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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兰德阿林是个彻彻底底的废墟，位于叙利亚沙漠的边上，与胡姆斯（Homs）相距50英里。根据巴特勒（H. C. Butler）教授的说法，离此地最近的水源，向西行约需两个小时13。然而，伊兰德阿林曾经也是个很大的城市，至少有十个教堂，教堂的遗迹都还依稀可辨。像其他罗马的城镇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水利系统，在城市的一头，有个巨大的水库，在城市的中心，有个大澡堂，建得比水库还高，显而易见它一定有别的来水供给。这个城市的面积大概有一平方英里，据巴特勒教授研究，人口至少有两万人，或许至多能有十万人。就和昔兰尼加的例子一样，但是它的情况更糟，曾经可以提供成千上万的人口用水，可以维持一个罗马浴池那样的奢侈用水场所，现在的水连一个人都供应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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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气候“同一论”来调和这些事实，就等于说，地震将地下水全部转移到别处去了；或者曾经有纵横敷设的饮水管，这些水管现在都已经化为废墟，它们的藏身之处也不为人知。如果伊兰德阿林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情况的城市，那么这样来作分析也许还站得住脚。但是，它其实是千万个相似事例中的一个，像伊兰德阿林这样的废墟，遍布在从蒙古一直到直布罗陀，从德克萨斯州到亚利桑那州再到索诺拉（Sonora）14的广大地区。如果这些地方古代的供水系统全部被毁，那么在离这些地方的不远处，应该存在大量的水资源。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一位支持气候“同一论”的学者可以准确告诉我，这些水到底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另外，比如利比亚沙漠上的赫迦（Kharga），还有叙利亚沙漠上的巴尔米拉（Palmyra），当旧的引水渠被发现并修复后，随后能引来的水，相比城市规模，提供的水量要少得多，而且花费在这些水利工程上的劳力，和旧时的实际人口也不符。由此，从逻辑角度归纳，罗马的晚期的确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臣民的用水需要，尽管当时的水资源比现在的还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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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同一性”假说的最后堡垒是植被。经典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除了曾经在北非大量生长的阿魏（Sylphton）这个药材，现在已经绝迹之外，随便哪个国家，过去的作物和现在几乎没有差别。气候“同一论”立足的植被，主要是说蔓藤和棕榈。这两种植物的生存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只有在一个很窄的地域内，它们才可以共同生长。这个窄窄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和它在古代时期的地盘。如果平均气温只改变2到3度，且是朝着变冷的方向，那么棕榈树就完蛋了；如果是变热，那么蔓藤就无法生存。因此，气候是没变化的。很多人感到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是它却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在亚热带地区，冬天多雨，夏天干旱，对于农作物来说，降水量不管是15英寸还是30英寸，都不重要。如果有人要质疑，那就将大马士革的花园、田野与黎巴嫩山的西麓做个比较，后者的降水量是前者的两倍之多。在希腊，西海岸的降水量是中部阿提卡（Attica）的两倍，但是阿提卡灌溉区和西海岸生长着同样的作物，因此，尽管过去和现在的作物基本上保持一样，但是还是无法告诉我们，降水量和过去相比是否有所增加或减少。第二，气候“同一论”只注意了植被，却忽略了地质学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外行来说，即使气温改变10到20度，也不至于让美国的东北部到俄亥俄河这片地区变成冰雪世界。但是，我们要尊重专业学者的观点，如果古代到现在的温度变化，只有从冰河时期到现在的气温变化的十分之一，那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改变，它意味着平均气温至少改变了2度！这个数字好像既不会让巴勒斯坦的棕榈树难以生存，也不会威胁到那里的蔓藤植物生长。所以，自古代以来的农业生产记录，也不大专门记载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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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见，气候“同一论”的假说，似乎都是建立在不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上的，它和地质学家的观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气温作为气候“同一论”的主要依据，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气温的变化，不管高低、幅度，都显得非常轻微。气候“同一论”的废墟理论同样站不住脚，他们只是假设，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毁坏了供水系统，而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证明他们的假设的有力证据。饥荒和古代的水利工程，和其他例证一样，都不能证明气候“同一论”。它们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在过去的某些时候，要比其他时候更为干燥，但是无法证明过去气候的总体情况和现在是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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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的讨论，对读者而言比较合乎情理。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气候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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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要一一讨论剩下的三个假说：局地变化说，稳定地朝一个方向变化说，还有脉动的不规则的变化说。局地气候变化，常和人类的活动紧密关联，比如破垡森林，开辟荒地，发展农业，引水灌溉。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还有气象学家，无一例外都认为，此类的人类行为只能引起小范围的气候变化，而且变化的程度也基本上是微乎其微。我们先不谈反对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北方，那里的人不会把当地的不利气候归因于乱砍乱伐，相反的，是干旱的气候导致了树木难以生长。大范围的森林砍伐，的确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假设整个地表都被火烧光，土壤裸露在外，最后被水冲走，但是这似乎不足以引起降水量的变化。过分的农业开发，或者过度放牧，特别是绵羊和山羊，能够引起水土流失，但是还是无法改变降水量，尽管它能严重地改变溪水的流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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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稳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假说，以及全世界气候都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说法，已经被地理学家们抛弃了15。地质学家的统一观点是，反对所有持久的、仅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观点。当然，在过去的两万到三万年前，冰河期的气候变化的确是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并不能说明是具有规律性的。与地质变化同样，自有人类历史记载起，气候的变化经常出现无规律状态，尽管意大利南部和其他围绕着地中海地区的国家，降水量在逐年减少，而在亚热带的沙漠带的南端，气候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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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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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气候脉动的确发生过，那么它必然会对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也就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证明气候脉动发生的那些论据。当我们仔细筛选历史中的气候因素时，就会发现，有些历史事件表明气候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有些历史事件则表示气候发展方向是相反的。举例说，关于里海的公元前的记载，虽是相当模糊的，但似乎暗示了里海当时的海面高度要比现在高150英尺，所以它和咸海当时基本是连接在一起的。斯特拉博（Strabo）在公元20年写道：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从黑海的斐西斯河口到里海的塞勒斯（Cyrus）的距离，就好比里海西海岸上的沙原那么点大小。根据他的数据，勘尼洛夫（Khanilof）估计那时的里海的高度大概要比现在高85英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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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或7世纪，当时里海的水平面比起现在里海水平面下降了15英寸。在它东西海岸，过去被淹没在水下的老城墙重见天日，因此，足可以证明它水平面的变化。公元10世纪，里海水面开始上升，比起现在的里海水平面至少高出了29英寸，而且后来升得更高。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Istakhri）写到，公元920年，在德尔本特（Derbent），水面长到了塔楼的第六层那么高，那个塔楼至今还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精确定位当时的水面高度17。后来，大约在12世纪或13世纪，我们发现了一个巴库（Baku）18的商队旅馆的废墟，水没到了15英寸的位置，这表明里海的水面又再次下降。再往后，在14世纪初期，阿拉伯酋长赛菲丁（Sefi-Eddin）告诉我们，里海水面再度上升，比目前的水平高出37英寸。这个变化，有可能是由于奥克苏斯河水（Oxus River）量的变化引起的。当时中国新疆的“龙城”被淹，罗布泊水位的上涨，都表示了中亚地区当时有一个强降水过程19。从1290年到1450年，根据波罗的海冰冻数据，是人类历史上最冷的五个冬天，证明了西北欧地区，正经历着气候最恶劣的时期20。另外，死海还与其他几个湖泊，如亚美尼亚的吉欧扎克（gyoljuk）湖，波斯的锡斯坦（Seistan）湖，和里海的水面波动的时期和变化基本都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了，气候每个世纪都在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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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相同的时间段里，也发生了相似的气候波动。举个例子，地质学家和工程师计算了加州东南角上的瑟尔斯湖（Searles Lake）中的含盐量，数据表明，这个湖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只泛滥过一次，而后又变得非常清澈。这种情况的发生，只可能是当湖水高于现在水位180英寸，湖面积是现在的两倍半时，才可以实现。瑟尔斯湖的老沙滩和其他沉积物证明，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自湖水泛滥过后，水面大致保持着下降趋势，但是它是呈波动方式下降的，有的时候下降得很快，而后伴随少量的回升。在湖面下降的时期，距离50英里开外的内华达山脉的另一边生长的加州巨杉，可以依据其生长情况，计算出湖面波动的具体日期。像加州这样，有着长期干旱夏天的气候，树的年轮的厚薄充分体现出降水量的多寡，从而可以正确记录从古至今的降水变化。我从450棵巨杉搜集整理后，发现和亚洲的气候脉动方式大体是一致的（编者注：亨廷顿的《气候与历史变化》一文已详细谈过这一点）。所以，不管是在旧大陆，还是有着地中海式气候的新大陆，都有证据证明受到气候不规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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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的例子也许可以辅助说明气候的脉动方式有可能怎样地影响了干旱的罗马。大约公元元年，叙利亚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巴尔米拉（Palmyra），是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它的水又甜又清又多。如今的人们再次面对这地方，已经无法再对它有任何溢美之词了。这里的水，咸味冲天，还伴随着浓烈的硫磺气味，可就是这样的水，也经常发生断流，当地人的生活也就跟着被打乱了。那些残留下来的花园，虽然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却看着是那么凄凉，和巨大的城市废墟比较起来，显得微乎其微了。在巴尔米拉早期，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和现代的大马士革差不多，人口大致在15万左右。现在，那里的人口最多只有1500人。这个城市在公元3世纪达到了历史顶峰，根据气候脉动学说，之后水源突然开始减少。文字记录和废墟表明，过去曾经有两条主干线直通叙利亚沙漠，一条从南边的佩特拉（Petra），一条从西边的布拉斯（Bosra），其纬度和加利利海同高。这些道路对现在的商队来说已经是不切实际的路线，因为沿路根本没有水草。在公元2世纪，这条商路最终被荒废，原因是气候越来越干旱。这个变化，导致埃及、叙利亚、大马士革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的通商路线，都必须通过巴尔米拉，这也是这个城市兴盛的理由。公元7世纪，地中海两岸和西亚，进入到史上最干旱的时期，所以，巴尔米拉实际上也被遗弃了。公元10世纪，当水资源开始变得稍微多一点，巴尔米拉似乎恢复了一点元气，但是在第二个干旱时期到来时，它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废墟。现在，这个地方的供水完全依靠降水，它的规模的发展完全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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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气候脉动理论运用在罗马覆灭事件之前，先让我们看看在意大利发生的具体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过去的3000年里，意大利的气候既不像中欧，也不像北非，它的四季变化和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冬天多雨，夏天干燥。气温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和目前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唯一的变化主要在暴风雨的强度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尽管过去两三千年的冬天和现在没多大区别，但是冬季风暴的次数在过去更多，强度也更大，平均算来那时的风力也比现在的强烈。因此，在冬天暴风雨来临前，暖流要比现在温暖，而其后到来的寒流也要比现在要冷。在这个状况下，除了身体强健的人，对普通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接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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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和春天（特别是春天）的变化，比起冬天，从过去到现在的差别要更明显一点。秋天的时候，雷雨季节开始得比现在早一点，而春天的雷雨持续的时间要比现在长一点。比较现在与过去的天气极端情况，意大利的春天显得尤为突出，那个时候，不仅春季风暴要比现在更为迅猛，而且一直延续到整个春天结束。比之其他季节的降水，整个春季的雨量对农业的发展占据决定性地位。两三千年前的夏天的气温，和现在比起来平均温度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夏天比春天的雷雨天气少很多。然而，那时候不管是春夏季节，还是秋冬季节，雷雨的次数和强度都要比现在大很多。所以，尽管那时的夏天阳光强烈，相对其他季节来说比较干燥，但是享有的雨水量却比如今更加丰沛，因此能更有效地缓解长期的炎热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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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存在很多误解，有必要反复加以澄清。纵然过去发生了重要的气候变化，罗马帝国时期，一年四季交替，总体上和现在还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那时一年四季的降水量要比现在多，而当时的春天降水尤为突出；第二，在气候变化中，温暖天气显得更有影响力。所谓气候变化性，是指过去的气候比之现在更有激发性，这样的区别就好像，德国、英格兰、美国东北部的气候，与希腊、西班牙一类国家的气候的巨大差异一样。总而言之，从罗马城往南那片地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古典时期的地域，与今日意大利北部的普遍气候非常相似，某些时候有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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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清楚气候变化在历史上究竟占有多大地位，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不光是变化的性质，而且还有其周期性。图表或许是最方便理解的一个方法，在我出版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图33（第228页），画出了西亚和中亚的降水量变化分布图，这些数据，我是从废墟、湖泊、饥荒、历史古道和其他可以获得的资料中整理得出的。当然，这些资料都是在1910年以前得到的。实线表示的是加州气候的变化，是依据1911年至1912年调查的450棵巨杉的数据画出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以前标注的点线需要进一步更正的，所以我后来补充了那条虚线以示修改。并且，还有其他一些部分也要修改，比如公元前400年，曲线应该比图表上画得上升得更高一点。但是，我还是保留了最初的曲线，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自己看到两条曲线之间的相似程度，两条曲线的数据，是我在两个大陆上，用了不同的方法最后汇集而成的。总体上，图33上画的两条线，表达了横跨东西半球而大致相似的气候变化。但是，如果要细究所有细节，那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另外，欧洲的彭克（Penck）教授和身在美国的笔者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却同时发表了相似的气候研究结论，根据我们二人的结论，气候变化先从各个气候带向热带开始，然后又向反向发展。相应的，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可能比起其他地方要稍微迟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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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文明与气候》中的结果不是最终的，但是它还是具备一定实用性，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工具，作为基本手段，来解释罗马的覆灭问题。尽管不是直接从意大利获得的数据，而是加州巨杉所得的加州曲线，但也能够表现出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就像在加州一样21。除去早期和比较可疑的几个世纪以外，从公元前450年到前250年，意大利似乎拥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气候环境，在接下来的50年间，有明显的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比之以前，情况稍微差一点，不过从整体上说，处于逐渐恢复状态。即使当时最糟糕的时候，也要比现在好很多。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50年，有利的自然环境一直在持续，虽然没有罗马建国之初那么好，接下，发生了突然的恶化，一直持续到公元2世纪，或许没有公元前2世纪的恶化那么糟糕。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气候好转了一点，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气候恶化期，一直延续到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在此之后的一个半世纪，虽然有一点轻微的改善，但又止于7世纪初。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气候情况恶化到了史上最差的时候，尽管之前的公元前13世纪可能和7世纪一样的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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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离开我们新讨论的问题的外部环境方面，认真考虑一下，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50年期间，那些恶劣气候的变化对历史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我们要理解恶劣气候的意义之前，我们应该先懂得，有利气候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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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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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分为三类：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生物学方面的。关于经济上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比之前引用过的斯莫科维奇教授的文章更贴切的了。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土壤贫瘠是造成一切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我觉得，他对叙利亚的垦殖方式憎恶的看法有待商榷，要知道，这个垦殖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只要保证水量是充足的，人们的生活还会很舒服地过下去。然而，斯莫科维奇教授讲到的农业凋敝，确是非常有分量的论点。他写到了“当时的伟大的农业学者对事件的看法”，接着引用了科路美拉（Columella）在公元60年写下的话，“我经常听到我们国家一些著名的学者抱怨我们土地的贫瘠，他们认为常年的极端天气降低了土壤的肥力。还有一些人认为，土地贫瘠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过度的耕种，却没有合理的管理，最终什么粮食都种不出来了，人们的生计已经无法维持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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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提供了两个理论，来解释罗马农业凋敝的原因。在科路美拉生活的年代，很明显，有点名气的人都在抱怨气候的变化，长期以来影响了土壤的肥力，最终粮食减产。而另一些人的说法，科路美拉认为更合理，即罗马的土地很久以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科路美拉指出，罗马早期的农业技术相当发达。就像斯莫科维奇所指出的一样，“罗马的精耕细作，7尤格拉姆大的面积的农场，这和中国、日本的农业态势很相似。他们只有有限的土地，但是作物都排列得很整齐，地都锄过，杂草也除了，用天然粪便、草灰、厩粪来施肥。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很小的一块农田里，精耕细作仍可保证无限期的产出，根本无须用科学发明的无机肥料为土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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