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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从1614年到1621年，寒潮的频率增加了。在1614年和1615年的冬天，降雪不仅到了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而且一直下到广西的邕州（南宁）。四年后，从1618年到1619年，广州城北郊的从化，也下起了同样的大雪，“那里的老人们说，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15。同一个冬天，珠江三角洲以及南到西南沿海的阳春，都报道了降雪16。严寒在1634年再次袭来，广东有七个府县报告了极端寒冷天气，两年后，接着又是一场寒潮，在海滨惠来县居住的居民，给省上的报告说不仅下雪，还有霜冻、结冰，水塘甚至结了四到五英寸厚的冰，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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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17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以及后来的80年代，都记录了重大的寒冷事件。只有两个十年期，似乎逃过了寒冷天气，一个是17世纪40年代，另一个是17世纪70年代。后者，有17世纪70年代的粮食产量的证据，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暖和。但是17世纪40年代就比较难说，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史料记录上没有关于那一时期的寒冷记载？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资料记录。另一方面，当时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也许使得寒冷天气的事件被掩盖了，因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或者是一个小小原因，年代史编纂者没有记录这些资料，他们还不能洞察，气候变化和满族入侵明朝的战争，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总之，文献记录比较清楚地显示出，17世纪岭南的气候变得比较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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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1614年的寒潮，开始了1616—1618年的两年大旱，旱灾从1616年的收获时节开始，一直延续到冬小麦收获，进而延续到1618年的春天。这场大旱，影响了人口众多的广州和惠州地区，广东东部的很多府县报告了“饥”和“大饥”，还有“混乱”。另外，惯例输送给惠州的粮食外来补给，也出了问题，广东地方长官不得不开仓救济饥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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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在1614年左右变冷变干的严重性，体现在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上19。显然，旱灾，特别在某些地方持续一年以上的干旱，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地方志将这样长的干旱时间定义为荒年，注为“饥”或“大饥”，我在这里只写“饥”。更重要的是，低温和少雨，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尽管我们缺乏有关17世纪比较完整的数据，来证明造成重创这一现象，但我们从现代研究中得知，18世纪的较好的数据表明，寒冷气温降低了粮食的收获，因为植物的生长时间被压缩了，生长期少一天，收获就要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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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的农民，一年只种植一次，比如广东的北部山区，寒冷的气温对此地造成的影响，也许要小于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的广东南部地区。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那里的农民可以做到一年两熟或三熟，这样，就逼迫着农民尽量缩短农作物的生产时间，在第一茬庄稼还没完全成熟之前，就要进行收割了，好及时进行下一轮播种。或者，农民们要承担第二茬庄稼有可能没有足够时间长熟的风险。于是，下一年里，少种植一茬，就能减少霜冻的损害。像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编者注：作者所指《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的前面章节），农民对农作物的需求的增加，在温暖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就可能增加第二季或第三季作物的种植。现在，天气变冷了，这样就会将种植模式退回到一年一熟，或者一年两熟的方式上。歉收或者粮食短缺，再加上1614年的寒冷气候的作用，就造成了饥荒（见图4.2），并在17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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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17世纪广东省的死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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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取自《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州：广东省文史研究馆，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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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粮食歉收，食物短缺，或者饥荒的增加，还不完全是1625—1650年的岭南人民面临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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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白银进口和国际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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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将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经济扩张，与有利的气候条件，与外国对中国丝绸和瓷器的大量需求，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联系起来。如果17世纪早期的寒冷气温，开始对农业产量有所制约的话，那么白银进口数量的下降，对整个经济发生了影响。岭南的经济，越来越和白银的流动联系在一起，不仅表现在经济的扩展上，而且在后来的两个灾难性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贸易路线遭到损害后，阻碍了白银在岭南的进口。1639年，日本的德川幕府关闭国门，将葡萄牙人从长崎的贸易据点逐出去，由此破坏了白银的三角贸易路线，而那条路线曾为广东的经济提供了巨大能量。1640年，在西班牙人屠杀了生活在马尼拉的两万中国人后，中国的贸易路线因此切断了。这样一些打击，加上中国政府囤积白银，及短视的国家政策，继续以白银的方式收税——都严重影响了白银在岭南经济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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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冯 • 格拉恩的研究试图打破一个论点：“白银进口在17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初呈大幅下降，造成了货币的危机，最后导致了明王朝1644年的灭亡”。持相反的看法，他反驳说：第一，白银进口并没有大幅下降；第二，当时的货币理论（费歇尔的交换公式），与现代的货币量化理论相冲突。有趣的是，尽管冯 • 格拉恩自己算出了白银的进口数，数字却恰恰支持了曾经发生白银进口大幅下降的论点20。从1636年到1640年，第一个五年期间，从1641年到1645年，第二个五年期间，白银的进口数从572.8公吨下降到了248.6公吨，下降幅度超过了40%21。也许，这些白银进口的下降，的确影响了岭南的经济，就像阿特韦尔提出的那样。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下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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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的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至少在广东，外贸下降得非常厉害，不只有一名官员说到，货币的确变得稀有了，就像阿特韦尔所分析的。在1647年的备忘录中，有广东官员请求可以重新建立国际贸易关系。清朝的两广总督佟养甲，解释了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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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明朝）时，中国的货物和外国之间的交换和流通，主要通过广东。尽管外贸船只和本国商人在商业上产生了竞争，但老百姓们都变得富有了……没有一年出现过货币短缺情况。后来……出现了杀害士兵的事情。从那以后……葡萄牙人不许再到广州经商……就像旧的传统一样。这些事件是在前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发生的。不久以后，中国的商人就没什么钱了。货物不再流通，老百姓也变得越来越穷困，关税已经降到不超过一千两。所以，这很明显的证明，如果葡萄人来做贸易的话，广东就会有钱，反之，如果他们不来，广东就会很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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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佟养甲错误地将商业的下降，仅仅联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隔离上，但是，他对这一破坏引起的后果，说的倒是没错。贸易减少使白银不再流向广东，不仅商人，还有其他和贸易有关的事项，都出了问题。船员，货物运输员，马车夫等等相关人员，都面临着失业。他们无法继续在北江至梅岭关的贸易线路上讨生活了，于是蜂拥来到广州城，寻找工作、食物，或是犯罪机会。这些失业的人群，逐渐加入盗匪一流，最终在1646年，出了一个头领，将一万来人汇集在一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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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土匪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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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岭南的经济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衰落了。那时，正好广东的地方志开始涉及重新复苏的土匪和海盗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直到清朝建国后的20年为止。17世纪20年代，广东开启了食物短缺的时代，几乎每三到四年，就会出现米粮价格上涨，饥荒，城市混乱，还有重大的匪盗活动。匪帮，在广东一些地区尤为活跃，如广州西南边的新会，兴宁，还有香山县，广州北边和东北边的增城、从化，还有龙门村等等。又如海滨的惠州府，广州南边的新安村，以及沿着东江的整个山区；还有和广东接壤的福建省、江西省，都有人入伙。匪帮，别的地方也有出现，但是其他地方的方志，都没有像广州和惠州，记录得那么全面和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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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帮派的规模，快速地增长起来了，最初大概就是几百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去，帮派就越变越大。到1630年，匪帮的人数达到上千。十几股匪徒合作可召集起上万人，他们最初的目标，只限于无力反击的村庄，或者是一些商业城镇24，但是当帮派力量逐渐膨胀后，他们的索求和目标便不断放大，匪帮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劫掠或者伏击上文提到的那些城市25。同时，从化郡的人数上千的矿工、小五金商，还有煤炭工人，开始组织各种罢工活动，官方把这些活动称作“起”或“乱”。他们的活动，从1623年的罢工开始26，态势后来变得越加复杂，特别是顺德地区的河盗，在珠江河口和三角洲地带兴风作浪，而海盗，也开始从海上袭击海滨城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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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30年代末期，土匪、海盗、矿工等等，势力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动荡力量。在1644年推翻明王朝的各个势力中，他们也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最初在新会、香山、龙门和增城，这些地方开始搞伏击，掠夺财宝，赶跑或者杀害明朝官员28。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势力后，野心也随之大起来，他们开始袭击军事据点29。而在农村，匪帮的掠夺是以阶级斗争表现的，专门攻击那些富有的人们，地方绅士地主，不是被砍头，就是被赶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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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和当地的绅士，想尽办法来阻止盗匪日益猖獗的活动。有的时候他们成功了，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失败了。早在16世纪中叶，因为以前盗匪滋生，广东大部分府县和城市都修筑了高墙等防御工事。到1640年，当匪帮的势力大到能够包围或攻破城市的防御工事时，一个普遍的命令下达了（至少在惠州地区），就是要各个城市加强城墙修建31。除了这些纯粹的防御工事，国家调动其资源来阻止匪盗的力量，是有限的，特别与16世纪50年代相比较。16世纪50年代，曾动用了三万人以上的军队，抵挡住了侵略性的军事战役，用了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镇压盗匪。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这时的大明帝国顶多可以做到的，就是派遣几百个士兵去反击规模宏大的匪军。那些士兵的支援，对当地的贵族阶层来说几乎于事无补。在那些贵族没有被赶走或杀掉的地方，有的地方上的乡绅头领组建了团练，可以统一调动。有一些由贵族领导的团练，做得还相当成功，比如1631年的龙门团练32，或者1651年的兴宁团练33，但是大部分情况，还是匪盗占上风。确实，贵族领导的团练，像长江下游的桐城那样，像龙门和兴宁这样，仅仅是些特别的例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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