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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众多著作,激励了无数的博物学家、艺术家和旅行者,他们像洪堡一样,用探寻者的新奇的双眼去观察热带,加之对热带自然景观的诗意描写。洪堡特别欣赏哥伦布对加勒比的描述,哥伦布图画般的表现热带的语言文字,他甚为倾倒。他说,“取之不尽的财富”仅仅局限在热带,但是风景画的大师们没能发现它们16。洪堡在欧洲和北美发表的作品内容,激发了人们对美洲热带地区和那里风景的空前热情。在1850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一大批北美风景画画家,开始了艺术家的朝圣之旅,他们走向了美洲热带,想把洪堡所描述的那幅仙境搬到他们的画布上。他们之中,有个叫弗雷德里克 • 彻奇(Frederic Church)的,是以前在新英格兰赫逊河谷画家学校任教的汤马斯 • 科尔(Thomas Cole)的一个学生,他的巨幅画《安第斯山的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于1859年在纽约展出(洪堡恰是在这一年去世),它标志着北美艺术的热带题材的高峰。画热带的风景,是为了捕捉“热带的浪漫”,表现洪堡在高山大川面前感受到的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但是,对这类绘画,在当时却有另一番理解(特别是在门罗主义和命定扩张论的那一时代)。它被理解为一种骄傲的表达,甚至是一种对辽阔的荒凉的土地的占有权,这里的“自然”,其实没有一块不被人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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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同库克船长在太平洋航行的博物学家们,关于热带环境的描述,以及洪堡在拉丁美洲的见闻,标志着“热带对欧洲人的自然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热带似乎让科学家,还有艺术家,更接近自然的秘密。即便热带不是个伊甸园,那它至少也透露出世界形成的一些讯息。举查尔斯 • 达尔文为例,洪堡那独特的浪漫加科学的热带视野,对他的深刻影响值得特别一提。达尔文后来承认,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都因为年轻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洪堡的《个人述评》(Personal Narrative)一书。当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在1833年第一次抵达巴西的时候,他的言辞就带着洪堡式狂热。“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热带雨林,它是如此雄伟,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真正体会它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伟大……我曾十分钦佩洪堡,而现在我几乎是崇拜他了,他一个人就把初次进入热带的所有的感觉全都描述出来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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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达尔文在他从布兰卡港(Bahia)18的返程途中,记录下那里的热带风光,他还写到了周边的小城镇的自然景色,“自然的无与伦比的繁茂……使得人工的痕迹黯然无光”。但是,他仍然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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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形容词,都无法向那些没有来过热带的人,准确表达我的强烈感受,表达我精神上的愉悦和震撼……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伟大而纯天然的,却又是散乱而繁茂的温室。自然把这里变作它的小小动物园,但是人类却占为己有了。看起来,一个多么让人满怀爱的地方啊,假如有此可能,它就是另一个星球。对每个欧洲人,也许说它是另一个星球,他们听着才像是真的,在和他们家园差了几个纬度的远方,另一个世界的光辉正在照耀大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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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对热带的回应,当然要比文艺审美更具重要意义。生物学和生态学在19世纪,接触到热带后,都受到了深刻影响。或许,出人意料的是,洪堡在热带发现的所谓宇宙,即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片乐土,在达尔文继续发现的基础上,却成了马尔萨斯的适者生存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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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酷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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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自15世纪始,热带,特别是理查德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描述的“伊甸园”式的热带20,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异国风情。它避开了寒冷和压抑,完全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它构建了一个和谐世界,就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总之是一个绿色的乌托邦,美丽且富足,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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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罗夫说到,很多来热带的欧洲游客,越来越发现了热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别像圣赫勒拿岛(St Helena)21和毛里求斯,由于欧洲人入侵,砍伐树木,猎杀鸟类和动物致其灭绝以及建立种植园等活动,造成环境破坏和气候干燥。这些使荷兰、法国和后来英国的政府官员及博物学家,逐渐意识到生态快速变化而引起的极度危险。格罗夫说,在17世纪、18世纪,人们逐渐有了初步的环境意识,要有节制地开发热带的殖民地。这要远远早于乔治 • 珀金斯 • 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19世纪60年代表示出的对美国环境恶化的担忧。所以,按格罗夫的说法,“现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论的种子,在欧洲人遭遇热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萌发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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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仅仅以为,对热带的印象只有这一个,即一个伊甸园般的形象,而博物学家们对热带的态度,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那就错了。恰相反,与早期的像人间天堂一样的景仰和崇拜相并行的,同时潜伏着一种危险的、疏远的、憎恶的感觉。它集中体现在约瑟夫 •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比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23和库克(Cook)对塔希提岛的描述,康拉德则表现得情感更强烈。在最初进入太平洋热带岛屿的先锋人士之后的150年,康拉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其时中非内陆已在欧洲人统治之下,西方人对非洲的观念里,仍然保存着一个黑暗的令人不快的形象。在沿刚果河上溯寻找神秘的库尔兹的经历中(康拉德所描述的),表现的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危机重重的地方,与以前关于塔希提岛及其居民的种种描述大相径庭。区别不仅仅在岛屿与大陆腹地,也不在太平洋与非洲(非洲也有它的伊甸园般的地方),而是对热带世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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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带的黑暗面,有着同伊甸园一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同样的,自然本身奠定了这个基调。华代尔 •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先生,从圭亚那探险归来,对热带的事情具有一定的权威,他在1614年谈到,“如果地球上有一个美丽的,愉悦的,天堂般的地方,那么只能在热带地区才能找到”。但是他同时承认了,热带还有它的另一面,“可怕的危险的打雷闪电,恐怖的频繁的地震,可怕的疾病,大量的有毒的野兽和虫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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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以后,对热带的负面评价和言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在旅行者的故事和小说里也是如此。格罗夫引用《鲁宾逊漂流记》一书,说明文学对热带岛屿的热情和迷恋,尽管鲁滨逊在热带的生活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丹尼尔 • 笛福的小说主人公在巴西海滩遇难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西非是个蕴藏大量财富的地方,而同时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被捉去当奴役,或者遭遇成群的老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猛禽,受到袭击,或者干脆被吃掉。关于热带的危害,在大量的医学和地质方面的文献中也能找到,欧洲沿着西非和加勒比开设的所有贸易点,类似书籍到处可见。当时的作家们,时常警告他们的读者,热带是个气候异常、痛苦万分、猛禽和凶兽生存的地方。詹姆士 • 林德(James Lind),一个在非洲的英国海军的外科医生,于1768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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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自然环境,似乎是专与人为敌。人不敢在丛林中行走,因为里面经常有老虎出没……如果他们能够躲开老虎,但是发现自己又成了毒蟒蛇的猎物……河流里遍布着鳄鱼,土壤里有白蚁,空中飞的有野蜂、白蛉和蚊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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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活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特别是能带给人痛苦、伤害的疾病,成为热带最遭人唾弃的一点。热带有些疾病和欧洲的热病很相似,然而,在牙买加的约翰 • 亨特(Dr John Hunter)医生,于1788年写道,那些热带的疾病,比起欧洲的疾病,“来势更加凶猛,发作更为迅速,致死率也更高”26。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年表,早期作品关于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历史和疾病,比如1679年的托马斯 • 土拉法莫(Thomas Trapham),和他之后30年的汉斯 • 斯劳恩(Hans Sloane),都没有觉得热带气候特别不利于人体健康,乃至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到了1759年,威廉 • 希拉里(William Hillary)在他的医学著作《观察巴巴多斯》(Observations on Barbados)中,对热带和温带气候下的疾病的区别,做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的50年里,两个气候带之间的差异被逐渐放大,特别是在医学论文中。“热带”一词,变得逐渐和负面的他者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本杰明 • 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1787年在他的《论热带疾病和西印度群岛气候》(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 Indies)的论文中讲到,从温带到热带的过渡,对人性来说是个极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疾病。再者,这些医学文章,对非洲奴隶的健康逐渐产生关注,他们既是科学探索上的一个客观研究对象,也是对欧洲人造成潜在危害的主体。这一热带危险论,逐渐和特定的人种、地域绑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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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这一变化的背后,肯定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糖业革命导致大量进口非洲黑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和生态系统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都对这一转变起了作用。人们关于热带的观念,实际上完全改换了,而且不光是西印度群岛,欧洲人对其他热带地区的印象,也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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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节制地“好色”、衣着无形、饮食无度、举止不雅等等,这些在欧洲人看来,使人更容易生病。但是热带气候,成了常常导致人发高烧和腹泻的罪魁祸首。热带的热度、湿度,迅疾的气温变化等,被认为对欧洲人的体质会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本地人则比较习惯这样的影响。而且欧洲人特别容易得这些疾病,尽管在事实上,某些时候并不是这类因素导致欧洲人生病的。18世纪,希波克拉底学派复兴,这一学派关于环境与疾病的理论,支持了一个负面看法,他们认为,湿热的热带,被认为产生了致病的瘴气,它的范围和强度是欧洲无法比拟的。林德形容说:当洪水从孟加拉平原撤退后,“恒河淤积的大量粘土和泥沙挥发这难闻的气味,动物、死鱼尸体的腐臭弥漫着空气”27,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孟加拉被致命的疾病包围着。医生和外科医生们,远没有格罗夫所说的环境保护主义态度,相反的,他们经常赞同砍伐森林,因为这样有利于通风,驱散有害的瘴气。詹姆士 • 林德在18世纪60年代认为,巴巴多斯岛(Barbados)28自从森林被开发成蔗糖种植园,环境变得健康多了。19世纪30年代的詹姆士 • 拉纳德 • 马丁(James Ranald Martin),作为在印度的医学方志学方面的先锋人物,建议把整个孙德尔般(Sunderbunds)29,大概有两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全部清除干净。这样,对加尔各答的健康和气候都非常有利,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孟加拉政府对这一提案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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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卫生和医学在19世纪有了很大进步,疾病在欧洲人的眼中,仍然是热带世界的代名词。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热带医学”兴起,作为医学细分化的标志,既是对欧洲人掌控热带壮举的称赞,也是对热带他者心存芥蒂的延续。“热带疾病”“热带医学”,总是很难成为流行病学的专有名词,因为只有很少几种疾病是热带才有的,但是,这也是欧洲在帝国扩张时期,对被殖民民族的热带他者等等,作霸权解读的一个缩影。对欧洲人,生活在热带就会被认为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20世纪初期,医师们创造了一个所谓“热带神经衰弱症”(tropical neurasthenia)的名词,这是一种严重焦虑的疾病,只是针对居住在热带的人而说。1926年,名叫斯坦纳斯(H. S. Stannus)的医生,描绘了那些滞留在热带的欧洲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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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放逐的,他和他的家庭长期分离……忍受着孤独,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住在当地人的环境里,让他非常烦恼。因为以前他在语言或心理方面,没什么问题,而现在,对这里的生活却感到束手无策。从早到晚,他一直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下,早饭发现蚂蚁,中饭是苍蝇,晚饭又有白蚁,而他的咖啡里,每天都会有一个不同品种的蛾子。一整天被湿热的空气包围着,却无处可逃,而且要时刻提防贪婪的昆虫。到晚间,他躺在床上,台灯被成群的昆虫围得密密麻麻,时常被恼人的反复的鸟叫唤醒,或者是当地的蛙鼓蛙喧,从来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处在异常的警惕状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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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相信,欧洲人在热带寻找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冒着身心健康方面的风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那。尽管他们可以逐渐适应那里的气候变化,人的适应性是有的,但是欧洲人在湿热的气候带,注定了永远只能是个外人。林德如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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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去到和自己家乡气候不一样的地方居住,其受到的影响也许就像,本土的植物刚刚被移植到外国的土地上,需要极大的照料和关注,才能保证这些植物可以健康成长,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因为是移植来的,植物结构上一些变化和更替一定会发生。有的气候环境,对欧洲人的体质来说比较健康和干净,就像有的土壤构成,对欧洲一些植物非常有利一样。但是,那些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对欧洲人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那些地方的气候,经常被证实是致命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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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热带,被认为在道德上种族上,都对白人构成了危害。通常,人们觉得,欧洲人不能在热带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繁衍后代,至多一到两代人,就不行了。如果他们的确可以生育成功,那也只能生出孱弱的后代。同样的,人们还认为,热带的湿热导致的生理上的懒散,也同时会导致道德上的松弛。18世纪的旅行者认为,性自由是南太平洋社会最具吸引力之所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对白人的种族衰退和种族混合,感到极其反感和焦虑。埃伦 • 森普尔(Ellen Semple)和他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谈到(编者注:本章选自大卫 • 阿诺德《自然的问题》一书,其中第二章节里有关于森普尔环境决定论观点的阐述),他在1911年写道:“热带会让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弦儿都放松,人变得怠惰,放任自流,还有这样那样的过度放纵,让他变得越来越像个有色人种……一个低等的,或多或少有点奴性的土著人的存在,让白种人的良知和生理都放松了”32。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甚至以类似的方式警告人们:“任何一个血管中流淌着鲜红的血的年轻的欧洲男性,面对热带的土著女人们的时候,他的人格品质,他的工作效率都会沦丧,这比任何一个因素都要厉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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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道德,审美观念也反映出,欧洲人对热带的态度的模棱两可。18世纪、19世纪的作者对热带的评述,几乎都是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如画般的语言,像《探寻我们观念上崇高和美丽的缘由》(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的,像威廉 • 吉尔平(William Gilpin)的风景画上的那种词汇。还有之前摘录的达尔文的语句,比如“崇高”“如画般的”,用以描述巴西的风光和植被。我并非是反驳“危险的热带”这一论调,而是用它来说明,在每个看似美轮美奂的画面背后潜伏着致命的瘴气。热带既不可靠,也不安全,它们的美丽恰恰是最致命的欺骗。亚历山大 • 布赖森(Alexander Bryson),一位英国海军外科医生和医用统计师,在19世纪40年代,面对西非海岸边上的费尔南多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整个岛屿,也许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给予热情的描述,形容是如何的“壮观”和“美丽”,他的辞藻几乎无人能及。然而,正是这位医用统计师,冷酷地指出,疾病到处在肆虐,也许“世界上没一个地方,像它一样对人的健康如此有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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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艾尔弗雷德 • 拉塞尔 •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四年的亚马逊旅游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很是混沌的热带印象。他于1848年从巴西出发,“满怀希望”地要访问一个热带的国家,去看看那“传说中富饶的土地、繁多的动物,去看看那些我只在旅行家书中读到的,各种美妙的景色”。热带,的确激发了他的科学兴趣,那里有“充满活力的植被”,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树木,还有庞大的亚马逊雨林。就像那一时代很多作者一样,商业的潜在利益诱导了他对森林的幻想,但是,华莱士感受的是亚马逊森林的“伟大和庄严”,他并没有发现多少他所期望的“美丽”的地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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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板根,即有裂隙的树桩,独特的气根,蜿蜒纠缠的树枝,高雅的棕榈,闯进了我的视线,让我对它们只能有敬畏和赞赏之情。但是,这些都是那样的阴森和庄重,除非看见蓝天,还有炙热的光线,才能让人稍微感到一丝放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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