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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的中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2年，xlii—xlv页。另参见弗雷德里克 • J • 特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罗马和中国——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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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子参见雷内 • 格鲁塞（Rene Grousset）著，麦凯勒（McKellar）和赛诺（Sinor）译：《征服世界》（Conqueror of the World），纽约，1966年。对于蒙古人族谱的研究参见丹尼斯 • 赛诺（Denis Sinor）的《中亚》（Inner Asia），发表在《历史—文明—语言》（History-Civilizations-Languages）；大纲（A Syllabus），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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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业（William Hung）：《〈蒙古秘史〉源流考》（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lol），发表在《哈佛亚洲学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1年，第14期，433—492页，特别是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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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乔治 • 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蒙古人和俄国》（The Mongols and Russi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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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 德斯蒙德 • 马丁（H. Desmond Martin）：《成吉思汗的崛起和他对中国北方的征服》（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gquest of North China），巴尔的摩，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0年，1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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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乔治 • 维尔纳茨基，第4页，还有其他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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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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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特加特，232页，等诸如此类的在18世纪末的西方文学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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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乔治 • 维尔纳茨基，3页，再次，体现了很多作者的观点。我认为，恰恰与之相反，蒙古人跳出他们传统生活领地对其他地区进行劫掠的最明显的原因，要么是社会秩序混乱要么是生活物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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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亨利 • 豪沃思（Henry Howorth）：《九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蒙古历史第一部：蒙古领土和蒙古卡尔梅克语》（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 I, The Mongols Proper and the Kalmuks），伦敦，1876年，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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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文明的主流》（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纽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一版，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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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亨廷顿，574页和第28章，在某些程度上已经涉及到了本文的主题，但是主要是建立在干旱循环的数据之上。另引用在特加特（Teggart），233—235页。无法将这种气候数据运用在蒙古——半干旱的草原——已经被G • F • 哈德孙（G. F. Hudson）在他的《哈德孙笔记》（Note by Mr. G. F. Hudson）明确提出，收录在阿诺德 •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3卷，纽约，1962年，453页。哈德孙指出，简单的说，干旱情况恶化后，会扩大半干旱游牧环境，并向北偏移，同时，农耕文明的土地减少，并向南偏移。简言之，干旱也许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少数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但是，是否干旱情况下的草原的情况还能保持稳定，还很难说。相反的情况，即降水量增大，参见注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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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亚沙漠商队的路径》（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发表在《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1929—1958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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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者注：这是詹金斯区别于亨廷顿的重要所在，他的看法更倾向于气温变化，而不是降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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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编者注：古代蒙古帝国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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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编者注：蒙古语的宗亲盟会，通常为推举大汗等重要事件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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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卡庇尼的修道士约翰（John of Plano Carpini）：《蒙古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重印在克里斯多佛 • 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编辑的《蒙古的使命》（The Mongol Mission），伦敦，1955年，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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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艾曼纽埃尔 • 勒 • 罗伊 •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发表了他的畅销之作《盛宴的时节，饥荒的时节：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历史》（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新泽西，1971年。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皇家气象协会在帝国学院召开国际座谈会《世界气候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元年》，伦敦，1966年4月18—19日，特别是戈德斯维特（Goldthwait）、兰博（Lamb）、刘易斯（Lewis）、伍德霍夫（Woodhoffe）和索耶（Sawyer）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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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 • S • 索耶（J.S.Sawyer）：《普遍大气循环中的可能性变动》（Possible Variation in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收录在皇家气象协会（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的《世界气候》（World Climate），218—229页。C • E • P • 布鲁克斯（C. E. P. Brooks）：《世界气候历史》（History of World Climate），发表在托马斯 • F • 马隆（Thomas F. Malone）主编的《气象概略》（Compendium of Meteorology），波士顿，1951年，1004—1018页。R • M • 弗莱明（R. M. Fleming）：《俄国发展中的一些因素概况，尤其是欧洲的俄国部分》（An Outline of Som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uropean Russia），收录在由约沃思 • C • 皮特（Iorwerth C. Peate）主编的《地区性的意识和发展研究》（Studies in Regional Consciousness and Developmen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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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个观点也可参见拉铁摩尔的《中亚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42页。形而上但是还是很有趣味的讨论可以在和辻哲路（Watsuji Tetsuro）著，杰弗里 • 鲍恩斯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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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一种哲学研究》（Climate, A Philosophical Study），东京，日本教育部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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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特别是8—18页。作者将草原生态的自然机制和游牧民族的移动联系起来考察。另L • N • 古米列夫（L. N. Gumilev）：《Otkrytie Khazarii》一书中，莫斯科，1966年，第53页指出匈奴王和成吉思汗等人的与固定型社会的战争，不是由于“……饥民们找寻生存物资……”，从气候恶化的老家彻退。在他的观点里，只有小群的，断断续续的抢劫者和掠夺者才会离开他们的家园（笔者在注释9已经提到，就游牧民族在边境上的不同劫掠方式上，我同意古米列夫，但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是，游牧民族可以团结起来引起大规模的战争，而我认为饥饿却是最好的解释。）古米列夫进一步讲到，比如说匈奴人的入侵，气候情况实际上改善了，而不是变差了，特别是降水量的增多。古米列夫似乎认为游牧扩张和有利气候是同步进行的，但是，他非常害怕被列入到“地理决定者”的队伍中去，很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游牧人迁移的例子，一一分析，发现到底是什么因素，即是否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简言之，是否存在有一个机制引发了这些历史事件还尚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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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编者注：每个纵轴上的温度标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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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一是从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数据汇编在一起的，参见251页。鲍里索夫（Borisov）：《气候》，291页；布钦斯基（Buchinskii）的《气候》，84—85页；艾曼纽埃尔 • 勒罗伊 •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盛宴的时节，饥荒的时节：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历史》，244—246页；戈德斯维特（Goldthwait）：《重大气候变化的阿拉斯加冰川证据》（Evidence from Alaskan Glaciers of Major Climatic Changes），发表在皇家气象协会的《世界气候》中，40—53页；G．曼利（G. Manley）：《最佳气候的问题；促成冰川形成》（The Problem of the Climatic Optimum; the Contribution of Glaciology），同上，34—49页。亨廷顿和斯蒂芬 • 维舍（Stephen Visher）：《气候变化：变化的本质和起因》（Climatic Changes: Their Nature and Caus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22年，75页。笔者对C线的缺损深感抱歉，但是，早于公元1450年的乌克兰的情况，主要是从俄国的编年史里摘选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如果这方面的资料越完整，那就能更加显出超乎寻常的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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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世界等温线参见《牛津世界经济地图》（Oxford Economic Atlas of the World），第4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3页；另见恩斯特 • 罗登沃尔德（Ernst Rodenwalt）《世界气候地图》（World Maps of Climatology），柏林，斯宾格出版社，1963年。另见索耶《普遍大气循环中的可能性变动》，发表在皇家气象协会的《世界气候》（World Climate），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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