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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结构严密，气势雄浑，识见宏通，文字简洁。其精奥处似《易》，其杂用韵语处似《诗》，其琐碎峭拔处似《檀弓》、《考工记》。汲取众长，而出之以奇。限于科学水平、思想方法、时代风尚，有其神秘色彩与非科学成分，但总的来说是领先的。从科学成就看：“甘石历五星法”，只知“荧惑有反逆行”。司马迁“观史记，考行事”却知“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在天文学上有其贡献。从占星术看，他深悉“占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感受深刻，由衷地关怀国事，哀念民生。探索问题，著书立说，冀欲有补于世。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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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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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170088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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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史记·律书》《历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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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史中，撰天文志、律历志的有十七史。《史记》首创八书，将《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书。《汉书》将《律》、《历》两书合为《律历志》。此后各志，有分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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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律书》、《历书》两者关系有其观点。在《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熟）万物也。”在《自序》中说：“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把律、历拉在一起。把“居阴”、“居阳”看成是对立着的；“相治”则有其内在联系；两者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同时，又与自然界的“五行”、“八正”（八节）以及“万物”的“成熟”有着因果关系。司马迁的这论点是从他的老师董仲舒那里学来的，后被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所接受并给以扩大了。它的实质是使“天之历数”为证明帝王政权“受命于天”制造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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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是《史记》中的一篇变格文学。它的结构有其特殊性。正文总括大意，而把律数法术缀之于后。称为《律书》，却兼言兵。借律以探用兵之源，隐讽武帝的黩武。赞语则推重文帝不轻用兵，用以反衬武帝的好大喜功。后及于律，作为一篇结束。尾言“上古建律运历”，说明“律历更相治”，古有这个传统，为刘歆、班固所接受，班固遂将《律书》、《历书》合并，成《律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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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书》传本有个缺失、补缀、割裂的问题。由于它的结构特殊，滋生《律书》与《兵书》之辨。如：杨慎说：“《律书》即兵书”，“兵之与律，相因者然，非特以律听兵声而已也”。“余以为此书虽颇残而补缀之，非全失而全出褚少孙手也。”茅坤说：“天地之化声与气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听声，以占军兵，而史迁因采之以附《律书》。”[10]臧镛堂说：“此篇本名《兵书》。”“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平险阻，救危殆，中述黄帝、颛顼、成汤及王子、孙武等，并桀纣、秦二世之兴亡，故名《兵书》，今作《律书》，后人改也。特此篇为褚补，无明文。”[11]洪颐煊说：“疑《律书》自‘王者制事立法’以下至‘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本为《兵书》。自‘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至篇末，为《历书》篇首，后人误割附于上篇《兵书》之后，而改其目曰《律书》。班固撰《汉书》称《律历志》，似犹见其原本。”[12]张文虎说：“其篇首‘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此四句当为《历书》起首之文，正孟坚《律历志》所本。其下文‘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云云至终篇，皆《律书》之文。中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以下至‘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则《律书》本文。盖史公此篇，明圣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故不曰《兵书》而曰《律书》。”[13]《律书》、《兵书》之辨，两说各有其辞，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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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中又有章句次序问题。王元启说：文中“所述二十八舍、十母、十子、方隅、气候，乃后之读史者剽取术家之言，以为训释，疑出少孙所补。然而累经传写，中亦颇有错乱，为整正如左”[14]云云。王氏因将《律书》全文重予改定，与《史记》原本大不相同。中多真知灼见。中华书局出版《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丘琼荪校释《史记律书》较为详赡，两书治《律书》者可参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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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历书》为司马迁的太初改历方案。中国历学汉时传世的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总称六历。汉高祖建国二十余年，丞相张苍袭秦正朔，采用颛顼历。儒生公孙臣提出异议。到汉武帝元封七年离开汉高祖元年已经102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把这问题再提出来。汉武帝问：“今宜何以正朔，服色何上？”大家回答：“帝王必改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把改历问题，不是单纯地看作科学技术问题，而把它视作为巩固政权制造理论根据服务的。争议结果，汉武帝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而把其余的17家历术都废弃了。这是中国历法史上历法变革的一件大事。史称太初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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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历的要害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把反对这改革方案的张寿王判断为“非汉历，逆天道”，几次下狱。这事史称论争了36年，那时说是“是非”才定。邓平所造的律历，它的特色是把黄钟律管的长“八寸十分一”，即“九九八十一以为宫”，和历法中的“日法八十一”的两个数据同为“八十一”画上等号，就将“律”和“历”两门学科紧紧捆在一起，绕了许多圈子，获得理论，从而说明汉代帝王的政权是“受命于天”的。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他的儿子刘歆作“三统历”及“谱”。把太初历的不少数据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穿凿附会到儒家经典的《易》和《春秋》的大道理上去，以提高“三统历”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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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水平说，八十一分法的岁余、朔余都比四分历强；用以计算天象晦朔弦望，比颛顼历的误差更大。这在学术上显然是一种倒退现象。张寿王因此竭力反对。当时落下闳和司马迁对邓平的这一改历方案也有看法，但是既经武帝决定，只能保留意见。到了东汉，事过境迁，天文学家编、贾逵、张衡就又出来批评，主张重建四分历法。可是这被“罢废”的“十七家”历术资料都渐散失而湮没了。一分为二地看，自然太初历也有它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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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改历方案既有意见，因撰《历书》，把他自己的方案写了进去。在《历书》中，他把武帝改历的诏书写在里面，说明他的重视；可是对于太初改历之事，以及邓平历术，史书上应该记载的，却未叙述。这就说明他有看法，他的不予论述是有其苦心的。后人因此有了误会。宋历学名家刘羲叟不晓《史记》未载太初历而以为“历术甲子篇”就是太初术了。不知“历术甲子篇”所采用的岁实、朔策的数据是属于四分历的，这与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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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之时，运用立竿测影，已知一个回归年长度约为365.25日。这个数据，岁实0.25为一日的四分之一，统称为四分历。汉世所传的历都是属于四分历的。四分历的岁实为365.25，朔策为29.53086。这样19年月行绕地球运转235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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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为：365.25×19＝69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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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行为：29.53085×235＝69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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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数恰等。月球每年行12周，19年月行为：19×12＝228周。19年月行235周，日行与月行两数日次恰等。235－228＝7。这不足7周，安排闰月；故十九年有七闰。一年长度为365.25。19年长度为6939.75，还有3/4的零数。用四倍之，零数恰尽。四倍19则为76年。四分历称为一章，四章称为一蔀。一蔀76年27759积日，朔旦冬至，更复如初。太初历采用邓平的律历，改颛顼历的策余为43/81。因称为八十一分法。这两个数据是截然不同的。三统历以81为日法，1539为统法，4617为元法。基本数据源于太初历。故“历术甲子篇”之数据和太初历之数据属于两种不同的历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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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历书》，保存了他所采用的四分历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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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历议，二是历表。从“昔自在古”到“历术甲子篇”前属于历议；“历术甲子篇”下属于历表。历议部分自“太史公曰”以下，叙述历学源流，主要遵循儒家及与儒家合流的阴阳家的历数观点，赞美夏时之善，强调“王者所重”造历。正是为帝王政权“受命于天”制造理论根据与舆论服务的。文中摘录汉武帝太初改元的诏书，以示郑重，从而提高它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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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表部分记载四分历术的一蔀的计算方案，不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其意是保留司马迁的改历意见。四分历以76年为一蔀，遂录从焉逢、摄提格至祝犁、大荒落76年的日、月及闰的大小余的计算，作为例示说明。表尾“右历书大余者日也”以下，为后人注释之文。采自《大戴礼》、《左传》、《国语》，惟次第与字句略有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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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6年第1期）（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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