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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再度占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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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带给印度的，物质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深远变化，就体现在印度森林的快速变化和退化——这样一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质疑。印度的自然环境（和其他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一样），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论战场地和证据资料，用以分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就像刚刚表述的，论争的一个方面，就是印度的边远地区的人们，想要保卫他们传统的对森林的使用方式，而不受殖民法规的制约，森林的困境促成了1870年以后边远地区人民的暴动。这些反抗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或以甘地式的公民抗命运动的风格进行着。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印度人民直接反抗腐败的或独裁的森林警卫、官员，反对不允许采集落叶肥料、燃料和放牧羊群的政策。基于现实的痛苦和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文化视角，相似的普遍性的反抗，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比如，反对殖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控制，或者限制渔猎权力等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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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印度民众反抗英国在印度环境上的干涉和控制，这些个表现绝不是故事的全部。除了这些，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特别明显的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对殖民主义者试图把印度整个环境完全改变成英国的“文明”和“进步”的抗争。印度人民的抗争，是在各层面上的，反对殖民者对印度自然的“解读”，即关涉到他们的环境，从而拒绝西方对他们的负面印象，及有关的“热带性”的偏见，从与环境相关的象征符号和价值上，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甘地以殖民的盐税，作为他的公民抗命运动的核心事件，在1930年，成了一个广泛地和英国环境控制相抗衡的象征，进而体现出，它在象征上和实际上的重要性。如果，国家就像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理解的，是个“想象的社区”的话，那么（就像美国的初期一样），他们从环境中得出的某些形象和象征符号，通常被看作是情感上有力的号召点，国家身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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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个拥有丰富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很难找出唯一一个环境地点或符号上的标志，来代表全印度。甘地很快揣摸到“盐”，有着某种代表全印度的象征上的重要性。孟加拉的风光、植物、动物，甚至孟加拉人吃的食物，与甘地出生的印度西边的古吉拉特邦，或者是和最南边的坦米尔纳德，都完全不一样。另外，很多印度的自然象征符号，拥有一个特定的宗教含义，可能是其他宗教信徒不容易接受的。牛的特有意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本可以让印度人完全集中起来，但是，到了印度——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却有着导致分裂的作用。况且，印度的山川河流，也很难和印度教的圣地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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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意象，对于发展国家、地区的意识，或者发展宗教的意识，具体到反抗英国的文化和政治上的统治，都是相当重要的。举例说，对孟加拉风光的自豪（也包括它的文化和语言），是孟加拉诗人和小说家罗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他对家乡的风光的热爱，是融入了多种文化成分的（他从梵文诗、迦梨陀娑剧本，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画家那里获得很多灵感）。我们能理解的是，在19世纪末，英国人曾对热带孟加拉的“脆弱性”和“女性化”的本土居民的蔑视，那么，泰戈尔写孟加拉的自然风光，就变成一个爱国含义的抗争。年轻时的泰戈尔，在1894年写下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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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逃避孟加拉，因为它太平坦了，但是我恰恰喜爱这里的河流和风光。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天穹是如此宁静，就像一个天青石的高脚杯；下午的寂静，让我想起金色的莎丽服的花边，包裹着整个世界。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人充满这样的想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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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泰戈尔诗中，还发现了爱国的浪漫主义的另一面，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环境上的祈求，反映出当时在外国统治之下的印度的落后，及其所遭受的压迫。在上述引文创作的两天前，泰戈尔写的一封信中，很悲伤地很绝望地描写，他观察的孟加拉沿河的贫穷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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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有人患风湿病，有人双腿肿胀，有人感冒发烧，或者有疟疾缠身的小孩在不停地哭泣，但是没有人可以救救他们。一个人怎么可以忍耐，这样没有欢乐，没有健康，没有爱的贫穷生活，哪怕是一分钟？现实却是，我们只得承认，从每个角度看我们都失败了。不管是自然的侵蚀，还是我们的统治者对我们的剥削，或者是我们的印度教经典对我们的压迫——不管什么，我们没有力气抗拒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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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责备孟加拉人自己的惰性和失败主义，还是用殖民时期以前的黄金时代，和孟加拉现时的脆弱、疾病的状况做对比，另有人也写到孟加拉的悲惨情况。在1912年的卫生会议上，托蒂勒 • 高希（Totilal Ghosh），一个加尔各答的新闻编辑声称，60年前，孟加拉的农村是完全健康和没有疾病的地方，发烧都很少见，人们根本不知道霍乱，天花也被抑制住了。在那个时候国家的精英生活在农村，村庄里到处都是“健康、快乐和充满活力的人”，他们从来不会被“饥饿，或者致命的瘟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但是，这样田园般的生活已经过去了，高希继续说道。他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黑热病”（疟疾），“使整个印度民族的健康恶化了”。他引用官方统计数据作为证据，“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疟疾和霍乱将成千百万人，从孟加拉平原上一扫而光，那些留下的人们……生不如死。”曾经健康和满意的生活，现在只剩下饥饿，村民得了疟疾，“死得就像蚊虫一样”。孟加拉人要死光了，高希总结道，而且“一定会最终消失，就像古希腊人一样……除非能有计划地恢复整个地区的活力，逐渐地拯救他们，以免堕入到灭种的境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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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人统治下，尽管他们自己声称给印度带来的是，所谓物质上（精神上也是）的进步；而对很多印度人，看来整个国家和人民，在殖民统治下都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这就是迦黎时代（Kali Yuga）：苦难的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印度，疟疾、传染病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国家，而且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就好像500年前的欧洲遭受黑死病的时期一样。但是，至少英国人，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自然环境资源。而印度，一个殖民地，却不能够。只有在印度自治的前提下，人们才会相信，印度那片饱经风雨的土地，可以再次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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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第八章指大卫 • 阿诺德《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的第八章《发明热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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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杰明 • S • 沃德（Benjamin S.Ward），P • E • 康纳（P. E. Connor）：《特拉凡哥尔和柯钦的地理和统计上的调研备忘》（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Memoir of the Survey of the Travancore and Cochin States），特拉凡哥尔，1863年，205—206页。转引自理查德 • P • 塔克尔（Richard P. Tucker）的《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印度森林蜕化：阿萨姆邦和喀拉拉邦的植物、森林和农民》（The Depletion of Indias Forests under British imperialism: Plants, Forests, and Peasants in Assam and Kerala）一文，收录在唐纳德 • 伍斯特（Donald Worster）主编的《地球的终点》（The Ends of the Earth），剑桥，1988年，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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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 H • 霍尔迪奇（T. H. Holdich）：《印度》（India），伦敦，1904年，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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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这个论点的延伸，参见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饥荒：社会危机和历史变迁》（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牛津，1988年，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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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度帝国公告》（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第1卷，伦敦，1909年，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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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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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备忘录》（Memoirs），伦敦，1923年，97页，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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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科尔：《印度森林的蜕化》（The Depletion of India’s Forests），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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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灌溉》（Irrigation），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Dharma Kumar）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第2卷，剑桥，1983年，677—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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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英属印度的灌溉造成的环境损耗：水浸，盐碱，疟疾》（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Irrigation in British India: Waterlogging, Salinity, Malaria），收录在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和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编辑的《自然，文化，帝国主义：南亚的环境历史论述》（Nature, Culture,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新德里，1995年，237—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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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翰 • M • 赫德（John M. Hurd）：《铁路》（Railway），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第2卷，剑桥，1983年，737—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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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克莱因（Ira Klein）：《孟加拉的疟疾和死亡率，1840年至1921年》（Malaria and Mortality in Bengal, 1840—1921），发表在《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72年，132—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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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龟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新德里，1992年，116页。然而，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森林退化和生态变化大幅度发生了。参见理查德 • M • 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的崛起和孟加拉的边境，1204年至1760年》（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伯克利，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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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将现代环境后果归咎到殖民前的森林居民的问题，参见大卫 • 哈迪曼（David Hardiman）：《森林的力量》（Power in the forests: the Dangs，1820—1940），大卫 • 阿诺德和大卫 • 哈迪曼共同主编的《底层研究第八卷：纪念拉纳吉特 • 古哈》（Subaltern Studies VIII: Essay in Honour of Ranajit Guha），新德里，1995年，8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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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 F • 理查德（J. F. Richards）、詹姆士 • R • 哈根（James R. Hagen）、爱德华 • S • 海恩斯（Edward S. Haynes）：《比哈尔省、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的土地使用变化，1850年至1970年》（Changing land use in Bihar, Punjab and Haryana，1850—1970），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985年，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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