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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鉴定热带“他者”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欧洲人的不舒服和被疏远的感觉上，但是，对非白人的劳动力的依赖，同样也是白人如何认识和回应热带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奴隶制的存在，成了关于热带的观念和形象的集中表达。一方面，奴隶制对这些地区，似乎是个“自然而然”的事。自然环境如此富足，对那些天性懒惰的人来说，想要从他们身上榨取点剩余价值的话，那需要给予一点点强迫，就可以达到。相应的，热带的气候和疾病，让欧洲人很难在那里劳作（尽管有证据表明早的时候，白人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顺利地生存下来了）。所以，奴隶制，不只是个解决劳动力的现实手段，而且还象征着热带“他者”，对那片土地，普遍的劳动法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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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开始逐渐反对那样的认为——奴隶制在热带——是个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制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奴隶制，恰恰使热带这片充满刺激和财富的土地，变得越来越枯萎。自然，就像洪堡所说的，是一片“自由的领域”，当他看到加勒比的种植园是由“非洲奴隶的汗水浇灌”的，他感到异常痛心。当“自然忍受着人类的摧残的时候，田园生活也就失去快乐的吸引力”44；同样的，达尔文在巴西也发现，奴隶制与充满刺激和兴奋的热带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位英国女性玛利亚 • 格雷厄姆（Maria Graham），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到达巴西时，也发现了类似的冲突。她在1821年到达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45，映入眼帘的奴隶贸易市场，让她“彻底反胃”，她带着强烈的心痛，和她的随从们赶紧逃回到自己船上。她产生一个决心：“我们的力量不大，但也不小，一定能够废除或者减轻奴隶制度”。作为一个业余艺术家，玛利亚的作品，把热带真实的景色展现给人们，她叹息奴隶的悲惨生活，她始终在写“奴隶制的罪恶”，同时，间杂着像“有趣的植物，小鸟，无数的香气撩人的鲜花”之类的文字46。残忍的奴隶制和伟大的自然界，这一并列放置的视角，是自相矛盾的，也是重要的，它集中体现那一时期，热带以外的人们对热带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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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证实了，热带是可以产生文明的，比如巴西。巴西在19世纪80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也一直被看作是热带生活中最为负面的代表，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作最有吸引力和创造力的一个论据。的确，巴西作为热带一个国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体现，它逐渐拥有了国家的主权。从1860年到1890年，在布兰卡港，建立了名为热带（Tropicalista）的医科学校，试图向人们证实，巴西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想象的那样，不健康或者很落后。在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学家吉尔伯托 • 弗雷耶尔（Gliberto Freyre），热情洋溢地欢迎一个新巴西的到来。他发现，巴西文明融合了葡萄牙的探险精神和热带土著的独特性格，它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看来，巴西绝不是一个落后的欧洲转运港口，巴西是一个新文明的代表，它产生并适应“各种情况和可能性”，“完全不是欧洲那一套”。“它是热带的文明，有着热带的气候，热带的植被，热带的风光，热带的光线，热带的颜色”。弗雷耶尔表扬了巴西科学家，他们攻克了这个国家的两大问题，一个是疟疾，另一个是钩虫病，“伟大的巴西胜利，宣告了人类对热带的征服”。依他观察，“这有助于推翻欧洲人过去的观点，即认为这些疾病和热带不可分割的谬论”。他甚至提议，建立一个“热带学”新学科，新学科的对象是：探讨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如何适应热带环境，健康、农业、城市化和区域管理等等问题，都要想到，进而教育、政治、心理和“心理卫生”，以及“热带人的行为模式”，也要想到，特别是和热带环境有直接联系的问题47。弗雷耶尔有其独到见解，因为在他之前，热带文明的美德和潜力，很少被如此积极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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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占领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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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过了，热带是一个观念、一个形象（塑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不光是欧洲人的一个文化创造、一个发明，一个想象的所谓异己的“他者”。在很现实的层面上，热带客观上也经历了欧洲的监护，监护的程度与位于温带的“新欧洲”的新大陆，与澳大利亚，相差无几。但是，热带并没有变成欧洲的复制品，相反的，变成了与温带互补的经济体系、生态体系，被设计成了满足温带地区的欧洲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地区。对于欧洲人，在温带想要获得这一切，那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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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带的占领和征服，欧洲人用了三种方法：一是控制自然资源（特别是蔬菜生产），二是动员非白人劳工，三是克服热带疾病。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在占有和控制热带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环境后果。弗雷耶尔呼吁，用和欧洲不一样的方法来解决热带的劳力、疾病及环境问题，我们已经论述过了，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法，对热带植被的掠夺性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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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种方法，在开发热带问题上，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而植物和医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显得紧密。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研究植物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发现它们的药用价值，那一时期的草药目录就可以证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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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很多医科学校的植物研究和自然历史的学习，被认为是医学训练的一个必要环节，从莱顿（Leiden）48、爱丁堡出来的医生，往往也是植物学专家。很多针对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早期的植物研究，就出于这个原因，为的是对其医学价值的探索。当着欧洲被梅毒（新世界赠予旧世界的礼物？）、疟疾、瘟疫和其他疾病折磨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在另一块大陆上找到解药。在国外的欧洲人感到，他们要向新大陆的医师学习太多的东西，来治疗他们不熟悉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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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科学常常认为，技术和医药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下，由欧洲自身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看得清，在欧洲的扩张中，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上的交流促成了上述发展与进步。植物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1533年，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第一个创立了植物学这门学科，修建了植物园，为系统地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各种属性。帕多瓦、莱顿、莱比锡（Leipzig）49、巴黎、乌普萨拉（Uppsala）50和爱丁堡等地，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植物园，它们紧随欧洲的第一阶段扩张，引入了从前不为人知的来自美洲和亚洲的植物。植物学努力地将植物这一复杂的并且令人困扰的知识领域，融汇在一起，使它最终能够系统化。而这一切，不能再依赖欧洲的过去，古老的文献或民间的经验之谈，它们已经不能作为引导新的植物学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植物园”的用途，就是将全世界各地的植物引进那里，从而便于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一开始的时候，欧洲还停留在它的中世纪梦里，创建这样的植物园，仿佛人类还在从天国堕落下来后，将伊甸园散落在人间的各个碎片，重新收集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把上帝最初创造的植物，能够全部展现出来。但是18世纪之后，这样的观点已经逐渐褪色。在乌普萨拉，有林奈（Linnaeus）51的带领，在巴黎的雅尔丹有乔治 • 布丰（Georges Buffon）52，还有在伦敦的丘园（Kew），有约瑟夫 • 班克斯（Sir Joseph Banks）53和他的继任者的引领，植物园已经变成科学研究的先锋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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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植物学发展，和欧洲大陆是同步进行的。葡萄牙医师加西亚 • 多尔塔（Garcia d’Orta），在西印度群岛的研究，是第一个也是最具原创性的研究。他死后，1563年他的一本书出版，描述了大概60种医学植物，而且针对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做了详细解说，还有印第安医生如何治愈这些疾病的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多尔塔描述的很多植物和药品，对希腊学者，对欧洲的医学的建立者而言，是闻所未闻的。17世纪初期，荷兰人雅各布 • 邦特（Jacob Bondt），详细描述了东印度的各种植物、动物，以及医学药品。新大陆亦不应被忘记，它对新医学药品提供了最大的独立的资源知识，自16世纪中叶始，翻译成西班牙语、英语，还有其他欧洲语言的医学书，都开始建议使用美洲的药品，比如黄樟（sassafras），比如烟草，还有撒尔沙植物（sarsaparilla），以及愈创树脂（guaiac wood）等药物（后两者尤其被推荐为治疗梅毒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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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植物连接，其重要性是巨大的。它开启了对世界各个地方的自然和植物的属性的研究事业，由此发现植物在经济上和医疗上的作用。植物作为一例，表明了欧洲人，不仅从其他地方的环境中，接纳了对他们本身有利的植物（包括热带的），而且也汲取了土著人的本土经验。很多的药品，很多的食品，还有其他蔬菜产品，并不属“欧洲发现”，上述物种物品的使用和属性的知识，最初都是由当地人建立起来的，然后才被欧洲人接过去，最后形成统一而完整的植物学。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金鸡纳树（cinchona）。安第斯山印第安人采用的“金鸡纳树皮”，被耶稣会信徒用做治疗发烧的药物，后来成了欧洲人防治疟疾的基础药物。这个曾作为印第安人基础退热药的植物，迄19世纪末，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印度，成了种植园的主要作物，变为欧洲帝国扩张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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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海外植物园（海外最早的一个，是荷兰人在好望角于1654年建立的），为科学知识和植物交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网络。在乌普萨拉大本营，林奈用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海外贸易关系，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植物收藏库，后来还派出探险者，去寻找新的物种。约瑟夫 • 班克斯在克佑区，也使用一个类似的延展性网络来和通讯员、海外贸易商、陆军、海军和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从东印度、中国，还有美洲，获得植物标本和种子。从很现实的角度来讲，植物学的知识增长，和欧洲的海外商业和海洋实力是紧紧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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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等等热带地区，它们相互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联系。这使得热带植物的某个种类可以从一个热带区搬到另一个热带区去种植，从而可以为欧洲的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同时也使得热带的植物特征，开始变得统一化，比如甘蔗、糖、咖啡、棉花、橡胶，比如金鸡纳树，还有剑麻等等。当然，这样的物种横向交流，从最早的欧洲入侵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葡萄牙人对于譬如玉米、木薯等粮食品种的传播，从美洲到非洲，到印度，到东南亚和中国，起了很大作用。继而，到18世纪末，植物交流变得更加系统化，而且也更科学了，欧洲人开始认识到热带地区之间的植物交换的经济价值。这样做，他们也许希望能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来喂饱他们的奴隶（布莱船长驾驶着“济民号”的重要之行，就是为了从塔希提岛往西印度群岛运输木菠萝种子），为的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阻止饥荒（这也是把西谷椰子和其他异域植物引入印度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避免外国政府在出口物品上的麻烦重重的管制和税收（比如茶叶、橡胶和金鸡纳树等）。欧洲人索性在其他热带地区，使用大量奴隶或者契约劳工，进行广泛种植。对于英国人，相比之下，他们是占据热带土地和资源的后来者，植物交流特别吸引他们的关注。殖民地的财富似乎和热带的产出紧密相关，所以到了18世纪后期，很多最有生产力的地区（除了西印度群岛），都落在了其他欧洲人手里，或者欧洲以外的其他势力的手中。自18世纪中叶，英国获得印度后，为其提供了一个挺进热带国度的机遇，而植物学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英国需要用这门知识获取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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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和帝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存在争议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植物学对帝国的海外扩张，起到了直接并且有利的作用，科学知识被直接转化成了经济收获和政治权利。露西尔 • 布罗克韦（Lucile H. Brockway），她的关于丘园在帝国扩张中的作用这一研究，反驳了下面的观点，即那些在丘园负责收集种子和植物的人，或者帮助植物在热带地区之间传播的人“无法把科学、商业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相反，她认为，新建立起来的种植园作物，“补充了英国的本国工业”，形成一个全面的体系，来榨取能源和交换商品，经过一定时间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超级大国55。布罗克韦为支持她的这一论点，研究了三个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橡胶，剑麻，金鸡纳树。这三种里边，金鸡纳树也许是最具戏剧性的。在19世纪中叶，它的种子从秘鲁走私出来，从克佑区运送到印度，在那里的金鸡纳树种植园，培植成长期稳定的资源，用来生产对抗疟疾的奎宁药品。这样，就可以用来保护在印度和非洲的欧洲士兵，的确，如她所强调的，“19世纪晚期，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入侵能够成功，完全是依赖了一种既便宜又可靠的奎宁药物……总之（她总结说），奎宁是成熟的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坚实臂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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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韦也许夸大了，奎宁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作用（还有疟疾在阻碍早期欧洲在非洲扩张活动的程度），但是，她的总体结论，关于植物学和帝国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令人信服的。可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觉得，科学被看做一个如此狭隘的知识工具，仅仅是为了帝国扩张而开辟道路。他们要求为科学松绑，从过去的帝国主义应该受谴责的身上解脱，转而强调科学家所起的作用，他们是些无私的科学家，相信进步，他们甚至可以算得上启蒙改革家。比如说理查德 • 格罗夫，批评了布罗克韦这类作者，将科学家“完全列为实用主义或者剥削主义”的动机。他认为，博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想法，经常和现有殖民政府的商业和税收政策发生矛盾。他们被更高层面的科学观和人文主义精神所鼓舞，这一精神促使科学家们，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批评帝国，而不是做它顺从的仆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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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帝国科学看作是一块残酷的工具，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只是被帝国的现时经济和政治需要所左右，为其服务，这是太过简单的一个假设。但是，相应的，当前的价值观，会让我们容易夸大科学家的自主性，反而忽略了帝国主义的精神内涵的压倒性力量。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更为平衡的对科学的评价，包括植物学等等在欧洲扩张主义和帝国时期的作用。但是，我们能肯定一点，从18世纪开始，或者某个意义上甚至要更早点，欧洲人在努力操控热带，以及它的环境、植物、动物，还有人口。就像欧洲人改造了地球北温带区域，他们也重新改造了热带，从而满足欧洲人的需要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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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伦敦，1978年，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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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注：古代西班牙北部一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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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 M • 科恩（J.M.Cohen）：《克里斯多弗 • 哥伦布的四次航海》（The Four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伦敦，1988年，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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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者注：是巴哈马的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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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注释3，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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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注：指西班牙人抵达美洲时居住于北起佛罗里达，南至巴西北部沿海，包括加勒比海大安地列斯群岛在内的一支操阿拉瓦克语系诸语言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侵入后，阿拉瓦克人受天花影响，加上加勒比人的侵扰和西班牙人的残酷统治，人口急剧减少。今日阿拉瓦克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绝迹，仅在南美洲还约有2450人幸存，主要聚居在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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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者注：这几种都是欧洲人非常喜爱的香料或调味品，主产于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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