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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佟养甲错误地将商业的下降，仅仅联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隔离上，但是，他对这一破坏引起的后果，说的倒是没错。贸易减少使白银不再流向广东，不仅商人，还有其他和贸易有关的事项，都出了问题。船员，货物运输员，马车夫等等相关人员，都面临着失业。他们无法继续在北江至梅岭关的贸易线路上讨生活了，于是蜂拥来到广州城，寻找工作、食物，或是犯罪机会。这些失业的人群，逐渐加入盗匪一流，最终在1646年，出了一个头领，将一万来人汇集在一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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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土匪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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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岭南的经济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衰落了。那时，正好广东的地方志开始涉及重新复苏的土匪和海盗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直到清朝建国后的20年为止。17世纪20年代，广东开启了食物短缺的时代，几乎每三到四年，就会出现米粮价格上涨，饥荒，城市混乱，还有重大的匪盗活动。匪帮，在广东一些地区尤为活跃，如广州西南边的新会，兴宁，还有香山县，广州北边和东北边的增城、从化，还有龙门村等等。又如海滨的惠州府，广州南边的新安村，以及沿着东江的整个山区；还有和广东接壤的福建省、江西省，都有人入伙。匪帮，别的地方也有出现，但是其他地方的方志，都没有像广州和惠州，记录得那么全面和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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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帮派的规模，快速地增长起来了，最初大概就是几百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去，帮派就越变越大。到1630年，匪帮的人数达到上千。十几股匪徒合作可召集起上万人，他们最初的目标，只限于无力反击的村庄，或者是一些商业城镇24，但是当帮派力量逐渐膨胀后，他们的索求和目标便不断放大，匪帮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劫掠或者伏击上文提到的那些城市25。同时，从化郡的人数上千的矿工、小五金商，还有煤炭工人，开始组织各种罢工活动，官方把这些活动称作“起”或“乱”。他们的活动，从1623年的罢工开始26，态势后来变得越加复杂，特别是顺德地区的河盗，在珠江河口和三角洲地带兴风作浪，而海盗，也开始从海上袭击海滨城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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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30年代末期，土匪、海盗、矿工等等，势力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动荡力量。在1644年推翻明王朝的各个势力中，他们也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最初在新会、香山、龙门和增城，这些地方开始搞伏击，掠夺财宝，赶跑或者杀害明朝官员28。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势力后，野心也随之大起来，他们开始袭击军事据点29。而在农村，匪帮的掠夺是以阶级斗争表现的，专门攻击那些富有的人们，地方绅士地主，不是被砍头，就是被赶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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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和当地的绅士，想尽办法来阻止盗匪日益猖獗的活动。有的时候他们成功了，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失败了。早在16世纪中叶，因为以前盗匪滋生，广东大部分府县和城市都修筑了高墙等防御工事。到1640年，当匪帮的势力大到能够包围或攻破城市的防御工事时，一个普遍的命令下达了（至少在惠州地区），就是要各个城市加强城墙修建31。除了这些纯粹的防御工事，国家调动其资源来阻止匪盗的力量，是有限的，特别与16世纪50年代相比较。16世纪50年代，曾动用了三万人以上的军队，抵挡住了侵略性的军事战役，用了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镇压盗匪。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这时的大明帝国顶多可以做到的，就是派遣几百个士兵去反击规模宏大的匪军。那些士兵的支援，对当地的贵族阶层来说几乎于事无补。在那些贵族没有被赶走或杀掉的地方，有的地方上的乡绅头领组建了团练，可以统一调动。有一些由贵族领导的团练，做得还相当成功，比如1631年的龙门团练32，或者1651年的兴宁团练33，但是大部分情况，还是匪盗占上风。确实，贵族领导的团练，像长江下游的桐城那样，像龙门和兴宁这样，仅仅是些特别的例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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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转捩点：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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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寒冷气候导致的粮食歉收，外贸经济的打击，还有无法阻止的匪盗（被看成是前两项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单独或者综合所形成的作用，并不足以导致17世纪中叶的岭南危机。也许有人想象得出，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们，面对这样一个持久恶化的情况，大概感到恐惧了吧。孰料，1644年政治上的大动荡，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进一步激化了糟糕的趋势，并将各种负面因素最终聚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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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初，中国北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汇集20万农民军对明朝做最后决战。他在四月进入了皇都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明朝也就随他一起灭亡了。但是时代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接着，李自成很快从北京出发，欲消灭明朝对他构成最后威胁的残存军队，这时满族人越过长城，大批涌进中原，占领北京，宣布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清朝。接着，他们的军队消灭了李自成的军队（一年内完成），后来又消灭了明皇帝宝座的最后继承者（花了17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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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到达岭南，迟至1646年，那是在新王朝建立两年后的事了。因为当地动乱不息，清军在1650年再度开到南方镇压了一次。当时的岭南，陷入无政府状态。也许政府绝大部分人是明朝遗留的官员，继续待在原来职位上，他们或者承认新朝，或者依然宣誓效忠明朝（溯西江而上，从广州到肇庆，成立一个南明小朝廷）。总之，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总会有人留在清王朝继续做官，不愿留的人就卷铺盖走人。南明将领只能统帅很小一部分军队，他们决心复辟明朝，很多复辟者与盗匪联合在一起，这样就能保存他们的力量。很多前明的海军单位加入了海盗，但受到严密管束。不过，在半年长的时间里，无论是逐步的，还是一次性的，很多人开始掌握权力。所以说，权力的流动是很普遍的情况。南明的继承者们，加入了斯特鲁韦（Struve）所谓的“兄弟相残的竞争”中35，为了彻底终结这个乱局，清军第一将军李成栋统帅清军，于1646年进入广东，他在1648年遭受满族人虐待，后来“投奔”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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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听起来，如果很是让人疑惑，那就对了。但是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明朝灭亡后，南方的政治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很脆弱，在一些地区，当地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卫军，保护他和他的属民。朝廷的对抗力量是如此脆弱，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强大力量，摇撼了整个华南，它就是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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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残忍和最持久的农民军起义，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特别是新会、新兴和香山。不过，向西也发展到了高要，向北到了清远。那里有大群的人，被领主权束缚着（他们不是奴仆就是佃户），到1645年，这些农民起事了。这一暴乱从顺德揭开，很快传导到西边的新会，然后朝北发展到清远。这场起义，被污称“社贼”，这些奴隶和佃户“杀死或者驱赶他们以前的主子，夺取他们的土地和房屋，最极端的如抢了地主的老婆和孩子，扣作他们的囚犯，损毁过去的主子家的祖坟36。据新会的方志，“社贼”持续了20年之久，直到17世纪60年代初才结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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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土绅劣豪（乡绅、贡生、生员等）之后，“社贼”占领了新会和香山县，也许建立起一些政治、经济的机构。关于他们的组织形式，直接证据很少，只有他们被叫做社贼的事实是明确的，他们把这片地方占了十年以上，证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奴仆佃户消灭土地领主及其家庭，延续到18世纪30年代，战火频仍的村庄才被重新整理，恢复生产。这些奴仆和佃农，并不是唯一的在明朝灭亡后起义的人，在广东东部沿海府县，那里的农民（似乎更接近于佃农的类别），停止交租交税，赶跑了所有的收税人，尽管他们没有杀死地主，他们的这些反抗行为，也造成了社会动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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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在明朝1644年灭亡之后的几年，各派军阀互相混战，试图扩大自己在中国南方的地盘。匪盗数量如此之多，足可发展出一个类似军事管理的机制。河盗海盗兴风作浪，农民军组织了近似“社贼”的团体，南明部队则在各个明王朝可能的继承者之间摇摆，是去当盗匪，还是投降入侵的清朝，在这个问题面前拿不定主意。由土绅豪强和铁腕人物指挥的自卫军，容纳一些清军的叛逃战士，信不信由你，甚至还包括李自成的一支残部。这些杂牌军队，并不是一直在前进寻找战机，只是偶尔打一仗。不过，当部队拉上正式战场时，结果就非常悲惨。在岭南，最惨烈的战役有两次，一次在1647年，一次在1650年。清朝对付匪军和明朝遗党，发动的那些零星的“清理火场”的小战役，一直延续到17世纪50年代的中期。在1647年，战役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周围，明朝的忠臣抵抗清军，这些忠臣的军事力量，在广州附近由三个士绅率领，虽然包括一些明朝的残余部队，但是主要成分还是土匪和水盗。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些“明军”部队里，并不包括当地的自卫军。1647年的3月到11月，明军试图攻占从南边的新安到北边的清远之间的所有城市，8月，打了一场艰苦的广州围攻战，为阻止这些反抗势力，清军指挥官李成栋，那年夏天来来回回地扫荡，就像“秋风扫落叶”所形容的39，在10月11月，清军把明军包围在清远和增城，在一次大战中彻底消灭了。明军两个领袖被抓，砍了头，而第三个首领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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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人口危机（164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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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的岭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行军中的部队饿得前胸贴后背，他们所到之处，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同样大的痛苦。1647年的生长时节，上面说的那场可怕的战役，几乎吞没了广州。1648年的地方志，记载那一年为“饥荒”，从广东的最东部到最西部都有记载，这场饥荒几乎处处皆是，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侥幸躲过了。大米价格涨到了800文一斗，是正常时期的十倍之多，所以除了富人还能买得起米，穷人是绝对无法活下去的。在广州西边的高等“饿殍遍野”40，在南边新安县的“人们很多都死于饥饿，甚至出现人吃人，或者买卖人口而换取粮食的现象。恰值一场大瘟疫袭来，盗匪蜂拥而起，有半数人去逃荒，背井离乡，要么就是死掉。有些村庄已经变成了空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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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起初在广州的南部、东部兴起，从东边的惠州到南边的新安这一段。这些地方，早已被南明与李成栋的清军之间的战役搞得千疮百孔。从其他被清军毁坏的城镇的记录看，特别是清远以南、肇庆以西，俨然如一片片废墟。这些地区很多人得了传染病，但是没有保存下可以证明或者否定某种传染病的具体文件。当时流行的是一种什么传染病，现在还搞不清楚，因为当时的编年史里，只用普通的“疫”字概括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传染病不是天花，如果是天花的话，它可是太有名了，那么开始流行时人们一定会知道，中国人叫它“天痘”或“痘疮”。举如，在1657年，揭阳有报告痘疫泛滥的情况，还介绍了各种针对儿童的防治方法42。编年史著作者不会搞错，将饿死和病死混为一谈，因为这两种死亡被分别书写了。据传染病和饥荒同时发生这一巧合，这种传染病应该不是一般病毒，毒性应该是很厉害的，可以在健康人和营养全面的人身上传播开。当然，营养不良和饥荒，的确会让正常人的免疫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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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传染病，它和清军在某方面一定有联系。在1648年以前，地方志中最后有关于传染病记录的年份，是从1589年到1590年，那场传染病杀死了很多动物和人口。从那时算到1648年，即清军在广东的各个角落扫荡明军残部之前，还没什么可以称得上“疫”的传染病。对岭南的传染病，也许清军要在两方面负责，或者是直接的，携中国北方的疾病病毒传播到南方，或者是间接的，战乱让岭南的环境变得传染病容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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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44年到1646年之间，清军南下长三角的时候，清军本身也许就携带着某种传染疾病。清军将领李成栋，1644年到1645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平定了嘉定的明朝支持者。海伦 • 邓斯坦（Helen Dunstan）指出，曾经流行于1641年、1644年至1645年的传染病，包括痢疾，还可能有瘟疫，袭击了长江三角洲地区43。所以，我们依据传染病在广东爆发的时间、地点，这些病不管是什么，推断其很可能是由清军传播的。死亡本身，也许创造了适于传染病传播的环境，西班牙天主教修道士胡安 • 冈萨雷斯 • 德 • 门多萨（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在马尼拉曾经撰述满族入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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