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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灌溉》（Irrigation），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Dharma Kumar）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第2卷，剑桥，1983年，677—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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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英属印度的灌溉造成的环境损耗：水浸，盐碱，疟疾》（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Irrigation in British India: Waterlogging, Salinity, Malaria），收录在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和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编辑的《自然，文化，帝国主义：南亚的环境历史论述》（Nature, Culture,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新德里，1995年，237—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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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翰 • M • 赫德（John M. Hurd）：《铁路》（Railway），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第2卷，剑桥，1983年，737—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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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克莱因（Ira Klein）：《孟加拉的疟疾和死亡率，1840年至1921年》（Malaria and Mortality in Bengal, 1840—1921），发表在《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72年，132—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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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龟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新德里，1992年，116页。然而，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森林退化和生态变化大幅度发生了。参见理查德 • M • 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的崛起和孟加拉的边境，1204年至1760年》（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伯克利，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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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将现代环境后果归咎到殖民前的森林居民的问题，参见大卫 • 哈迪曼（David Hardiman）：《森林的力量》（Power in the forests: the Dangs，1820—1940），大卫 • 阿诺德和大卫 • 哈迪曼共同主编的《底层研究第八卷：纪念拉纳吉特 • 古哈》（Subaltern Studies VIII: Essay in Honour of Ranajit Guha），新德里，1995年，8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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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 F • 理查德（J. F. Richards）、詹姆士 • R • 哈根（James R. Hagen）、爱德华 • S • 海恩斯（Edward S. Haynes）：《比哈尔省、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的土地使用变化，1850年至1970年》（Changing land use in Bihar, Punjab and Haryana，1850—1970），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985年，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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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 • P • 斯特宾（E. P. Stebbing）：《印度的森林》（The Forests of India），第1卷，伦敦，1922年，32页，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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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英属印度的国家森林和社会冲突》（State Forestry and Social Conflict in British India），收录在大卫 • 哈迪曼的《印度的农民反抗，1858年至1914年》（Peasant Resistance in India, 1858—1914），新德里，1992年，258—195页（首刊于《过去和现在》，1989年，141—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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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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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理查德 • H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殖民的保护政策、生态霸权和民众反抗：面向全球的一体化》（Colonial Conservation，Ecological Hegemony and Popular Resistance: Towards a Global Synthesis），收录在约翰 • M • 麦肯齐氏（John M. MacKenzie）编的《帝国主义和自然世界》（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曼彻斯特，1990年，18页。另外参见马赫什 • 兰加拉詹（Mahesh Rangarajan）的《帝国议程和印度森林：印度森林的早期历史，1800年至1878年》（Imperial Agendas and Indian Forests: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n Forestry, 1800—1878），载《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94年，147—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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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对不同和与之冲突的例子，参见大卫 • 阿诺德的《十九世纪的印度的天花和殖民时期医药》（Smallpox and Colonial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收录在阿诺德编辑的《帝国医药和本土社会》（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曼彻斯特，1988年，45—65页。另见彼得 • 里夫斯（Peter Reeves）的《内陆水源和淡水渔业：在殖民印度的自然控制、通道和保护》（Inland Waters and Freshwater Fisheries: Some Issues of Control, Access and Conservation in Colonial India），参见阿诺德和古哈编辑的《自然，文化，帝国主义》，260—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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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克利须那 • 杜塔（Krishna Dutta）和安德鲁 • 罗宾逊（Andrew Robinson）译：《孟加拉一瞥：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书信选》（Glimpses of Bengal: Selected Letters of Rabindranath Tagore），伦敦，1991年，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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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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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二届全印度卫生会议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ll India Sanitary Conference），第2卷，西姆拉，1913年，514—523页。高希（Ghosh）的悲观主义背后的医学证据可以参见克莱因（Klein）的《孟加拉的疟疾和死亡率》（Malaria and mortality in 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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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所著《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一书第九章《对自然的殖民》，马萨诸塞州，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年，169—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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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怕冷的草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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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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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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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1前面篇幅里，我们一直在探究文明的发展，诚然这是一个难题，可是现在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去解决他。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如果不是被“扼杀在摇篮里”，即遇到了我们所说的那种流产的命运，那么它的成长岂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再提出一个问题：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凡是度过了襁褓期和童年期的种种危险阶段的文明，都可以轻轻松松地长大到了“成年”？换句话说，它们是否都毫无例外地在生长，强壮到足可以控制它们周遭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所有这些文明，包括在我们第二章2所列举的那张文明的名单里面？答案是：有些文明却不是这样的。除了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两类文明——即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还有第三类文明，对于这一类，我称它们为停滞的文明。这种文明虽然存在着，但是不再生长，这一来，就必须研究一下文明是如何成长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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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先搜集这一类文明的标本，并加以研究。可以轻而易举就搜集到五六种这样的文明标本。为应对自然界的挑战而诞生的文明有，波利尼西亚人的文明，爱斯基摩人的文明，游牧民族的文明。因回应人为的挑战而诞生的文明，比如在某些特殊的社会里：东正教世界里的奥斯曼人，以及在古希腊世界里的斯巴达人。这些社会之所以能够出现，是由于彼时彼刻的人为的挑战加强到了非同寻常的严厉程度。上述种种都是属于“停滞文明”这一类，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些文明都面临的一种共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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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停滞的文明，之所以丧失了活力，是由于它们曾经在实现壮举之后（tour de force），停止了发展。它们所应对的挑战，是正好介于可以引发积极状态的刺激和可以导致失败的过分刺激之间。如果用上述的攀岩者做比喻，停滞的文明就代表着那些攀岩者，它们像是被人架上来的，现在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它们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危险的境界，姿势僵硬，动弹不得。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我们指出的那五种文明中，有四种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失败，只剩下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一个，还在勉强地维持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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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波利尼西亚人曾经的伟大壮举，莫过于大胆地在海洋上航行。他们的本领是驾驶一种无帆的脆弱的独木舟，进行了不起的远程航行。他们所遭受的不幸我们无法知晓，但是，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波利尼西亚人与太平洋维持着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他们能够驶过漫无边际的太平洋，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毫发无损，或是轻松自在地就可以实现这一切——一直到那种无以复加的紧张程度自行松弛下来为止。其结果是，这些一度可以与克里特人和北欧的维京人一决雌雄的人们，逐渐蜕化了，真正变成了无忧无虑的逍遥派，终于丧失了他们对于海洋的控制能力，心甘情愿地隐居在他们小小的海岛天堂里，一直到他们被西方的水手们发现为止。我在这里无须赘述，那些波利尼西亚人后来的故事，因为我已经在前面谈过复活节岛的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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