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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在保卫自己城市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激怒了那些鞑靼人,开始猛烈地攻击整个城市,坚决要把城墙用他们的大炮轰倒。这样做的确很有效果,165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攻占了广州……第二天,他们开始洗劫城市,完全疯狂了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孩子,谁要是敢挡他们的道,就会成为刀下之鬼。他们也不听别人说的什么话,只知道杀人。杀死那些野蛮的叛乱者。但是,他们留下一些匠人,来保存必要的艺术,还有一些强悍健壮的男人,用他们搬运掠夺来的财物。不过最后,十二月六日,上面下达了命令,不许再有这样的疯狂屠杀,而到这个时候,包括那些在广州围攻战中死去的人,已经被满人杀了十万人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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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荷兰人估计,有八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而鲍勒(Bowra)引用无名的中国资料,指出总共杀了好几十万人46。不管真实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1650年,广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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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岭南人的最直接的影响,迄今并不清楚,因为编年史者对这个事情保持沉默。但是,当台风和洪水在1651年袭击广东,紧接着1652年又是大旱,这个饱经战乱的地区再次出现饥荒。尽管报告的“饥”或“大饥”,就像1648年的饥荒范围一样大,但是关于饿死的和得传染病死亡的人口数字,却不清楚。在1648年遭受灾害地区,大部分的方志记载上:只说“非常高的粮价”和“吃树根和树叶”47。在海南岛,米的价格达到一斗三两银,还记有“死者不计其数,土地被荒弃,无人归来”48。在香山县,“大部分人死了”49,传染病自高州50沿西江传播,从广州传到了广西梧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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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灾难的共同作用,当然减少了人口数量。在我记录更多的混乱事件之后,我将重建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数的模型,现在让我先来注明,这次大的人口冲击,对岭南社会1648年到1653年的影响。这几年,举例新安的报道,“半数人逃跑或者死亡”(1652年);惠州的报道,称归善县(惠州府新在地)“曾经有37个里52,但是经连续的战争和饥荒,还有传染病,现今只剩24个里”53。假设每个里包含大致相同数量的家庭,这就表示人口下降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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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危机,是由饥荒和传染病共同造成的,搞清楚饥荒、疾病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很有难度的。当前的年鉴派学者,似乎比较明确地将死亡中的饿死和传染病死亡分开,“很多人死于饥饿”,他们有清楚的注明。但是,现在对饥荒、饥饿的研究,对这样的定论产生了怀疑54。约翰 • 波斯特(John Post)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他最近的关于欧洲18世纪的研究中,他认为“现代医学的观念是,饥饿已经很少成为导致死亡的原因”55。波斯特区分了“饥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他发现,长期营养不良和痢疾,包括拉血的疾病症状是一致的。痢疾在干旱时期尤其容易传播,因为人们喝的水都是有泥土或者被污染的水56。所以,在1648年到1652—1653年,现代的学者将死亡率归因于饥饿,实际上有可能是,长期的痢疾或其他由营养不良所致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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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导致的死亡,在1648年到1652—1653年,岭南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伴随着一个生存危机。生存危机减少了生殖率,直到家庭对未来有了信心,决定生育更多的孩子为止。遗憾是,我们没办法计算甚至是估算,在这一危机时期生育率究竟下降了多少。到底是人口维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还是生育率降得很低?或者是1648年到1653年之间,危机出现后保持着下降趋势?为了重建广东的人口数据,我必须做一做推测,因为后来的30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稳定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我将采纳比较低的生育率数据,到1683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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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重置沿海人口(1661—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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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人口,在经过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几乎没有时间恢复,清军又采取了巩固政权的第二阶段措施,它与第一阶段一样毁灭岭南的人口。满人赢得了很多土地,但控制公海和沿海地区却不太成功。名义上的反清复明的追随者——郑成功,自由管理着东南沿海的贸易,甚至在他的老家福建省,建立了基地。在那片地盘上,郑氏经营一大片范围的贸易,他在福建的内陆建立起他个人的海关机构,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而且时不时地对抗清朝的势力,有时还和清军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存在和力量,对清朝来说不可小觑,到1659年,郑成功变得更加反抗,甚至威胁要攻占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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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年初,习惯了用铁腕方式来统治中国的满人,新皇帝康熙决定消灭郑成功,及其有关连的沿海人口。为了这样做,政府就命令整个沿海人口进行重新配置,从浙江南部起,一直到与越南接壤的边界,大概50里宽的地带,所有的沿海人口都被清空,意在建立起对无主荒地的控制。为保证政策能在广东实行,朝廷特地派了两个满族官员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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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满族朝廷政策的毁灭性,国家政府方面的资料不能提供足够信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从潮州到高州的所有的地方志中,显现这一人口重置的命令的确有效。我至少可以讲两个例子(海丰县和广州)。人口重置分两步走,第一步,命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两年后,再内迁到相距50里的地方。的确,朝廷的这项政策被严格执行,人口逼迫着迁移到内地,栅栏、边防、高塔,在这些人烟绝灭的地方建起来了。现保留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记下的资料显示,人口不仅仅是重置,而且沿海人口资源整个浪费掉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和混乱”57。另一资料称,那些拒绝在规定时间搬到内地的岭南人,都被“屠杀”了58。当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广东人,在这场人口迁移中丧了命,福建报告有8500人死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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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封锁继续着,人们在1669年之前,都撤离了海滨地区。在广东地方官员王来仁(注:清康熙时曾任广东巡抚)的奏章中,提议废除内迁政策。王来仁引述了很多原因论说放松封锁的好处,甚至用海滨的人口充实反而能加强边防这一事实,来驳斥封锁的观点。他说,事实上在他做广东巡抚的两年里60,没有发生一起海盗袭击;相反,当广东沿海人口内迁后,强遣的边民和内地匪盗结合在一起,最后变成大问题了。的确,这些新会的边民被迁出去,别人贬称他们“迁移户”,在1668年被蔑称为“叛乱分子”61。另外,维持关防的花费也很大,王来仁说,大概每年要花250万两白银,而政府可以征收到的盐税,只有这一数字的一半。高塔、边关的建筑和维护,材料费和人工费也很花钱。最后,王来仁进一步说,将人口从海滨强行迁移内地,致使很多农田荒废,政府因此损失了30万两白银的田税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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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个谕令于1662年下达到南方,禁止所有的沿岸航行,特别是和郑成功有关的贸易活动。人口重置政策,意图在减少郑成功的经济补给线。皇帝谕令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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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郑成功)没有土地可以维持人们的生活,那些谷子(稻谷)、大米、铁,还有造船的木材和其他材料,都是从大陆来的……在过去……商人和小贩带来各种的货物,从南方内地几经倒手,到了盗匪手里……自从海滨的居民都被搬到内地,防御和监视都很容易,我们不会允许再有任何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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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沿海居民到内地,为的是卡断郑成功的海外贸易,作为衡量这一政策的成功标志,我们可以看到,1661年,郑成功废除了在内地的贸易据点,他强力从荷兰人手中抢过台湾,把他的贸易据点都搬到了台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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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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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商人、贸易人甚至粮农的角度看,郑成功被从大陆资源隔离,意味着这些老百姓曾经的商机,以及他们随着商机增加的财富,都直线下跌了,这就是在1683年沿海贸易重新开通前的状态。揭阳地方志的目录上讲:“农民只是开垦,没有其他活计。粮食太便宜了,因为盗匪和海盗政府封锁了对外贸易”64。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在江西,经济都发生下滑,情况变得很严重。一位历史学家将1661年到1683年这一时期,称作“康熙大萧条”65,岸本中山的研究,就集中在白银的货币流通的“萧条”,和它对物价的负面影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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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在这一时期是个普遍情况,它影响到的不只是制造业,工资,房租,还有土地价格,乃至谷物价格也受到了影响。至于谷物价格下降,部分原因和商业萧条以及白银流通下降的因素无关。现在学者们将经济下滑怪在白银货币短缺头上,谷物价格的崩溃,被叫做熟荒,可以被理解为“丰收的贫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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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熟荒前,让我先描述一下熟荒的情况。这一词语,在潮州的各个村庄里,是用来描述17世纪70年代,粮食生产过量之后造成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在揭阳,当地地方志记载了1670年的情况:“此时,价格极低,伤害了农民利益,人们叫它熟荒……一两银子可以购买25石白米,或者30石的红米”68。同样,在潮阳,“这里没有舟船来做贸易,一两银子可以买30石大米”69。在附近的海丰县,“一斗(十斗等于一石)只卖三分钱(一百分之一两的白银)”70。整个广东省普遍出现了极端低价的情况,惠州、广州、高州、肇庆,均为大米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价格也更便宜。在相邻的福建省,米粮价格极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初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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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谷物价格的下降程度,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下。首先,换算成一个统一单位,根据报道上的熟荒价格,一石粮食卖到0.04两到0.05两白银,这个价格与1600年的价格相比72,后者曾是0.35到0.40两一石。再与1648年的危机年作比较,那时是一石4到5两的价格。到1708年,大米价格是0.80到0.90两,18世纪米粮价格最低的时期,出现在1729年,大米每石0.4两到0.6两。换言之,17世纪70年代熟荒时期,米价是18世纪价格最低年份1729年的十分之一,也是1600年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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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价格大崩盘,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对这一情况进行观察的人清楚,或者至少理解背后的部分原因。首先,郑成功建立起来的贸易路线遭到打击,加上沿海地区居民内迁造成的后果,使得对外贸易陷入危机。潮阳地方志记载:“当时,没有船只前来洽谈商贸,米粮价格变得非常便宜”73;揭阳的公文解释得有点不一样:“在揭阳,人们只耕田,没有其他的职业。米粮价格如此便宜,由于因盗匪和海盗而关闭了贸易路线”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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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用来解释粮价极低的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好收成。本篇一开头说到,17世纪普遍比16世纪寒冷。只有几个时间段例外,而17世纪70年代这十年,恰是其中一个相对温暖期。17世纪60年代初,广东经历了旱灾,自1668年起,本地区连续七年都是大丰收。一系列干旱气候的结束,当然有助于提高产量,同时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从1669年到1680年,这期间只有一个非常冷的年份,就是1672年。除此以外,旱灾和洪灾的情况也减少了。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背景,广东省的很多府县方志,都把这几年称作“优年”或者“大优年”。简括之,在17世纪70年代,气候条件非常有利农业生产,导致了高产和大丰收,超过了人的市场实际需求,所以就形成了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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