员，有长剑、短剑和盾牌。我们发现了两头大象，我们发射火绳枪，还有长弓，但是它们还是逃开了，而且还伤了我们的一个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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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伤了一个人？他们的第一次探险，巧恰赶上了温和的大象，那真是他们的福气！白人一直等到19世纪，当大量的便宜的奎宁和连发枪普遍销售后，才能在非洲为所欲为。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种的庄稼，长得非常不好，很多都长烂了，要么就是被昆虫和各种饥饿的动物包括大象给毁了。如果播种的禾苗侥幸长起来，那持续不变的热带的白天日照长度，又会给殖民者以错误信号，或者干脆啥信号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热带的植物应该在什么时候开花，在什么时候结果，庄稼有时候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在圣多美8，早期的葡萄牙人发现，小麦“只长叶子不会抽穗，长高以后不结果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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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养的牲畜，在西非的生长也不好。当地的寄生虫和疾病，特别是锥虫病，几乎能完全把欧洲的畜种消灭掉。当白人到达非洲海滨，发现西非有一些本土牛群，一个个体型矮小，肉质“又干又瘦”，产奶也很少。二三十头牛，还不能满足“十七世纪驻扎在西非的荷兰殖民长官的餐桌”。至于马，除非引进，在西海岸或者近郊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欧洲的马在那里活不长，而且无法在热带的湿热气候下繁殖。不过，葡萄牙人倒是做了件好事，把马带到了西非海滨，用来换取金子、胡椒，还有奴隶。有一些马，的确能在苏丹草原边上的丛林深处活下来，但是它们长得“非常矮小”，“一个高个子的人骑在它背上，会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要蹭到地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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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抵御欧洲人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疾病。黑尿热、黄热病、登革热、痢疾，还有所有的肠道寄生虫病，它们的破坏力量，从欧洲殖民的早期到后期，都是很大的。若昂二世国王（King João II，1481—1495），派了他家的一个护卫，一个马夫，一个宫廷弩手，还有一些仆人（共8个人）去非洲，到非洲后沿着冈比亚河去见曼迪（Mandi）国王。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适应那里的环境”11。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士兵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毙命，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12。过了两代人，约瑟夫 • 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 II）去开发刚果，近乎疯狂地工作，差点丧命。在给比利时国王的报告中，他说他带去的人发烧和痢疾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部下，都是在合同期没完之前就被送回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刚果”，“看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才能在非洲完成他们的三年期劳务合约”。“上帝禁止我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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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欧洲来说，乃是囊中之物，但是，它却灼伤了那双企图抓住它的双手。巴罗斯的若昂（João de Barros），16世纪时站在圭亚那海岸，富有深情地表达了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者面临的困境。他凝视着非洲，一个富足的诱人的但是无法获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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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我们的原罪，或者是上帝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裁决。当我们独自地前进进入到埃塞俄比亚，神就让一位令人可怖的天使，手握着致命的热病这一宝剑，防止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去凯觎它花园里的源泉，让从那里流出的黄金之河，从我们征服者的脚下流到大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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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初，外来者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地，开始显现颓势。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输送犯人到美洲乔治亚（做苦役）的权力，犯人中有一些就被押送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但是，这个判刑经常被证明了是要命的，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说，这无异于判处死刑，不过是戴了一副讽刺的“仁慈面具”而已15。还有些英国罪犯，被送往那些“新欧洲”的胚胎之地，比如波特尼湾（Botany Bay）16，相对说，他们在那里还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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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试图加速结束奴隶制度，阻止种族冲突，把自由身份的黑人运回西非殖民地，比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废奴主义者这样做，只能说明虽然黑人有非洲的基因，但是缺乏一个非洲的童年经历，他们所剩下的，对抵抗非洲的病菌来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黑人外壳。在塞拉利昂，自由之省的第一个年头，白人死了46%，而新迁移回来的黑人也死了39%。在1820年到1843年之间，返回利比里亚的几乎全部是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中的21%的人口，在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就死掉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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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非洲所遇问题的大部分，在美洲热带也同样遇到了，只是后者的程度稍微轻一点，在西印度群岛，阿克斯塔的乔塞（José de Acosta），在16世纪曾有这样的抱怨，小麦“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但是高低不一样，完全不能收割，种子一播下去，有结了干瘪穗子的，有挂了饱满麦粒的，有长得像茅草的，也有的长得像是谷子的”18。只有在美洲热带的山地和高原，小麦和其他的中东嘉禾，才能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方式生长。在美洲的低海拔地方，和非洲一样，欧洲人经常得须采用当地的植物，比如木薯、玉米、红薯，还有其他品种，当然这些食物对欧洲人的饮食贡献也不会比其它种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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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牲畜，在西印度群岛和在美洲热带的情况，和旧大陆来的植物种类的命运完全不一样。对猪和牛，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马的情况有点苦，它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适应新欧洲的环境，比如在巴西的牧场以及大草原上。尽管这样，欧洲人的牲畜，在美洲热带很成功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在同纬度的非洲，却失败了。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明显的解释，表明在这两个地方的殖民历史的不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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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大部分是从旧大陆带来的，这对美洲热带的土著造成了致命打击。在低海拔地区，在岛屿等开阔地带，凡适合白人定居的地方，从欧洲传来的疾病，几乎把土著居民的绝大部分都消灭了。当然，非洲的病原体，对白人来说也是同样的可怕，动摇了他们的殖民事业。从1793年到1796年，英国军队在加勒比战区，损失了8万人，大约一半人是因为得了黄热病，比之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还要大得多20。从1817年到1836年，在这段和平期，英军在西印度群岛每年的死亡率，从千分之八十五到一百三十不等。而在他们本国，只有千分之十五的死亡率（而在西非，我应该标明，那几年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五百以上）21。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在美洲热带地区的殖民地要少一些，而且成功的更少。比如，17世纪末，苏格兰人试图进攻达连湾（Darien）的情况，60年后法国人试图进攻圭亚那的情况，都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死去，留下的是死者们住过的一些霉菌斑斑的潮湿小屋22。在湿热的美洲建立起来的一个欧洲殖民地，往往是一小群白人的统治阶层，和一部分自由的黑人，还有黑白混血人，还有一大群黑人奴隶组合而成。那些黑奴，几乎全都是营养不良，经常性的过劳工作，在一个充满疾病的环境中生活着。尽管对他们来说，那样的湿热环境不像对白人那样显得特别恶劣，但是也完全和他们家乡不一样，所以死亡的几率也很高。不过，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手来补充他们的空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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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确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那湿热的美洲注定是个种族融合的地方。美洲的印第安人被消灭了，欧洲的移民在艰难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大西洋的商业企业，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替换了美洲印第安人，在湿热的美洲热带劳动，结果呢，就是今天新非洲式的人种混合型社会。它不像温带的蒙特利尔那样，或者像英国人叫作英吉利海峡，而法国人却叫作拉芒什海峡的那样，种族和文化范围都极为狭隘的地区。这里是个混杂型社会，在热带的里约热内卢，黑白混血儿，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儿，和所谓的纯种葡萄牙人，在四旬斋的前夜，一起跳着非洲的桑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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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不管我们前面说的，欧洲人能够在湿热的热带地域建立起“新欧洲型”社会，这个他们的确做到了，但前提条件是很严苛的。从生物地理学角度来说，它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来看看昆士兰州的早期历史，这是一个白人居住得非常健康的地方，位置在澳大利亚的热带的东北角上。它的命运的一些特殊性，让它变成了一个“新欧洲”。它的潮湿的情况，和其他很多欧洲的殖民地一样，但是在后者那里，欧洲人死于霉病、热病和疟疾。说到底，欧洲人在热带的根据地问题，本质上倒不在酷热或潮湿，尽管这些确实造成了很多的障碍；本质问题是与热带居民，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病菌，以及体内的寄生虫，等等，这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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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有着适宜疟蚊或伊蚊生长的潮湿和温暖环境，也提供了采采蝇、钩虫或其他种类的虫子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可是，那里没有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牲畜和植物中，只有很少的恶性种类。昆士兰的土著人口很少，所以他们身上只有几种寄生虫，他们没有农作物，只有一个土著动物——澳洲野狗，为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进化担当媒介，抵御移民来的植物和动物。白人入侵者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为他们的糖种植园劳作（昆士兰是最后的马德拉类型的例子），劳工们来自从比较健康的太平洋诸岛，而不是从充满疾病的大陆弄来。那些夏威夷的以及南洋群岛的土著，被称作合同工，的确也携带一些热带传染病，还有一些是中国人，还有从印度来的英国士兵。但是总的算起来，他们所带来的病原体，比之从非洲带到巴西、加勒比的病原体和寄生虫，那要少得多多了。疟疾在昆士兰的确有，却并不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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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禁止了后来的非白色人种移民（这有很多原因，经济方面的，人文方面的，种族歧视方面的），大大减少了疾病的传入。那些昆士兰的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接受并运用了卫生和细菌学上的发展成果，来保护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牲畜、庄稼。疟疾逐渐消退，昆士兰变得像它的从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区之一。这件事花了大量金钱，而澳大利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付出了这笔代价24。昆士兰的“新欧洲”社会，不像美国建立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有那么重的人工痕迹，而且南澳洲的温带的生活，很容易，很是凉爽、也很舒服。如果沃兹沃斯（Wordsworth）可以活过来，那他会看到，“小羊羔们蹦蹦跳跳的，就像小鼓在敲打一样”，在一些时候，他甚至会觉得，就像身在自己湖泊区老家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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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下半叶，一小群英国的不服从国教者，流亡到了荷兰。忍受着贫穷和恐惧，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在荷兰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决定去寻找一个虔诚的说英语的社会。他们认真地考虑过圭亚那，还有北弗吉尼亚。他们对利弊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上述的昆士兰，他们还是决定去北弗吉尼亚。对圭亚那，他们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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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是个物产丰富和令人愉悦的地方，也许能发现财富，而且可能会一直保持其富有。但是，考虑到其他情况，说来并不是非常适合……那些炎热的国家，很容易有令人痛苦的疾病，和许多令人不快的障碍，不像其他温带地方，圭亚那的热带气候，对我们这些英国身体来说，会很不适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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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所称的清教徒，向北美进发了。在他们到达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冬天的严寒，他们中有一半死于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和严寒。但是，活下来的人们，相信自己的使命，会接受上帝承诺给亚伯拉罕的承诺那样：“我会大量的赐福于你，还有你的子孙，直到他们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像海边的沙石一样，你的子孙会住进他们敌人的城市，所有地球上的国家，都会被祈祷福祉，因为你的子孙们得了我的祝福”26。如果清教徒被沃尔特 • 雷利（Sir Walter Raleigh）对那片地方的看法所说服，而选择去了圭亚那，即“健康，新鲜空气，快乐和财富；在世界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再找不出这么好的地方了”27，那么，他们将陷入一个极恶劣的陌生环境，那里的炎热、潮湿、食肉动物、寄生虫和病原体，将会严重危害从欧洲来的清教徒们的身体健康，那里和他们已经习惯的病菌世界完全不同，因此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些清教徒留下的，也许就是一堆堆埋在潮湿的土地里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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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本文选自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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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注：最早出现在10世纪，回教苏非派中的一支，他们极度贫穷和节俭，与基督教的拖驳休会和佛教的苦行僧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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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注：位于印度西岸，印度面积最小的一个邦，以沿海沙滩闻名于世，历史上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61年印度才对其恢复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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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 • 许根 • 林斯霍滕（John Huygen Linschoten）：《约翰 • 许根 • 林斯霍滕的东印度群岛之旅》（They Voyage of John Huyghe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纽约，伯特 • 富兰克林出版社，235—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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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 W • 古纳瓦德纳（K. W. Goonewardena）：《锡兰的新荷兰》（A New Netherlands in Ceylon），发表在《锡兰历史和社会会研究杂志》（Ceyl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Studies），1959年7月，第2期，203—241页。查尔斯 • 鲍克斯（Charles Boxer）：《女性与依伯利亚海外扩张，1415年至1812年》（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2），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全文各处。简 • 格尔曼 • 泰勒（Jean Gelman Taylor）：《巴达维亚的社会，在东印度的欧洲人和欧亚人》（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 European and Eurasian in Dutch Asia），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3年，全文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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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注：地质时代第4纪的早期，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动植物与现代相似，显著特点是气候较冷，人类在这一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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