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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中图物候所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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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格陵兰冰块所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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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8O）增加0.69‰则气温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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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以寒冷年份的分布作为一图，附录中每年有一项记事即为一点，每十年为一期（附图五）。从附图二可以觇见，有几个寒冷期：（1）公元90至130年，（2）公元180至200年，（3）公元270至330年，（4）公元410至540年。其中第（1）（2）期的幅度小，寒冷的点数也少，第（3）（4）期则寒冷记事点数多，延续的时间长，尤以第（4）期为甚。以北方与南方两表对比，南方寒冷记事点数较少，延续时间也短，但仍能与北方大致相应。有了这几个比较集中的寒冷年份，即可考察这几个时期内，中国南北两方边外的民族活动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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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第一期以前，北疆草原上的匈奴已经分化为南北两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与南匈奴四道出征，建初元年（公元76年），乌桓兵也参加了战事，这一年南匈奴有蝗灾、大饥，汉庭还须出粮食禀给南匈奴的贫人。建初八年（公元83年），北匈奴大批人口叩五原塞来降，其时匈奴北面的丁零及东南的鲜卑，都向匈奴攻击。一方面固然是匈奴衰耗；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由于草原上的生态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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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章和二年（公元87年）北匈奴已内乱数载，加以饥馑，降汉者相继而至。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举北伐，破灭北匈奴，都未能将南匈奴迁回匈奴故地，南匈奴仍居住在塞内，尤其五原一带。永元五年（公元93年）是十分寒冷的一年，南匈奴有内乱，次年新降胡人二十余万俱反。汉军与乌桓、鲜卑合击新反匈奴，汉军乘冰度隘大破匈奴。永元八年（公元96年），余部亦降，分处北边诸郡。此后，匈奴余众时降时叛，又常受鲜卑攻击，逃入塞内。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北匈奴最后的领袖也为鲜卑所破，诣朔方塞降汉10。这一时期的匈奴，有一批人想要北返漠北故地，也有一些人南迁入塞，似乎无人愿留在近塞的南匈奴。后汉书匈奴传中不见气候资料，但从上文“乘冰度隘”一语，匈奴似乎未料到汉军的进军路线，则公元94年当是难得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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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中国沿海8月份台风路线图（竺可桢著《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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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公元90—590年寒冷纪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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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边是羌人。自从东汉初年，马援将先零羌移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羌人即已与汉人杂居。和帝永元四年（公元82年）迷唐羌反于小榆谷，次年汉军反击，在黄河上造河桥，迷唐率部远依赐支河曲，此后数年迷唐与汉军即在河曲与大小榆谷出入。永元十年（公元88年）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回到大小榆谷，迷唐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永元十二年（公元90年）羌人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汉在大小榆谷一带夹河列屯，陇右无复羌寇。此时降羌所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发诸羌征西域，诸羌尽反。永初五年（公元111年），连年旱蝗饥荒，汉人流亡，羌人也败于汉军。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以后，十余年间，兵疲师老，终不能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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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大段羌祸的记载看来，羌人活动的地区旱蝗有之，但未见寒冷。而且汉人在河上立屯置守，也似乎并未遭遇十分恶劣的气候。是以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移动，大约与气候变冷没有明显可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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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寒冷期，公元188年至193年之间，霜雪寒风常有记载，这一时期正当汉末，黄巾起义，董卓入洛阳废立，以至曹操兴起的几年。这个一般寒冷期，大致开始得更早，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有大寒的记载，而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中平四年、五年、六年至献帝初平元年（即公元187年至190年），连年太阳中有黄气、黑气、白虹等记载12。这些中国传统上当作不祥之兆的天象，事实上是日中黑子、日珥、日冕诸类，太阳活动的迹象。竺可桢认为，凡此活动往往也与寒冷气候有相当的关系13。在中国内部，却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北方的草原上，南匈奴已居美稷、安定，也经常受鲜卑的侵轶。灵帝末年天下大乱，南匈奴须卜骨侯与白波军合兵侵犯河内诸郡，不利还军，匈奴国人不愿接受退还的军队，须卜骨侯遂留军河东。献帝兴平二年，南廷空虚，而鲜卑钞扰不已，匈奴也卷在中国的内乱中14。乌桓与鲜卑都在兴兵。乌桓本来在匈奴的东北方，东汉初已渐南移近塞。匈奴乱，漠南地空，乌桓遂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4年）开始，乌桓常连接其他种族（如匈奴、鲜卑）侵犯边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俱反，连兵寇缘边九郡。灵帝初乌桓诸大人纷纷称王，寇略青、徐、幽、冀四州。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蹋顿统一乌桓诸部。中国内乱，乌桓助袁氏，为曹操所败，乌桓万余落均徙入中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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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原在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不通中国。窦宪破北匈奴，鲜卑遂居北匈奴故地，匈奴余众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此后鲜卑时时侵轶边郡。桓帝时，檀石桓统一鲜卑，尽居匈奴故地，但每次寇边也不过数千骑。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千余骑犯辽东属国，但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以数万骑入缘边九郡。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时不受鲜卑寇略，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鲜卑寇边，自春至夏，凡三十余发，汉兵三道出塞，大败而归。先和中（公元179年至183年）以后，檀石槐死，鲜卑的统一局面结束，大人世代传袭，各为雄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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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桓、鲜卑的发展，都以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为划时代的一年。在这一年以前，其侵犯中国的军事活动规模都比较小，而在延熹九年夏天开始，都是全面的入侵。这一年是延熹七年冬大寒之后的第二个夏天。塞上的牛羊，一年大寒，春天未必有足够的青草；再一年，生计即受大影响。则为乌桓、鲜卑的忽然大举，殆因气候大寒而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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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大乱时，乌桓、鲜卑都未十分发达，紧附边塞，乌桓成为中国的雇佣兵，乌桓骑兵是曹操打天下的一支劲旅。鲜卑在汉末也不甚振，只有云中、五原近塞的轲比能，在公元1世纪20年代因汉化而比较强大。乌桓、鲜卑承继了匈奴的人众与地盘，不能长久在草原上发展，骤起骤落，终于仍以逐步移入中国为其大势。其中是否隐含着草原已不是有为之地？是否因为公元2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及公元3世纪初的十多年中，草原上的气候太寒冷了？甚至原在匈奴东北更寒冷地区的乌桓与鲜卑，尽可能南移，造成东亚古代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是否也是受了寒冷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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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寒冷期在公元270年至330年间，尤其公元277年至291年，连年都有寒冷的记事，霜雪风寒，史不绝书。在这以前，三国鼎立，在北方的魏与西方的蜀，都曾招引不少羌胡人口入居中国。在西晋初年，塞外人口的移入中国者次数更多。魏武帝时，匈奴又有二万余落归附，入居河西故宜阳等地。曹魏时已居住在今日山西汾水流域的五部匈奴，已分散在平阳、西和、太原、新兴、上党、兴平诸郡。太康（公元280至289年）中，又有三批匈奴归附，一次二万九千多口，一次十余万口，一次一万多口。匈奴共分十九种，各按部落分布在幽、并、雍诸州，而以并州（山西北部）为最多。除匈奴外，北边的杂虏内附者，咸宁二年（公元277年）有千余辇，太康十年（289年）有男女十万口17。而在气候的起伏看，公元3世纪末的二十多年，正是酷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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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后面，乌桓与鲜卑已迁入匈奴故地。乌桓进入中国，正在三国纷扰之时，乌桓骑兵先后成为袁曹势力的骑兵部队。嗣后在中国的内地，乌桓仍时时出现，如石勒曾徙平原的乌丸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符坚曾徙关东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及北地。基本上，乌桓已在中国，其移动也并非自动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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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初，关中地区羌人已不少。魏蜀相持，双方都引羌胡以困敌自重，是以关陇一带，鲜卑氐羌无不有数万人口，江统《徙戎论》即明白揭出当时的民族问题，所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而六郡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人口之众，过于西戎”，甚至本来徙入中国时只有户落百数的句骊，也已“子孙孳息，今以千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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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已居住在中国境内，或邻近中国边塞的外族，终于造成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若以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及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冯翊北地的羌胡起事，氐帅齐万年称帝当作五胡乱华的开始，而以淝水之役（公元383年）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则这个时期大部分正与第三次寒冷期相当。这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大迁徙，基本上是走向南方。汉人往南走，早在东汉即已开始。晋初，北方扰攘，兵连祸结，不少人在永嘉以前已陆续南迁，尤其靠北方的州郡幽、并、司、冀、秦、雍，蝗灾大疫，并以饥馑，人口大减20。往南逃亡的例子，如河东、平阳、弘农、上党的百姓流亡到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21。凡此人口的移动，天灾人祸兼而有之，天灾之中既已说明了有蝗灾及瘟疫，则气候的变化反而是次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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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方边外的情形，最堪注意者为鲜卑诸部落的情形。轲比能之后，鲜卑的后续部落如东部的宇文，中部的慕容，及辽西的段氏，都从东北方步步内迁。例如慕容廆在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由辽东北迁到徒河的青山，在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建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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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是鲜卑部族中另一后起的“别部”，其先世在第三次寒冷期中叶，有重要的发展。拓拔鲜卑的发源地，最近因为发现了其先世的石室宗庙，已可确定为黑龙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大兴安岭23。拓跋氏祖先宣帝，所谓第一推寅，时当东汉初年，北匈奴的西迁，南匈奴南迁近塞，拓跋鲜卑遂南迁大泽，（可能为蒙古的呼伦湖附近）因为地土昏冥沮洳，更谋南徙。七代以后，献帝所谓第二推寅，又率部南移，其子诘汾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拓跋鲜卑并不只是留居塞外，其中一部迁河西，晋武帝时起兵的秃发树机能即出此部。拓跋的本部原在云中，在其始祖力微时代，已兼并数部，控弦二十余万。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迁居定襄之盛乐（和林格安县北）。其子猗卢等三分部众，分居上谷、代郡、定襄，已有众40万。穆帝猗卢三年（公元310年）拓跋要求晋并州刺史刘琨，割陉岭以北马邑、阴馆、楼烦、繁时、崞五县地，刘琨出五县百姓，空地以让鲜卑，拓跋徙十万家充实这一片代郡、西和、朔方间的新领土。穆帝遂以盛繁为北都，平城为南都。什翼犍时，拓跋始置百官分掌众职，有了国家规模，国号为代（公元338年）。公元336年10月，什翼犍征匈奴刘卫辰，河冰未成，什翼犍以苇草散布冰上，冰草相结如浮桥。足见10月已可结冰。公元375年符坚遣大军20万伐刘卫辰，击败拓拔鲜卑，什翼犍率部众逃居阴山以北，国众离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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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部建国的过程，实与其南迁的过程相重叠。由昏冥的大泽，进入陉北五县的地区，拓跋鲜卑经过了曲折的途径，始得进入塞内。什翼犍在公元310年要求刘琨割陉北五县土地时，其原有领土其实已相当广袤，而要求的中国土地，既非十分肥沃，又不是无人的空地。移入的新领土并无足够的引力，则其迁徙动机只能归之于原有地区的推动力了。公元3世纪最后20年，及公元4世纪的前10年，气候连年寒冷，也许这是什翼犍要求强入塞内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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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辰是匈奴别部，原在朔方，受符坚封为左贤王。刘卫辰曾遣使求符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往”25。这个要求反映了游牧民族季节性的要求。塞上春晚，一冬牧草已尽，春草未生，必须南来放牧。经夏之后，草原上又有了丰草，秋高马肥，是以秋季又要回到草原。塞北气候越寒，春天越迟，则季节性的移牧遂更有需要。冬天移入向阳的谷地，反而并不必须南牧了。在干旱的年份，“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要待秋冬，因云而动”26。刘卫辰的事，求田内地，春来秋去或许也证明了当时气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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