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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无数人的实际成就为基础，仅仅以气候为衡量指标，26我们可以画张图出来，地图上标出不同人种所在的不同地方，所表现的不同的能量总值。这个地图，也就像一张人类文明的舆图。两种图的相似性，反映了今天有活力的有进取心的种族，那些占领了世界的种族，均位于气候上经常发生变化的区域。如果全人类对气候的反应都一样的话，那么这对解释罗马的覆灭，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我们已经知道，气候变化在意大利发生过，而且是朝着激发性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春天和夏天，气候一天天地变差。这可以反映公元前三四百年时，罗马曾被赐予非常有利的气候，而且情况比现在还要好，就跟我们北美的气候一样，不仅在农业方面，而且对于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具有很大的激发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公元前300年到前200年的变化，还有公元元年前后的逐渐变化，还有7世纪的气候变化，都对罗马人的精力和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即使罗马居民的种族成分没什么改变，即使没有疟疾，没有农业凋敝，没有野蛮人的入侵，他们民族的能力还是很明显的出现了下降，这一下降，当其他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具有杀伤力。比如说，当克服干旱的灌溉系统出现麻烦时，人们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精力和动力去解决难题。这样的人的素质，不但要面对疟疾、河流毁坏农田从而形成的沼泽、野蛮人的入侵，还要面对农业凋敝、农民贫困、苛捐杂税、因普遍的不满导致的政治问题。所以，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情况就显得尤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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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表达的观点，对读者而言似乎显得基础薄弱了点。甚至对我自己而言，在研究气候和人类效率的关系时，很多结论让自己都感到吃惊了，我感到很难修改自己以前形成的概念。我这里提出的假说，不管其是否正确，它至少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础。它并没有诠释，为什么会有天才，为什么政治和社会机制会进化，或者为什么很多历史事件会发生。但是，它对于一些国家的谜一样的衰败和瞬间瓦解的经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至于检验它的实在性，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地理学家必须更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后果的精确值，气候变化的程度，以及气候变化的本质。第二，生态学家和生理学家必须区分人类的精力，有多少是依赖于遗传能力，有多少是后天的训练，还有多少是受着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气温、湿度和其他气候因素，比如臭氧或空气中电子成分等等的影响。第三，对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值得探寻，地理学家也许可以给予期待的结果，即指出在特定的时期，气候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那个期待的结果，取决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是否确认它真实发生过，取决于学者们的仔细搜寻历史上无数的蛛丝马迹。世界就会逐渐地发现，人的机体、精神和道德的特征，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之，非得各领域之间进行合作，对各个复杂因素导致的罗马覆灭，得出一个清晰的观点，历史教训才能被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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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斯图斯 • 冯 •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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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 G • 斯莫科维奇（V. G. Simkovich）：《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的覆灭》（Romes Fall Reconsidered），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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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注：罗马时期的面积单位，1尤格拉姆相当于0.65英亩，或者0.2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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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者注：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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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罗德贝图斯（Rodbertus）如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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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德贝图斯（Rodbertus）：《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农业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agarischen Entwicklung Roms unter den Kaisern），第2卷，1864年，213—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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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 R • 范海斯（C. R. Van Hise）：《美国自然资源保护》（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2年，322—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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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 • A • 菲特（F. A. Fetter）：《经济原理》（Economic Principles），1915年，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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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 • 康拉德（J. Conrad）：《李比希关于基本生物的看法》（Liebigs Ansicht von der Bodenerschopfung），耶拿，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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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者注：华氏温度的冰点是32度，沸点是21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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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 • G • 斯莫科维奇：《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的覆灭》，载《政治学季刊》，1916年6月，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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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 • W • 格雷戈里（J. W. Gregory）：《昔兰尼加》（Cyrenaica），载《地理学报》，第47卷，伦敦，1916年，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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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特勒（Butler）教授的全部观点的可参考《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ofrmation），波士顿，1911年，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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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者注：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一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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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个说法部分是基于在过去的10年间，甚至为气候都着一个方向变化这一假说辩护的人，比如说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已经将他们的假说进行了修正，认为气候出现不规律的或者脉动式的发展方向。（参见《地理学报》，第43卷，伦敦，1914年，451页），部分是基于最近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会员作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约瑟夫 • 巴雷尔（Joseph Barrel）教授整理，递交给美国生态学会的气候学委员会（Climatic Committee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还包括了未被列在其中的一些气象学家的提问。这些人中，仅有三人还是相信历史上气候的同一性。只有一人认为气候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尽管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类的活动还是起到一些辅助上的作用的。剩下的49人，认为，在过去的两三千年的气候变化，要比最近的一个世纪的变化范围要更大一些。这49个人都认为气候的确出现不规则的或者脉动的变化，但是整体的趋势是，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和其他类似地区的气候朝着更加干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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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洪堡（Humboldt）的《中亚》一书大概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最好资料，他的研究发现的总结可以参见由本文作者撰写的《亚洲的脉动》，波士顿，1907年，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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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布鲁克纳（Bruckner）：《17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Klimasch wankungen seit 1700），维也纳，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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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编者注：苏联中亚部分西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里海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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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亚洲的脉动》，287页，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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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诺伦德（Norlend）：《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的一些注记》（Bermerkungen uber das Klima der historischen Zeit），隆德大学出版社，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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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乍一看，意大利和加利福尼亚州实在是隔得太远了，它们两地的老树年轮的记录似乎和这篇论文中的问题不相关。的确，从下列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并非如此：（1）研究历史上的每年的气候的实际作用，树木年轮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因此，在未来更好的数据出来之前，目前还是我们最好的衡量工具。近来对目前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大气压力或者温度的变化的关系的研究中，让我们确信了加州的变化一定和地中海的变化是同步的。问题只是这两个的确的气候变化是否是同一种的。（2）《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图33比较的两条曲线，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和西亚的气候变化大致相同。这两条曲线特别明显的一致性是从公元8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而这个时期也是可获得的气候资料最充沛的时期。另外，因为亚洲曲线是在1910年绘制的，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指示出加州曲线和亚洲曲线的相似性。比如说，斯坦因（Stein）在中亚的探险表明了，公元前2世纪，比起《文明和气候》一书中图33的虚线还要显示得更为干旱。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另一方面说到，指出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普遍更为潮湿，而这个说法和树木年轮的变化是一致的。（3）加州的树木生长，也许可以被用来衡量意大利南部的降水的第三个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目前两个不同的现象却很一致。让我们先集中注意力在3月到7月这几个月份，因为这段时间对环地中海国家和加州来说，都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州最长的两个降雨记录，一个在旧金山，另一个再圣地亚哥，为南加州自1851年以来的主要天气波动提供了一个大致概念。将内华达山脉的112棵巨杉的年轮的波动，与罗马、那不勒斯和耶路撒冷从1851年到1905年这50年的降水波动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到很多图表。比较的方法是将每个年份中的记录按加州降水量的顺序排列。这些年份然后被分成四组，见下图，每组的平均值也被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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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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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有7年降水量最大，即平均值超过6.5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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