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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魏书，序纪1/1—10，刘琨割陉北五县事，亦见资治通鉴考异卷四，永嘉四年十月，“刘琨以地与猗卢”条，引刘琨集“与丞相笺”，在这条史料中，刘琨说明割地的要求来自猗卢，及迁五县户三万余家于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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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魏书，铁弗刘虎传，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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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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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资治通鉴卷108，晋太元二十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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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魏书，太祖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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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魏书，食货志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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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魏书，崔浩传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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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魏书，灵徵志112/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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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魏书，崔浩传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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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魏书，蠕蠕传103/1—9，高车传12—14，同书突厥传99/1—3。北史，蠕蠕传98/1—11，高车传9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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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魏书，蠕蠕传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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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魏书，蠕蠕传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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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魏书，蠕蠕传1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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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渊传16/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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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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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文属汉语繁体字，写作时间距今稍远，语言习惯与现代汉语有所差异。为保持原文风貌，译者除转换为汉语简化字外，其余基本不作改动，包括文中的帝号与年号、帝号年号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原文注释对引文出处的注释方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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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23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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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气候的循环和成吉思汗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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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斯 • 詹金斯（Gareth Jen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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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长期冲突，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片段里，留给我们的概念是一种难以平衡的关系。定居型的社会，从西方的哈德良（Hadrian）的罗马帝国，到东方的西汉时期的中国，都筑起城墙和壁垒来区分自己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盘，并非是要封闭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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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时不时地就会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打破这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平衡。然而，其间没有一个事件，像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崛起一样，具有那样的毁灭性，且持续那样长的时间。尽管历史学家对它的重要性的理解，是从人所共知的农业文明的记录中获取的印象，然而对于驱使蒙古人大举出兵这一事件的背景，或者它的动机，至今还很模糊。的确，研究工作的主要精力2，似乎不是放在了批判，而是全盘接受。一大堆马后炮式的添油加醋的传说，民间故事，半神秘的蒙古人族谱，蒙古编年者的圣徒似的热情；更进一步，所有这样乱七八糟的说法的金字塔顶端，却是一个很小的局限在当代史料上的备受争议的源头，正像洪业（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一书所要告诉人们的3。即便如此，其他各种说法仍是层出不穷，从根本上讲都是捏造或虚构，下面一段文章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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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早期突然爆发出的侵略性的能量，至今还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谜团。把它和自然科学做一个类比，那么一种心理的爆发的确是发生了。人们普遍认为，最初的七世纪的阿拉伯人的扩张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对新的宗教的狂热和痴迷……类似地……一个十三世纪的历史学家，格雷戈里 • 阿布-法拉杰（Gregory Ab-ul-Faraj），如此评价成吉思汗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行为（即一个迫切的意识形态的鼓动力量——要征服世界，并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和平）和蒙古人对神的信念，就因了这个原因，他们可以不断地征服新的地盘，而且将会永远持续下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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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论点，援引新的证据来解释蒙古社会的凝聚力，其对南方农业社会的前所未有的侵害。包括如下说法：善于骑射的蒙古弓箭手所向披靡，展现了蒙古强大的军事优势5；无与伦比的军事组织，军事后勤和耐久的蒙古士兵6；从中国和朝鲜传进来的新的冶炼技术，金属的军事武器（特别是弓箭头，人、马的盔甲），由此搅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而且让天平倾向了蒙古一边7。此外，马的驯化，游牧运动和由此造成的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有为了赢得更多的牧场（蒙古的最脆弱的那些部落被驱逐了，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运用于蒙古游牧民族的历史）。蒙古内部的宗族间和部落间的争斗，也被认为是一个机制，作为解释一个普遍的游牧民族迁移的理论8。还有，所谓的永恒的游牧民族对战利品的欲望，和对农业民族的劫掠，在文学作品中成了最常见的观点9。其他比较老的说法里，比如“铁血政策”（或者上帝的惩罚）理论10，或者是草原上的物竞天择（譬如，说是鲜血浸染的土地上，只适合好斗的充满侵略性的武士生存11）——诸种用来解释成吉思汗个人崛起的说法。然而，种种说法中，没有一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所有上述那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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