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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气象学的研究表明，气候是以一个周期性的方式，在相对干旱和潮湿的阶段之间来回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影响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它可能导致了牧民和农民轮换入侵对方的领地。当干旱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草原就无法继续承载牧民们饲养的大量牲畜，这样，牧民们不得不从他们已然无法维持的游牧生活的循环当中挣脱出来，入侵到附近的农耕社会中去，抢掠自己和牲畜所需的口粮。另一方面，当气候的钟摆摆动到潮湿的一边，草原的自然环境适宜于开耕播种的时候，农民们开始了对草原和游牧民的反攻。两方各自的入侵方法大相径庭。游牧民族的爆发性入侵，就像骑兵突击一样，势不可挡。而农民的进攻就像步兵前进一样，步步为营，每前进一步，就挖个坑，做开荒稼穑之用，并且在周边开始修建道路和铁路，保持和后方的沟通。有记录的最显著的关于游牧民爆发的例子，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举侵犯。发生的时期大概在人类干旱期倒数的第二个时期。而一个令人震撼的农民爆发的典型例子，就是后来的俄国东扩。以上这两种人口流动的方式都非常不正常，而且在每次行动当中，对于对方来说，都是异常痛苦的。但是它们产生的原因，似乎都是因着同样一种不可控制的自然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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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尽的来自农耕者那方的压力，从长期来说，是更加痛苦的，遭受那种痛苦的人，比起遭受游牧民族野蛮突袭和杀戮，还要严重。蒙古人的侵略在二到三代人的时间就结束了，而俄国的报复性的殖民政策，大概持续了四百多年。先是在哥萨克人后方一线，从北面包围并缩小了牧场的范围，接着沿着外里海铁路，将他的触须伸展到了南部边境线之外。从游牧人的观点来看，俄国农民，就像西方的工业主义中的煅压机一般，将烧红的铁随意地改造形状。游牧民要么被彻底粉碎消灭掉，或者被锻造成定居的生活模式。而这个演化过程并不是和平的。为了清空，通往跨里海的铁路的地方，在哥提比（Goktepe）12的土库曼人被屠杀之后，游牧人死前的呐喊很少被听到。在欧洲战争中，当英格兰人揭露奥托曼土耳其人的游牧民族祖先的面目，证明他们屠杀了六十万亚美尼亚人的罪名的时候，此时却有五十万吉尔吉斯——哈萨克联盟中的讲土耳其语的中亚游牧民族，被俄罗斯的农民们——所谓“人类里最正直的人”，根据上级的命命给灭绝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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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亚游牧民族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当时，出现了两个定居型帝国，一个是莫斯科帝国，另一个是大清帝国。从不同的方向上，他们都将触须衍生到欧亚草原。现在，我们的西方文明，已经将全世界都掌控在手中，在其他的古老的地域，完成了对游牧民的根除任务。在肯尼亚，马赛人的牧场14已经被横七竖八地切成很多小块，为欧洲的农民开垦之用。在撒哈拉，伊摩沙人（Imoshagh）看到，他们迄今无法被攻占的沙漠堡垒，任凭飞机和八轮卡车肆意进入。甚至在阿拉伯半岛，古代的亚非语系的游牧人的大本营，还有巴杜，都被强迫转向了“法拉欣”（Fallahin）；而干这件事的，并非什么外来力量，而是由于阿拉伯人中间一个叫阿卜杜 • 阿齐兹 • 沙特的人故意执行的政策，他是内志和汉志的王，并且还是严格的穆斯林狂热信徒的哈瓦布社会的人间首领。当瓦哈比的统治者居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用装甲车来加强他的统治权威，用加油泵、自流井和对美国石油利益的让步，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时，很显然，游牧崩塌的最后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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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伯被该隐残杀了。我们只剩下追问：是否该隐的诅咒也害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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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了口，从你手中，喝下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须受到大地的诅咒。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将成为大地上一个流浪漂泊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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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所受的诅咒中的第一条，很显然，未能奏效。因为，尽管绿洲的农耕者的确发现了，不能在缺水的草原上继续耕种，但他可以迁移到气候环境更为有利的地方，由此，他身后的工业的力量推动着他重返故地，宣称亚伯的草地为已有。究竟该隐是他所创造的工业的受惠者，还是受害者，我们还要走着瞧。在1933年，当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被打破并瓦解时，似乎亚伯的复仇也不是没有可能。就仿佛是一个游牧人（Homo Nomas）被一农民重创之后，还在等着瞧一眼杀他的那个凶手——农民（homo Faber）是怎样的忧心如焚，最终崩溃，坠入地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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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本书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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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注：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三章《文明的生长》。《历史研究》在中国国内虽有翻译文本，编者对本章内容仍然做了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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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注：参看《文明的起源》，其中《卓越出自艰辛》一篇介绍了复活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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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 P • 斯丁斯比（H. P. Steensby）：《爱斯基摩文化起源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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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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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者注：居住在苏丹南部的黑种部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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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者注：苏丹的尼罗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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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者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阿哈尔州的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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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者注：所以说牧羊犬是在有了定居农户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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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创世记》，第4章，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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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因比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曾在原书的这一章加了一个很长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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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者注：土耳其南部卡拉曼省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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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汤因比：《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339—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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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者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游牧狩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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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世记》，第4章，第1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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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汤因比先生是在1945年写这句话，恐怕也不需要做多大改变——节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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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164—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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