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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仓廪为虚”注补上《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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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续汉书》、《光武帝纪》俱未载，《可见日食表》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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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两辨提供的资料，初步小结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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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汉十二世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十二帝。自光武元年乙酉，即公元25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即公元220年，为一百九十五年。《续汉书》云：“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日蚀考辨》拙文以（1）（2）（3）编号，循次至（72）。日食在朔三十四，在晦三十四，月之二日四。与《续汉书》稍有出入。日月合朔一系于岁实（即回归年）、朔策（即朔望月）的疏密；一系于“月行迟疾”、“日行盈缩”、“迟疾率”、“盈缩率”的观测与计算。两者结合，用以制历。初用平朔，后改定朔。汉世所用历法，自公元前104年至公元84年，用太初历，凡一百八十八年；自公元85年至263年，凡一百八十八年，改用四分历，凡一百七十九年。东汉自光武帝至献帝时历，初沿太初，后采四分。太初历岁实为365.25016244，朔策为29.53086419；四分历岁实为365.25000000，朔策为29.53085106。两历岁实、朔策数据俱疏。两历观测日月运行，俱用平行度，计算合朔，乃为平朔，实与天象不符，误差较多。日食在朔，这是检验日月所在和历法疏密的客观标准。东汉七十二食，日食朔食不及一半，便可说明历术之疏，属于古代历学观测日月及五星运行的第一阶段，显示其时天文历算的科学水平。（发展阶段，详见拙著《古籍与科学》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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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培瑜研究员的研究是在东经107度到120度、北纬30度到41度之间，选取中国历史上十三个都城和名城，计算列出它们的见食情况——日期、儒略日、干支、合朔、初亏、食甚、复圆时刻等，成《中国十三历史名城可见日食表》（公元前1500年－公元2050年），每食列其基本情况——食分、食甚时刻，供学者使用、参考。这里就其成果，对于东汉有关记载日食文献进行复核。此种工作虽属初创，却有其意义与前途也。今收《可见日食表》与《续汉书·五行志六》以及刘昭注补所引《古今注》三者日食记录综合统计得日食计九十五次。在这九十五次中除去《续汉书》所载七十二次，《古今注》所载19（7）、20（8）两次，余二十一次尚未获见文献资料，可能文献资料疏漏。日食文献有时失载，原因较多。有气象因素，如阴云不见；有天文学上的原因，如食分过小，小于一分的易于失察。中国有记载大食的传统，如《春秋经》三分以下日食不记。又有星占学或政治上的原因，一般政治清明记载食少，乱世则多。《续汉书》七十二次日食中：24（14）与《可见日食表》不合；46（34）、59（43）、69（53）、73（56）、75（57）五次，在《可见日食表》中无食。刘昭注补引张衡表奏，见51中；一次不合，六次《可见日食表》无食，未审问题所在，正待探索。中国古代观察日食工作方法为预测、观测、记录三者。如言：20“京师候者不觉”，可见京师史官早有预测，候而未觉。如言：“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当属京师史官观测所得。如言：“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当属地方上奏记录。《可见日食表》中尚多无文献资料的，足见日食观测、记录多于预测也。《续汉书》记录有食，而《可见日食表》无之，尚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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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古代日食记录，史不绝书，保存科学资料，贡献巨大。古人观察日食，可谓精审，但这九十五条，就文献记载与根据现代天文方法计算的《可见日食表》考辨验证可分两类。一为合的；一为未合或不合的。合的六十八条，为：1、2、4、5、9、10、12、13、14、16、17、18、19、20、22、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7、48、49、52、53、54、57、58、60、61、62、63、64、65、66、67、68、70、72、76、77、78、79、80、82、83、86、87、88、90、91、92、93、95。这六十八条可分三点说明：第一，有六十六条都见于《续汉书·五行志六》中，19、20两条则自刘昭注引《古今注》补入。这注记述日食，余多无稽。第二，第30条文字有误，已予辨正。第三，第45、48、57、61四条内容精彩，应予阐发。第45条：“安帝元初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洛阳所见为0.99，安阳为0.98，北京为0.93，曲阜为1.01，南京为0.91。《续汉书》云：“几尽，地如昏状。”可谓言简意赅，足见古人观测、记录的精审。《春秋》中记载日食三次：一为“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二为“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三为“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这三次日食，三用“既”字，根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春秋日食表》所载三食食分各为1.00，0.90，1.00；余食食分不及。这个“既”字训诂，《公羊传》云：“既者何？尽也。”何休云：“光明灭尽也。”杜预云：“既，尽也。术家之说：日月同会，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轮存，而中食者，相掩，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当而相掩间疏也。”三者从不同角度阐发，内容是统一的。《公羊传》以“尽”释“既”，通古今之训。《续汉书》则以“几尽”状之。何休云“光明灭尽”，杜预云“正相当而相掩间疏”，义皆精审。今以“食分”验证，赋予科学内容。《春秋》谨严，即此“既”字，可以悟解一二。第48条：“安帝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史官不觉。”这次日食，洛阳、安阳等十三名城都见，陇西、酒泉、朔方边郡各以状上。那么洛阳京师“史官不觉”的记载，岂仅实录，实是对于史官失职的批评。边郡状上说明当时日食观测，不仅中央重视，地方也有专职人员负责其事。第57、61两条：“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桓帝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建和日食十三名城仅北京、曲阜、南京、杭州四城见，永寿日食惟南京、杭州、江陵三城见；京师洛阳等观测不到。那么，这两条与前条“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的情况与性质不同，前条在批评史官失察，后两条则为褒扬郡国负责、重视。古人行文不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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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合或不合的可分五点说明：第一，《可见日食表》中有而在文献中未载的为3、7、8、11、15、25、36、50、71、74、81、84、85、89、94计十五条；失载的为6、21、23、55、56计五条；待考的24，为一条；疑为不报的51，为一条；《可见日食表》中无食的为46、59、69、73、75计五条。共二十七条。古代文献《续汉书》、《帝纪》、《长历》无此日食记录的，缘于洛阳京师不见，而郡国未闻，遂无记录，是属未载；但有日食十三名城都见，而失载的，疑为史官不觉，故云失载。文献有传误，尚少佐证。京师郡国，或知其情，心存观望，未予奏闻，则以置之待考。无食五条，未审古人如何蒙昧。《春秋》记录三十七次日食，也有四次为僖公十五年五月、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张培瑜《春秋日食表》说明是无日食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今日天文计算曲阜可见的为九十九次，十三名城可见的一百一十次，《春秋》记三十七次，除了四次无食，实为三十三次，准确率为：33/99＝0.33强、33/110＝0.3。东汉一百九十五年日食，共九十五次，除了二十七次未合或不合，为六十八次，准确率为：68/95＝0.71强。两者相较，足见东汉科学水平，高出春秋一大截，日食的观测与记录有了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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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观察日食，纳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以占休咎，解释政治人事，称为占星术。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之学，与占星术融合，为一历史文化现象。解释日食，以为：“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者有亏，为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改修其德，则咎害除。”此种解释，文献记载自《左传》迄于《开元占经》，内容庞杂，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为文化现象，自历史角度视之，亦当研究。天文学、占星术两者古代为姊妹学科，融合交叉，今日应就天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新的观点，予以整理与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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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未见预测日食之文和推算交食之法。汉三统历始述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术。以135月有23交为法，以6345为会月，谓交食起于冬至朔旦。四分历承之，但汉历仅言推算月食，而不及日食。刘歆阐述三统历术，并非茫然。只以日食为“非常”，欲借以警惕人主修德，不思研究推步，揭其自然规律。《续汉书》承之，未能遽改，日食记录故多于测算。科学研究大受制约，历史导向从而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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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编，中华书局，199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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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我为什么撰写《日食考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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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厚爱，说我对于古代天文历算有些常识，要我写些治学经验。我听了感到十分不安与惭愧。辞谢未获，忽然想起去年夏天，我写过一篇稿子，题为《司马彪枙续汉书·五行志六枛日食考辨验证》。为什么要写这篇稿子，我是怎样想写这篇稿子的，我就谈谈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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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稿子是对中国东汉时期历史文献上的日食记录和今日日食计算所得的日食表给以考辨与验证。前者被司马彪记录于《续汉书》的《五行志六》中，后者见于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中国十三历史名城可见日食表》中。这篇稿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算短。结合附表，合计两万二千余言。写稿费时一个多月。撰时，白天翘首长天，火伞高涨；夜间青灯独对，百虫如奏；似岑寂却不岑寂。寂的是周围的人怕未必了解我的心情，这么大的一把年纪终日伏案在搞什么呢？说不寂寞，我还深信，这工作做得虽粗了些，总会有人感到这样干是有它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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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撰这篇稿子，有人会问：在当今开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是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益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一时就难以说清楚了。但是通过一些论文的阐述，这个问题是能够说清楚的。五四以来常听人说，中国科学落后。说这句话就历史现实来说不够确切，须作具体分析。中国科学在历史上贡献巨大，许多科学成就在世界史上是领先的。就这稿子所涉及的问题来说，通过日食的历史记录与今日日食表的验证就可说明这个问题的。在这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是可以增加民族的自豪感的，能说历史研究没有它的作用吗？只是今日的科研比传统的治学方法已经大大地迅速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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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起飞，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句话来形容，已经感到是很不恰当的了。就计算机的运转来说吧：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从1946年开始，第一代计算机元件采用电子管，它的计算速度一般是每秒千次到万次。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速度一般就增加到每秒几十万次到几百万次。大型的计算速度每秒可达几千万次，甚至上亿次。这样的工作效益，它的机械语言、高级语言，既能处理标量，又能处理向量，一个研究古籍整理的人，生活在古书堆里，会不感到“惊心动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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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比方，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祖冲之运用勾股定理，从圆的内容六边形即古所谓“六觚之面”起算，来求圆周率。采用的计算工具是算筹。他是娴习这种技术的，能够“运筹如飞”；可是他要获得圆周率3.1415927＞π＞3.1415926这个数据需要花多少年的工作量呢？元赵友钦为了核对这个数据，他便换个方法：从圆的内接四边形起算。算至第12次，为16384边形，得：π＝3.141592有奇。证明祖冲之所得的数据是正确的。赵友钦采用的计算器是珠算，工具较前进步得多了；可是他的计算过程据说还要花数年的时间呢！这个计算在今天编成程序把它输入电脑只是顷刻间的事；而且一次一次的计算数据，都可列表写出；到了若干次以上，还能发觉这种计算有它的误差呢。[54]就从这一事例来看，我们深刻而亲切地体会到，要倡导科学、科技，懂得科学、科技，才能随着社会发展飞速前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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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我为什么练习撰写这篇论文作为例子来谈谈我的思想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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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家运用天文原理与方法，就日食的计算来说，它的成就是巨大的。1887年，在维也纳出版奥泊尔泽的《日月食典》，可说这是日食计算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内容分为绪论、日食典、月食典、日食路线图四个部分。这个日食典的时间跨度包括公元前1208年11月10日到公元2161年11月17日，这段时期地球上发生的日食有8000次，在日食典中刊出了每次日食的要素，根据这些要素和运用绪论中给出的公式，可以算出每次日食的详细情况，包括可见地区、时刻和食分等。这就成为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和天文学家计算现在和未来日月食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但他的计算结果，科学家还认为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在20世纪初及近十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先后就出版了多种著名的日食著作。这些著作都是非常重要和极为有用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为了便于学术界全面深入地研究日食，适合中国国情，列出历史上主要观测日食地域的可见日食的基本资料，计算编著《公元前1500年至2050年日食表》。它的内容有二：（1）日食典，计算列出其间3550年地球上发生的8444次日食的全部日食要素；同时，选取与《日月食典》相同的要素及表现形式，以供比对；（2）中国境内十三历史名城可见的日食，在东经107度到120度、北纬30度到41度之间，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十三个都城和名城，计算列出它们的见食情况：日期、儒略日、干支、合朔时刻、食分、初亏和复圆时刻等。[55]张培瑜的《中国十三历史名城可见日食表》（公元前1500年至2050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历史上十三名城可见日食的基本资料。这是采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所得的硕果，它的时刻误差不到1分钟。我们能接触到这样的科学成就，就从事于古籍整理的人来说是十分幸运的，由衷地高兴。那么，我既幸运地接触了这些成就与资料，还可做些什么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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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食记事来说，中国古代有日官管理这事。二三千年来，观测、预报、记录这日食情况的，绵延不断。可以说它的起始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资料比较起来也是最为完整的。明代徐光启就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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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自汉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者一，初三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则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无晦食，更密矣；犹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矣。夜而书昼者一；至加时先后，至三、四刻者，当其时已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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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对此作了统计和研究，这就说明中国的日食记事有着丰富的资料，中国的日食计算、预报、观测、记录是随着天文历算的衍进愈来愈精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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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陈遵妫根据《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二十四史》、《图书集成》和朱文鑫的《历代日食考》，统计出从春秋（公元前720年）到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共有985次；到辛亥革命前夕，共1042次。他将这些文献资料进一步与奥泊尔泽的《日月食典》编号相互核对，所得的结论是：“基本上是符合的。这说明我们史志的记载是可靠的。”[57]就这一例，总的来说，我国的日食记事是重视计算与观测，实事求是的，有其优良传统，足以自豪。五四以来有些文史学者对此发生误解，未好好读书，轻率地把它否定，这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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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食记事，中国春秋以前，由于文献记述简略古奥，学者理解多有歧异，有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书经》记载日食较早，见于《古文尚书·胤征》。这《古文尚书》被考据学家断定是部伪书，但《胤征》中所记日食的事，古籍中却可找出根据，所以这事并非虚构。《胤征》所记“日食”字面不露，只书“辰弗集于房”五字。一般释为日食，有的学者怀疑，释为地震。按它的年代推算，也有意见分歧，尚无定论。卜辞中记载日食计有三片：一为三舀食日（《殷墟文字乙编》6386），二为日月之食（《殷契佚存》374回）。这两片学者对它的殷商年代考证法说法不同。三为贞日之食（《龟甲兽骨文字》1.10.5）。这片没有干支纪日，年代无法推测。《诗经》日食见于《毛诗·小雅·十月之交》。诗中言月和日的干支，未及年代，后人考释遂有发生于厉王、幽王或平王时代的争论。陈遵妫根据《小雅》为周室在丰镐时期的诗，就排除了这次日食发生在平王时代的说法。细玩诗意，这年接连发生两次月食、一次日食，这就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据以推算：这次日食定为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的辰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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