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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大部分地方的环境，已经完全被上千年的物理的和文化的改造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是如此显著，即使是最热衷于“欧洲化”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印度的人口，并没有被欧洲的疾病所清除（的确，欧洲流行的旧大陆的疾病类型，只有在新大陆才有致命作用），而且印度的风景，已经打上了厚厚的一层文化烙印。德里（Delhi）的满是尘土的平原上，密布堡垒、坟墓，莫卧儿王朝和它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宫殿、花园，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的祖先。印度其他地方大致上也是这样子，每个欧式的田园风光的野餐地点，曾经都是印度的神龛，或者是由圣苏菲派的教徒守护的陵墓；在每处树荫之下，都躺着一块朱砂色的石头，代表着一个民间的神灵，能保佑人们不得天花或霍乱。那些在大街上漫步的牛，那些在公园里趾高气扬地踱步的孔雀，还有那些在丛林里吼叫的老虎，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在印度的自然环境里，几乎没有几处是纯粹天然的，不被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文化所触摸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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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世纪末，印度逐渐变得和热带国家一样了。它的疾病、植被、土壤、气候、农业，甚至包括它的民众，都逐渐地纳入到热带范畴中来了。大家可以看到，部分原因是西方帝国科学的权威在不断增长的后果，它将各个热带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不管印度是否还在吹嘘它的古老文明，就像热带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种植茶叶、咖啡、棉花、橡胶和金鸡纳树。印度的契约劳工替代了非洲奴隶，从斐济到盖亚那（Guyana），他们迁移到了热带种植园，作为主要的生产力量。在观念上，地理学家如森普尔和亨廷顿认为，印度展现了很多热带国家所具备的特征属性：耗人的气候，使人羸弱的疾病，自然环境完全不适合人类的文明生活。当帝国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当英国在种族和科技上都产生优越感之后，环境之谓，越来越变成解释两国间巨大鸿沟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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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印度的季风气候，这在印度农业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每年的西南和东北季风降雨的循环，在印度的气候里不仅仅是个“主要因素”，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发生作用。所以，这揭示了印度的“自然脾气”，在印度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份量。季风提供的雨水，必须满足横贯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但是如果季风像19世纪下半叶那样，降水太少，那么干旱和饥荒就会接踵而至。按帝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T. H. Holdich）的说法，季风“每年拯救上百万完全依靠土地过日子的印度人，而季雨的好坏，就是衡量丰收或饥荒的标准；如果风调雨顺，印度人就过得很好，如果雨水不足，那就意味着饥荒、痛苦和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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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官员，19世纪时也许发现了，季风的失败和大规模饥荒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英国自身也是到最近，才摆脱了类似的自然对农业的羁绊问题。当时，英国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对于像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认为只会在落后的缺少启蒙的国家发生。在英国（当然除了爱尔兰），自然总是被驯服的4。但是放在印度，自然脾气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有人提出，在季风出现问题后，抢夺食物的暴动，盗窃财产等等犯罪活动，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价格飞涨，食物供不应求，雨水的缺乏让整个印度监狱里，关满了“饥饿的人民，而不是通常的罪犯”。绝望的人们开始谋杀或抢劫，印度女人变成了毛毛贼，最后无助地了却自己的性命。但是，对于帝国来说，却是一桩好事，这样的灾难让贫农和没土地的劳工们，愿意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迁移到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或者迁移到纳塔尔的甘蔗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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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季风如期而至的时候，对大众健康水平仍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众卫生报告和统计数据表明，季风是如何带来霍乱、痢疾和其他肠道病等传染病的。这样，气候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促使一个医学官员在1909年的《印度帝国公报》中，对更具普遍意义的印度与欧洲的环境问题，做了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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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公众健康，都依赖于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如果这个关系越完整，相适应的关系越持久，那么人们活得也就越长寿。欧洲文明的趋势，就是让人们能够越来越容易控制自己身边的环境，但是，印度的环境的力量，却是更强有力一些，它的势力范围很广阔，而且也更不稳定，个体很难对抗自然或者适应自然。这些影响，铸成了印度人道德上和生理上，以及文化上的种种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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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引用如上的极端环境决定论观点，是为了说明，它给后来的历史学家造成不少麻烦。我们应该把这些已经过时的，为帝国主义统治作自我辩解的论调，全部放弃呢？还是应该将这个观点，理解为一个新的印度社会的历史背景呢？意即：季风的迟来或早到，这一主要的环境事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呢？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把这个环境事件，从帝国主义的论调中剥离出来，仅仅是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材料；在实际上，这样的剥离很难，因为这些资料的本身，就是从一种特定的思路出发而组织在一起的，用一种殖民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自然，认识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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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印度有一种认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基本上是大陆属性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气候的和环境的因素，对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有不同的作用。由此，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光试图把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归纳其特征，而且还尽量区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在发表《人口》（Population）这篇文章的帝国公告（Imperial Gazetteer）的同一卷上，盖特（E.A.Gait）将印度的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其对应的客观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解释印度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的论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上溯至希波克拉底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培养出坚强的足智多谋的个体，而温暖和多产的土地，却能培育出怠惰。但是，这样古老的一个公式，却作为一个新鲜元素，被加进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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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北干旱的气候，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适者才能够生存下来，由此造就了一个勇敢而坚强的民族，有着良好的体魄。而如果生活太容易了，比如恒河三角洲的水稻平原上，那里又潮湿又肥沃，尽管这样可以使人口大量繁衍出来，但是削弱了他们的能量，阻碍了他们人的发展。那些矮小、虚弱、胆小的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农民，相比那些高个的健壮的勇敢的锡克教的人，或者相比那些脾气暴躁的爱动的住在印度西北的阿富汗人，两者之间的差距，比之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对突厥人，还要大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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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帝国角度看，环境决定论者和还原论者的理论，其价值是相当清楚的。印度是一个受制于自然的国家，比起欧洲国家，在自然面前要显得无力得多：因此她显得落后、低等，内部存在分裂，所以需要伟大的英国来统治印度，为印度带来“改善”“规矩”和“进步”，最终解放印度人，不再屈服于自然。然而，当印度的民主主义开始兴起时，印度的多样的自然特征，却使得印度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自然恰恰证明了，她不是个文明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昔日的辉煌。环境因素、气候和疾病等，都不断地证明和解释着，印度道德上和生理上的脆弱，从而证明大英帝国无限期的统治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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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自封的一个使命，即用卫生和医药科学来拯救印度人，帮助那些被自然奴役的可怜人们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证明了，印度人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职于印度医学部的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他的最出名的发现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蚊子在传播疟疾方面的作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来印度的欧洲人，经常被这些病怏怏的印度人吓得不轻，他们看上去“很是勤劳……虔诚，温顺，聪明”，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脆弱的体格，还很胆小，而且还有完全服从的习惯”。罗斯问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脆弱？是贫穷，是气候，还是疾病？他的回答是疟疾。经历许多许多年，这种疾病已经把印度人弄成一个“古老的磨损了的民族”，通过医学研究，罗斯发现了疟疾的起因。他在一首诗里说，“在这里，啊，自然，要对我俯首称臣！”1895年，罗斯在攻克疟疾上做出了最后的突破，他用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口吻，写了下面这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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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万物的上帝，放在我双手中的，是令人惊奇的答案。我赞美上帝，在他的命令下，我发现了你那勾当的秘密，啊，你那谋杀了百万人性命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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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夸张地说，罗斯个人的宗教使命感，从一个宽泛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性。尽管印度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至今仍在印度的大地上到处散发闪耀的光芒，但是，她没有完成这件事（在大英帝国的评价中），就是克服自然。所以，要大规模地改造印度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对自然的控制权——英国就是用这样的借口，使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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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改造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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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讨论，英国的统治给印度环境造成的深刻后果。这样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中的一部分。印度的环境变化被引用来，作为论据证明殖民影响有多么巨大，甚至是远离都市的边远地区，也被英国统治的力量影响着。这和那些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特别在她的边远农村是相对肤浅的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影响，不像罗斯描述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相反的，它本身的恶劣影响，恰恰构成了对殖民思想和自我吹捧的殖民论调的一个重大逆转。现在人们更为热衷的讨论话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造成的环境负面后果，而非英国殖民者们曾经鼓吹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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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印度的环境历史的再评价，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敏锐回击。根据克罗斯比的说法，印度与美洲和澳大利亚不同，明显地没有变成下一个“新欧洲”，它没有因疾病而打开入侵通道，欧洲的新植物、新动物、新移民，并没有源源不断地进来，也没有发生本土居民人口几乎被消灭殆尽，变成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1498年，达伽马和葡萄牙人从西南角登陆印度，从生态的角度说，和西班牙人1492年史诗般的发现新大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然了，印度在欧洲早期扩张阶段，起到了跨洋交换的作用，梅毒从美洲传到印度（也许是通过欧洲）。但是，就算这个病毒再恐怖，这也不会对印度的道德产生多少影响。很多美洲原产的植物，包括辣椒、番茄和花生，在印度都变成了独特的现代佳肴，但是这些作物的大批引进，再加上烟草，因为印度原有的农业基础，外来作物的发展其实相当缓慢。然而，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后，重大的变化的确发生了。虽然印度没有成为下一个“新欧洲”，但是她的生态在与欧洲人的逐渐接触中，特别是自18世纪中期的殖民统治以来，被深深地影响了。究竟这些环境变化的程度有多深，历史学家还是刚刚开始觉察，不过，有一位历史学家在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殖民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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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印度所有的植被的情况，都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下，被提前预设好了，而这个权力就是在英国的王权之下进化而来的。印度，这片次大陆的土地，是欧洲帝国在发展中国家所能建立起来的，最为复杂的资源榨取系统的殖民地，她的自然，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几乎完全被驯服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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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于印度的环境变化，这是个很宽广的话题，仅仅举几个著名的例子，就足以阐述我的中心思想了。我们已经谈到了干旱和饥荒，所以我们应该谈谈印度的水利项目。印度使用贮水池（水库）、水渠、水坝等等，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个广阔的雨水——溪流的灌溉系统。其中的有些灌溉系统，在18世纪中期英国人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不用了。英国人在印度开设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开始着手在南亚建立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工程学家开始恢复旧时的灌溉工程，在此基础上建造新的灌溉分支系统，其中最大的项目，就是恒河运河，它于1854年建成，其他项目也相继竣工，共同导引戈达瓦里河（Godavari）、亚穆纳河（Jumma）和印度河的水源。隐在这些灌溉系统背后的一个动机，是必须阻止干旱和饥荒发生，当然也有更迫切的政府税收的考虑。灌溉过的土地，在一年一收的地方，可以产出二三熟倍的庄稼，而且这样的作物在市场上，通常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在19世纪90年代，大概有四万四千英里的大型运河和分流渠在印度建成，灌溉了超过1300万英亩的土地。50年后，当英国帝国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数字各自增加到七万五千英里和3300万英亩，大约占印度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印度的很多地方，都被彻底改造过了，但是没有哪里比旁遮普（Punjab）更彻底。在那里，英国人创建了一个密集的河水灌溉系统，有目的地建立了“运河殖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样子，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之前，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状态的旁遮普，如今变成了这个次大陆上最有前景的谷物生产地区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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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来说，建立起如此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要克服无数的科技上的困难，这是西方科学和技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了殖民的一个理念，即要征服自然，并获得物质财富。这些好处是看得见的，是能够持久的，这也是对殖民国家曾经的权力和财富的真实描述，况且对古老的饥荒问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这些利益在英国人眼里，（希望是）也在他们的印度臣民眼里，能够清楚地看到。而这一切，都是欧洲严格的家长制的统治带来的。但是，从环境角度说，它们并不总是有益的，运河实际上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很大问题，包括水浸和盐碱化（运河带来的河水在土壤上渗透，在土壤表面形成盐的板结）。在北印度的很多地方，运河的到来伴随一系列有害的疟疾，灌溉的沟渠和水浸的土壤，为疟蚊繁殖提供了新的场所。殖民的环境变化，反而导致了印度人的健康水平下降，这是其中负面后果的一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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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第二个例子。铁路代表了英国在印度的环境革命当中，所造成的深远的特征和后果。最开始，1853年左右，这个国家的铁路系统还算适度，自“1857—1858年叛乱”之后，铁路系统飞速扩展开来，战略和经济考虑成了吸引投资机会的主要因素。在1910年，印度成为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系统的国家，他的铁路总长超过三万两千英里11。尽管关于铁路的经济影响，在以前成为辩论的核心问题，但是关于酿成的环境后果，现在变得同样重要了。大批工程需要横贯印度的冲积平原，要穿越山地，爬上像西姆拉和大吉岭山这样的山中避暑胜地的陡峭斜坡。在这一过程中，大片森林和其他自然植被遭到清除，土壤裸露在外，侵蚀情况严重。为了建筑需要，比如说做桥梁和枕木，或者最初是为给火车提供能源，大量树木被砍伐，被运输和消费掉了，铁路为商业剥削开辟了机会，人们可以进入以前去不了的深林中，这加速了森林的荒漠化，也是铁路系统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像灌溉河道一样，新的堤坝影响了自然的排水通道，造成了水浸的后果，促使了疟蚊的生长繁殖12。铁路使人的移动力越强，疾病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更加迅速。1890年，腹股沟腺炎的瘟疫的传播，和1918年到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就是两个例证，证明印度的铁路助长了疾病的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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