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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a列资料来源于《广东通志》1561年版，b列来源于《广东通志》1731年版，c列斜体数字计算为（1-c）×b，黑体数字见正文，d列黑体数字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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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明末清初人口和耕地数据，是为了证明17世纪中叶岭南的危机程度。人口下降了17%—22%，耕地下降得更多，广东大约是35%，广西也许达到了50%，更多的土地被遗弃，则可以解释人口的下降。这两个不平衡的下降比率，可以作此理解，土地荒芜，不仅仅是因为人口死亡，也可能是人们逃避战争或赋税，并且有沿海人口的内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抛弃土地的人，有的钻入山林，苟全性命，等到世事转好的时候再回来。有的则随机而安，和盗匪海盗之类的团伙混在一起。做这样分析，不仅解释了两个数据下降率的不同，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土地能够被重新开垦，且能很快地恢复生产。新垦耕地上的劳力，不一定要等他们生育出来，或抚养长大，他们只要从山上走下来，重新扛起锄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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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归来的农民，所面对的土地情况，也值得我们做点推敲。梯田是否已经塌没？土壤是否流失了？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荒废的土地已经变得杂草丛生，农民们先要把杂草清理了（大概通过焚烧）。灌溉系统还好用吗？考虑到季节和劳力，对各种水利设施维护的缺乏，哪怕是将水利设荒置一年，更不要说荒上好几年了，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堤坝是否损毁了？闸门是否腐蚀了？水渠是否被淤泥填满了？沼泽是否让疟蚊又回来了？（疟疾还是个麻烦，毋庸置疑）……这些挑战摆在岭南农民面前，他们必须耗费大量心血，才能把荒地重新变成良田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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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普遍危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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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世纪中叶危机和岭南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客观的更加寒冷的气候，在这场危机中导致土地产出降低，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动荡；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的行为，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环境。战争和传染病，是由北方人带来的，有可能使南方的人口下降很快，但是农田的荒芜，又使得自然界有机会恢复它的活力。如果当时对森林的开发还比较初级，那么森林也可以重新长出来，当然最重要的自然复苏，是在海滨的地区，因人口内迁，栅栏和高塔使人们远离这些地方，人没了，树和野生动物就重新回到了这些地方。在海丰，“因为人口的内迁，树和草都重新长起来，老虎也变得胆大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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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让出这些地盘，某些“自然的”生态关系由此开始重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阻碍了人口增张和商业发展，这对动物和植物却开创了一次机会，比如说对森林和老虎。动植物可以自由生长，自然开始复原，地面大小是固定的，那么人口活动范围和密度的变化，就会影响自然生物的数量和密度。在17世纪后半叶，野生动物在岭南开始增长，而人口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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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岭南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只老虎，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的城北。背景所提供的是：一方面，危机使得人口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产生了不同向的动态效果，人口数量下降，而老虎数量上升，并且它们的栖息地得以拓展。另一方面，老虎1642年出现在广州城北，而明朝在两年后就灭亡了。如果说，因为盗匪的劫掠威胁到农民的安全，所以人们遗弃了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这不就为老虎入侵提供了机会吗？要么这样说，老虎是有征兆寓意的，特别在当时的广州和整个岭南，也许那些让老虎离开的村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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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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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明朝活下来的人的眼光看，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非常广泛、深刻和长期的。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下滑这么简单，尽管它被视作严重大萧条。这场危机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口因战争、饥荒、传染病而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农业生产减少，米粮价格下降；在沿海地带，关闭外贸通道，国内地区间的商业活动也停顿了；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白银和黄铜流动，进口数也下降了。无疑，在活下来的人们看，清朝立国后的这个40年，没什么人愿意活在那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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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18世纪的到来，不仅预示着黑暗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且也有理由肯定，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到底用什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翻转？如果是战争、被战争影响的贸易（对外和对内），还有寒冷的气候，共同造就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那么就是和平、重新恢复的贸易和温暖的气候，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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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府志》，1879年，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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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少在20世纪，虎骨磨成药剂或者浸泡在酒里，吃了以后据说能够长寿，虎鞭则认为对男性的生殖能力大有帮助，老虎和犀牛的贸易，到如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已经禁止虎骨和犀牛角的交易，相关的新闻在1993年6月6日的《纽约时报》第19版有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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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丛报》，1839年3月，卷7，596—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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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 W • 德 • 维瑟（M. W. de Visser）：《中国和日本的龙》（The Dragon in China and Japan），阿姆斯特丹，穆勒出版社，1913年，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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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府志》，卷79，18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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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要感谢罗兹 • 墨菲（Rhoads Murphey）让我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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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普遍危机”这个说法人们有广泛的讨论，参见特雷弗 • 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的《欧洲的危机，1560年至1660年》（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67年。还有杰弗里 • 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莱斯利 • M • 史密斯（Leslie M. Smith）共同主编的《十七世纪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 • 保罗出版，1978年。将“普遍危机”延伸到亚洲领域，可以参看《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4卷，第4期，1990年，当中的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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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特鲁维（Struve）：《明清大变动的呼喊》（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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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威廉 • S • 阿特韦尔（William S. Atwell）已经观察到：“普遍危机”的概念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有点模棱两可，让我们还是先从“危机”这个概念入手，这个词最初被历史学家用来考察欧洲17世纪的历史，这个词并不准确，有益的批评指出“如今，人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危机至不过是对17世纪发生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肯定而已，那么危机就变成了关注其他世纪的历史学家所称历史的同义词。”在这个批评之上，西奥多 • 拉布（Theodore Rabb）对阿特韦尔经常在17世纪东亚历史研究中采用的“危机”一词做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危机”一词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必须是短期的，在历史的角度看也许能长达20来年，它必须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接着，阿特韦尔提出，危机时期“在17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之间”。对华南来说，这个危机时刻似乎来得有点迟，在17世纪40年中期开始，一直延伸到17世纪5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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