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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写作时可获及的26年降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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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州10年的平均降水量5.8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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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州8年的平均降水量3.6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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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州8年的平均降水量2.4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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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气象学机构显示了在冬春的时候，有一种暴风雨（雪）穿过西地中海，经过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最后达到印度北部。当加州的降水很充沛，巨杉疯狂生长的时候，这种暴风雨似乎会增加。这倒不是说如果加州某一年有大雨的时候，意大利和其他地中海地区就一定会有大量降水。但是，它意味着，当我们将一些年份进行考察的时候，巨杉的生长显示出那些国家的大体上的降水情况。可能过去也是这样的。目前当我们把以前的那些数据和巨杉的生长数据分析之后，似乎，在公元元年，意大利南部从3月到7月的降水，大概要比现在多50%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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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篇文章已经被李比希引用过，参见其《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第九版，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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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琼斯：《疟疾：希腊罗马历史中被遗忘的因素》（Malaria: 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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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编者注：指印第安人，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一人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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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编者注：华氏温度，冰点32度，沸点21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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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张地图在亨廷顿的《文明和气候》一书中，200页。这一册包括了气候和文明之间关系的全面的论述。它其中发表了很多最近发现的新资料，表明出不同种族对气候的反应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一致。编者注：亨廷顿此章节带有严重的环境决定论和种族论的倾向，不过他通过不同种族对气候的一致反应打破了人们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开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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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卷31，第2期，1917年，173—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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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所有的人都跑了”*——17世纪中叶（1644—1683）的战争和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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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博（Robert B.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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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8月，广州城北的居民，被城外突然出现的一只老虎吓个半死。城北的那些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老虎了，也许不止几十年，可能有一个世纪了，广州附近的顺德县的村民，曾在1627年报告过老虎伤人的事件1。而对于广州城里人来说，上一次老虎袭人的事，发生在14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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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虎，在广州这个大都市附近出现，的确不同寻常，可是呢，广州居民处理这只老虎的方式更是令人意外。在所有其他的老虎事件中，不管出现在岭南的城镇还是乡村，村民们都是同一反应：打死老虎。放在当今社会，虽然一个神枪手用一支步枪就解决问题，但是杀死一只老虎可不是件小事。放在17世纪，枪的威力顶多是个“鸟枪”，或者是个“大口径的短炮”，虽然弓箭手用一支毒箭，也可以杀死一只虎，但是拥有那种技术和装备的人，通常都在军队里服役，而不是在家种地。所以，无装备的村民靠近一只老虎的方法，就是集体行动，人们从茂密的林子后面，举着长矛和鱼叉慢慢向老虎靠近，直到老虎被逼入绝境，最后用网把它给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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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村民杀死老虎后，把它的身体肢解成各个部分，分别卖出。像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一样，17世纪的中国人，已将自然物开发成商品了，老虎身上的各个部分，自然有不等的市场价值。在岭南地区，不只是老虎伤人以后，人们才会去捕获老虎，它的皮毛本来就很值钱，身上其他部分据说有让人返老还童的功用2。据1839年的《中国丛报》上一篇文章反映，“（老虎的）医药优势在骨质、脂肪、皮肤、爪齿、肝脏、血，以及身上的其他部分，对多种疾病有效。即使老虎的胡须，据说也是对牙疼很有帮助”3。为了结束干旱，老虎的尸骨有时被老百姓拖进河里，说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龙王”，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带来降水4。所有这些个观念，都要老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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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那只老虎在广州城北出现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杀死。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做，广州方志中仅记有一句：居民抓住了老虎，然后将其放生。组织村民捕捉老虎，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捉住老虎却把它放生了5，这一行为的确令人疑惑，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和一贯的做法不同。我们无法理解，广州城北的居民为什么决定将老虎放生？搁如今，当然了，放生老虎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是必然会去做的事情，但是那时的那些老百姓就这样做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有一个关于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新观念，其时已在中国发展起来了？抑或它仅仅局限于广州一地？是否人们已开始思考，野生动物在自然界的不同位置，考虑到野生动物们，甚至是危险的老虎也有生存的权力？或者，有更世俗的原因导致他们放走了老虎？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让老虎走了。也许，他们认为老虎表示了凶的征兆6（我们将看到，那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气温变得更冷，各地的农民暴乱正在兴起，传染病从长三角蔓延开来），就把它给放了，这样做代表着远离危险，否则灾难在不久后即会造访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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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了令人困惑和不可思议，在1642年放生老虎，的确是个很不寻常的行为。为了理解它为什么不同一般，我们要把这一小的事件放置在更大背景下，比如中国在1642年的历史背景——正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简洁地说，1644年之后的40年里，对中国来讲是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不同于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国当时内战频仍，匪徒和海盗兴盛，农民起义的战火燃遍全国；对外贸易失衡，还有寒冷天气导致的粮食减产，当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的时候，让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至少是变得很不稳定。因战争和传染病而大批死亡，使得岭南的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直到17世纪80年代，当地的人口才恢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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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不只是日常生活变得很不安定，17世纪中叶的岭南，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普遍危机”的状况7。当时的全世界，被历史学家称作“17世纪的危机”，至少在17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岭南人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面对的也是相似的危机。以故，有位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非常痛苦”，她把这叫作“明清大变动”8。在上述因素中，其中某一因素不至于导致17世纪中叶岭南危机的产生，但是当政治危机和连绵战乱一同到来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合并，它们共同造就了危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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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背后的原因，论辩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威廉 • 阿特韦尔（William Atwell）先生，最先探索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时较为寒冷的气候，扰乱了中国的农业收成，引起谷物价格急剧上涨，严重影响农民的生计，一旦白银进口数下降，就会真正扰乱了国家经济10。理查德 • 冯 • 格拉恩（Richard von Glahn）先生，不同意阿特韦尔看法，他认为白银流入下降，不足以引起中国货币储备的危机，明朝最后几年，谷物价格的确发生上涨，但那并不是阿特韦尔的经济理论所阐释的那样11。杰克 • 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先生说，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因素，而不是阿特韦尔所说的外来因素，导致了整个问题的出现。先是贫穷，导致人口锐减，后反应在物价的上涨，中国的税收是完全建立在田亩上的，因白银贬值导致危机的假设，是说不大通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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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口增长确实消耗了明朝的资源，并有证据表明，物价因此快速增长。但是我认为，要解释为什么在那一时期发生危机，气候的变化和外贸的受挫，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一个温暖的气候和白银大量流入，帮助我们解释了16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当这两个因素逆转过来时，就应该可以解释17世纪中期的危机了。这一认识，正是我用来解释1642年老虎放生的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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