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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在在海滨的植物都是那么葱郁和可爱,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游览了,看着这样的美景,我的双眼永远不会感到疲倦,这里和我们的欧洲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里的很多树木在西班牙会很值钱,可以用作染料或医药,但是很抱歉,我连一个都不认识。当我到达海角(叫作埃尔莫索,非常美丽)的时候,那里花香四溢,衬托着近海的树木,简直美不胜收,无与伦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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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本意是寻找中国的哥伦布,被无意中发现的这个伊甸园迷住了。“小鸟的歌声是那样的动听”,他在10月20日写道,“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哥伦布最初的热带地区的印象,除了小鸟和树木之外,他几乎没有注意到生存在那里的居民,直到西班牙人和阿拉瓦人(Arawaks)6之间的矛盾加深,最后发展到暴力冲突。哥伦布和他的同伴遇到的冲突,恰恰反映出了当地纯粹和原始的状态,那些原住民近乎赤裸的身体,明显表现出他们与自然更为亲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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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美洲,最初的白人探险者发现热带的时候,将其与伊甸园联系起来,那么同样的,亚洲富饶的热带地区,也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地方。1527年,一个在塞维利亚的叫罗伯特 • 索恩(Robert Thorne)的英国人,报告说他听到东印度是一片“遍布着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肉桂”7的地方,而且,那些群岛还有大量的“黄金、红宝石、钻石、锆石,还有其他漂亮的玉石和珍珠”。他最后还加了一句,“所有这些岛屿几乎都位于赤道附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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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和东南亚,游客会看到繁茂的植被,还有热带鸟类所独有的五彩羽毛,当他们走进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9,苏门答腊,还有摩鹿加群岛(Moluccas)10的时候,花香伴随着香料的香气扑鼻而来。一个16世纪的葡萄牙作家,描述了锡兰岛(斯里兰卡)和那里的棕榈树丛,肉桂树,纯净的水,甜甜的橙子,“好像自然把这个地方创造成为一个天然的果园”,还有孟加拉,那里的庄稼一望无际,牲畜和野生动物成群,是一片“广阔的、富足的和健康的”土地11。对这些观光者而言,热带,相比欧洲那片长期遭受饥荒和瘟疫肆虐的地方,是个“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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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热带也越来越熟悉,对热带的印象中的有关富饶、温暖的概念方面,得到更进一步的加深。而印刷术的发展,对促进这一概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菲利普 • 柯廷(Philip Curtin)指出,“富饶热带的神话”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欧洲人对热带的唯一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人觉得热带相比北美“新大陆”而言,更有意义12。的确,欧洲人对湿热的热带的印象,更倾向联系到天堂般而非地狱般的感觉。这个天堂般的感受,在欧洲人后来发现太平洋群岛的时候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塔希提尔(Tahiti)。在18世纪下半叶,博物学家,小说家,竞相表现他们对热带的喜爱,热带是一片幸福的国度,对生活在寒冷地带、饱经忧患的欧洲人来说,是个梦幻般的避难所。柯廷引用了亨利 • 斯米思曼(Henry Smeathman)在西非做“植物调查”时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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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热带,春天般清新的景色,水果和鲜花的香气混在一起。在那里,自然激发了所有的生命,不需要人工的辅助,万物在自然的统治下,自由生长,无拘无束,生生不息……我觉得,那仿佛是我置身于人间的极乐世界,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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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热带和异国风情、浪漫、科学等等元素联系在一起,则要归功于德国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他在1799年到1804年之间,横穿了中美和南美大陆。洪堡比起其他人,将热带提高到科学研究的层面,同时赋予了它美学上的价值。在环境的议论当中,洪堡灌注了热带有益的论调。他的热带亲历,让他有了“原生态”和“富饶”的绝对化印象。他写道:“这样气候下的自然,看起来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物产富足,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个资源可以肆意挥霍的地方”。热带的多产多样的特征激发他思考,他认为热带是“一个独立单元,也是不可分割的链条,自然万物终究会链接成一体”,他把这个“统一的秩序和谐的状态”叫作宇宙(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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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受了启蒙运动影响,浪漫的激情的多愁善感的精神特征,导引着他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他在美洲的热带,见到常年冰封的高山,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广阔的平原,“伟大的壮丽的”景色,让他感到“惊诧和敬畏”14。洪堡钟情的这个热带,是从绝对优越的一面去观察和感受自然的。“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一样,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自然是如此壮丽,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一样,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自然是如此强大”。但是,玛丽 • 路易斯 • 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最近指出,使洪堡深度鼓舞的(他对于前西班牙时代的墨西哥文化的兴趣)更多的是自然景观,而非生存在其中的动植物,它们被山川、河流和平原的磅礴气势比下去了。如果,像她所说的那样,是洪堡重新“发明了美洲”,那么也只是美洲的自然,而非古代美洲原住民所居住的场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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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众多著作,激励了无数的博物学家、艺术家和旅行者,他们像洪堡一样,用探寻者的新奇的双眼去观察热带,加之对热带自然景观的诗意描写。洪堡特别欣赏哥伦布对加勒比的描述,哥伦布图画般的表现热带的语言文字,他甚为倾倒。他说,“取之不尽的财富”仅仅局限在热带,但是风景画的大师们没能发现它们16。洪堡在欧洲和北美发表的作品内容,激发了人们对美洲热带地区和那里风景的空前热情。在1850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一大批北美风景画画家,开始了艺术家的朝圣之旅,他们走向了美洲热带,想把洪堡所描述的那幅仙境搬到他们的画布上。他们之中,有个叫弗雷德里克 • 彻奇(Frederic Church)的,是以前在新英格兰赫逊河谷画家学校任教的汤马斯 • 科尔(Thomas Cole)的一个学生,他的巨幅画《安第斯山的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于1859年在纽约展出(洪堡恰是在这一年去世),它标志着北美艺术的热带题材的高峰。画热带的风景,是为了捕捉“热带的浪漫”,表现洪堡在高山大川面前感受到的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但是,对这类绘画,在当时却有另一番理解(特别是在门罗主义和命定扩张论的那一时代)。它被理解为一种骄傲的表达,甚至是一种对辽阔的荒凉的土地的占有权,这里的“自然”,其实没有一块不被人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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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同库克船长在太平洋航行的博物学家们,关于热带环境的描述,以及洪堡在拉丁美洲的见闻,标志着“热带对欧洲人的自然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热带似乎让科学家,还有艺术家,更接近自然的秘密。即便热带不是个伊甸园,那它至少也透露出世界形成的一些讯息。举查尔斯 • 达尔文为例,洪堡那独特的浪漫加科学的热带视野,对他的深刻影响值得特别一提。达尔文后来承认,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都因为年轻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洪堡的《个人述评》(Personal Narrative)一书。当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在1833年第一次抵达巴西的时候,他的言辞就带着洪堡式狂热。“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热带雨林,它是如此雄伟,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真正体会它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伟大……我曾十分钦佩洪堡,而现在我几乎是崇拜他了,他一个人就把初次进入热带的所有的感觉全都描述出来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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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达尔文在他从布兰卡港(Bahia)18的返程途中,记录下那里的热带风光,他还写到了周边的小城镇的自然景色,“自然的无与伦比的繁茂……使得人工的痕迹黯然无光”。但是,他仍然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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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形容词,都无法向那些没有来过热带的人,准确表达我的强烈感受,表达我精神上的愉悦和震撼……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伟大而纯天然的,却又是散乱而繁茂的温室。自然把这里变作它的小小动物园,但是人类却占为己有了。看起来,一个多么让人满怀爱的地方啊,假如有此可能,它就是另一个星球。对每个欧洲人,也许说它是另一个星球,他们听着才像是真的,在和他们家园差了几个纬度的远方,另一个世界的光辉正在照耀大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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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对热带的回应,当然要比文艺审美更具重要意义。生物学和生态学在19世纪,接触到热带后,都受到了深刻影响。或许,出人意料的是,洪堡在热带发现的所谓宇宙,即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片乐土,在达尔文继续发现的基础上,却成了马尔萨斯的适者生存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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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酷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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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自15世纪始,热带,特别是理查德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描述的“伊甸园”式的热带20,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异国风情。它避开了寒冷和压抑,完全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它构建了一个和谐世界,就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总之是一个绿色的乌托邦,美丽且富足,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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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罗夫说到,很多来热带的欧洲游客,越来越发现了热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别像圣赫勒拿岛(St Helena)21和毛里求斯,由于欧洲人入侵,砍伐树木,猎杀鸟类和动物致其灭绝以及建立种植园等活动,造成环境破坏和气候干燥。这些使荷兰、法国和后来英国的政府官员及博物学家,逐渐意识到生态快速变化而引起的极度危险。格罗夫说,在17世纪、18世纪,人们逐渐有了初步的环境意识,要有节制地开发热带的殖民地。这要远远早于乔治 • 珀金斯 • 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19世纪60年代表示出的对美国环境恶化的担忧。所以,按格罗夫的说法,“现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论的种子,在欧洲人遭遇热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萌发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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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仅仅以为,对热带的印象只有这一个,即一个伊甸园般的形象,而博物学家们对热带的态度,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那就错了。恰相反,与早期的像人间天堂一样的景仰和崇拜相并行的,同时潜伏着一种危险的、疏远的、憎恶的感觉。它集中体现在约瑟夫 •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比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23和库克(Cook)对塔希提岛的描述,康拉德则表现得情感更强烈。在最初进入太平洋热带岛屿的先锋人士之后的150年,康拉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其时中非内陆已在欧洲人统治之下,西方人对非洲的观念里,仍然保存着一个黑暗的令人不快的形象。在沿刚果河上溯寻找神秘的库尔兹的经历中(康拉德所描述的),表现的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危机重重的地方,与以前关于塔希提岛及其居民的种种描述大相径庭。区别不仅仅在岛屿与大陆腹地,也不在太平洋与非洲(非洲也有它的伊甸园般的地方),而是对热带世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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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带的黑暗面,有着同伊甸园一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同样的,自然本身奠定了这个基调。华代尔 •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先生,从圭亚那探险归来,对热带的事情具有一定的权威,他在1614年谈到,“如果地球上有一个美丽的,愉悦的,天堂般的地方,那么只能在热带地区才能找到”。但是他同时承认了,热带还有它的另一面,“可怕的危险的打雷闪电,恐怖的频繁的地震,可怕的疾病,大量的有毒的野兽和虫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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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以后,对热带的负面评价和言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在旅行者的故事和小说里也是如此。格罗夫引用《鲁宾逊漂流记》一书,说明文学对热带岛屿的热情和迷恋,尽管鲁滨逊在热带的生活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丹尼尔 • 笛福的小说主人公在巴西海滩遇难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西非是个蕴藏大量财富的地方,而同时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被捉去当奴役,或者遭遇成群的老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猛禽,受到袭击,或者干脆被吃掉。关于热带的危害,在大量的医学和地质方面的文献中也能找到,欧洲沿着西非和加勒比开设的所有贸易点,类似书籍到处可见。当时的作家们,时常警告他们的读者,热带是个气候异常、痛苦万分、猛禽和凶兽生存的地方。詹姆士 • 林德(James Lind),一个在非洲的英国海军的外科医生,于1768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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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自然环境,似乎是专与人为敌。人不敢在丛林中行走,因为里面经常有老虎出没……如果他们能够躲开老虎,但是发现自己又成了毒蟒蛇的猎物……河流里遍布着鳄鱼,土壤里有白蚁,空中飞的有野蜂、白蛉和蚊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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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活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特别是能带给人痛苦、伤害的疾病,成为热带最遭人唾弃的一点。热带有些疾病和欧洲的热病很相似,然而,在牙买加的约翰 • 亨特(Dr John Hunter)医生,于1788年写道,那些热带的疾病,比起欧洲的疾病,“来势更加凶猛,发作更为迅速,致死率也更高”26。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年表,早期作品关于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历史和疾病,比如1679年的托马斯 • 土拉法莫(Thomas Trapham),和他之后30年的汉斯 • 斯劳恩(Hans Sloane),都没有觉得热带气候特别不利于人体健康,乃至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到了1759年,威廉 • 希拉里(William Hillary)在他的医学著作《观察巴巴多斯》(Observations on Barbados)中,对热带和温带气候下的疾病的区别,做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的50年里,两个气候带之间的差异被逐渐放大,特别是在医学论文中。“热带”一词,变得逐渐和负面的他者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本杰明 • 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1787年在他的《论热带疾病和西印度群岛气候》(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 Indies)的论文中讲到,从温带到热带的过渡,对人性来说是个极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疾病。再者,这些医学文章,对非洲奴隶的健康逐渐产生关注,他们既是科学探索上的一个客观研究对象,也是对欧洲人造成潜在危害的主体。这一热带危险论,逐渐和特定的人种、地域绑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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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这一变化的背后,肯定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糖业革命导致大量进口非洲黑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和生态系统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都对这一转变起了作用。人们关于热带的观念,实际上完全改换了,而且不光是西印度群岛,欧洲人对其他热带地区的印象,也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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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节制地“好色”、衣着无形、饮食无度、举止不雅等等,这些在欧洲人看来,使人更容易生病。但是热带气候,成了常常导致人发高烧和腹泻的罪魁祸首。热带的热度、湿度,迅疾的气温变化等,被认为对欧洲人的体质会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本地人则比较习惯这样的影响。而且欧洲人特别容易得这些疾病,尽管在事实上,某些时候并不是这类因素导致欧洲人生病的。18世纪,希波克拉底学派复兴,这一学派关于环境与疾病的理论,支持了一个负面看法,他们认为,湿热的热带,被认为产生了致病的瘴气,它的范围和强度是欧洲无法比拟的。林德形容说:当洪水从孟加拉平原撤退后,“恒河淤积的大量粘土和泥沙挥发这难闻的气味,动物、死鱼尸体的腐臭弥漫着空气”27,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孟加拉被致命的疾病包围着。医生和外科医生们,远没有格罗夫所说的环境保护主义态度,相反的,他们经常赞同砍伐森林,因为这样有利于通风,驱散有害的瘴气。詹姆士 • 林德在18世纪60年代认为,巴巴多斯岛(Barbados)28自从森林被开发成蔗糖种植园,环境变得健康多了。19世纪30年代的詹姆士 • 拉纳德 • 马丁(James Ranald Martin),作为在印度的医学方志学方面的先锋人物,建议把整个孙德尔般(Sunderbunds)29,大概有两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全部清除干净。这样,对加尔各答的健康和气候都非常有利,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孟加拉政府对这一提案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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