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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月皆左旋，惟日月行较缓，朱子述横渠说议极精核，盖天家见日今日在此宫，明日不在此宫；见月今日在此宫，明日不在此宫，日日迟一度，月日迟十三度，因谓天左旋，日月东行，随天西没，实未免迂曲，《周髀》家以北极为天地中，北极下相应之地，《晋志》未涉及，案《水经注》卷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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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墟在西北（郦注云：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据长沙王氏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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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在北极下，古有是说。太帝即北辰也。《淮南子·地形训》云：“是为太帝之居。”《春秋纬·保乾图》云：“阳起于一，天帝为北辰。”（《后汉书·郎传》章怀太子注）太帝、天帝皆为北辰之名，今西人谓之R Ursa Minor（今北辰为α Ursa Minor），国人谓之帝星。郦注以天庭为太帝之居，盖以帝星神化而居于昆仑之墟也。盖天家以极为天中，天有六衡七间，日月绕极平运，今人所见之日月，乃在极东南，东西平运之一面耳。古人又以昆仑为地中，今人所处者为昆仑东南之一角耳。此盖天家之说，实与邹衍大九州说有关，惜书缺有间，难以取证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邹衍之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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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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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又尝驳难邹衍之说，其所称引，亦可略窥邹子说与盖天说之关系。《论衡·谈天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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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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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以邹子言极为天中，中国在极之东南，则极当在中国之西北，不当适在北，在北则差四十五度矣。充之议极是，惟邹子所以主极为天中，今天下在地东南，盖亦以西北之昆仑为地中也。盖天家以极为天中，天有八游。说地者，当极易联想昆仑为地中，则地中四周，真亦可有如禹九州者九也。古人观中国之东南，淼淼者水也，观中国西北，巍巍者山也，此四禁以外不可知。观天上之日月东西行，其出之前，其没之后，亦不可知，学人欲一究天地之真相，不得不出之于推想，于是或者以为地方如棋局（地方之意，实即地平之意），地无尽止，地不以中国九州之地而止，九州外，尚有如此九州者九。以为天圆如倚盖，日月东西外，日尚绕北极行，日月平运而循环，种种臆说，于常识中探求学理，实非得已也。盖天之说，虽甚疏谬，然亦一时之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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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之说，成立于张衡。衡尝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宪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传称《虞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为舜时测天器，犹后世之浑仪。《史记》索隐引马融云：“璿，美玉也。玑，浑天仪，可转旋，故曰玑衡，其中横筒以瑢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郑玄注：《大传》言“浑仪其中筒为旋玑，外规为玉衡”者是也。此盖依托之说，马、郑绍张衡之绪，而穿凿言之，以炫耀浑天说之邃远也。《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索隐曰：“《春秋·运斗极》（百衲本《史记》作极，当为枢字讹）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史公盖以旋玑、玉衡为斗星之名也。七政无定说。《天官书》又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齐七政，其性质或指此也。浑天之说，当起于西汉末，一种新天文学说也。《晋志》述丹阳葛洪释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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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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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家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幂，地悬其中，已洞悉天地之真情矣，惟以天地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则古人囿于气象及物理之知识，言之不能精透，亦时代使然耳。王仲任尝据盖天之说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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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晋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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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以天日月西转，不转入地下，以掘地得水，及夜半持火前进为证，其议辩颇合逻辑，惟其凭藉之知识殊谫陋。此种论辩，于当时视之亦未免落伍也。桓君山又尝申浑天之说以答王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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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视诸星于东者，初但去地少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如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矅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曰：转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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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君之辩周至详尽，其言若日北转，则转北之顷，所见日形当如竖破镜状，而不当如横破镜状，等等，将使王生聆而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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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天三家，浑天之说，最闳通详备，有仪象可验。张衡候仪之法，今不可详知。宋苏颂撰《新仪象法要》，金山钱熙刻之于守山阁丛书中。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浑仪，中卷述浑象，下卷述水运仪象台。言仪象之器，置一台，台有二隔，上置浑仪，下置浑象，中隐置枢机轮轴，以水澈轮为仪象转动之原，浑仪上候三辰之行度，浑象则列紫宫于北顶，布中外星官、二十八宿、黄赤道、天河等于四周，后以五色珠为日月五星，以丝系挂于南北轴，昼夜随天而旋，以验星次。复言中外星官度数，四时中星时刻，颇为审核。夫恒星不动，人处地球之上，因地球之动，而反以为天动，此相对运动，主客之误置，与观测中星无妨，惟五星与地同绕日而行，而古人则以为五星与日同绕地而行，其间关系较复杂，而此观念之未正确，则与五星凌掩躔次之推算，将终古不明矣。斯则浑天之说，又未能尽阐天体之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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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言天三家外，尚有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块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常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会稽虞喜所说又有穹天论：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幂，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喜族祖耸所立又有昕天论：以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人颐前多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吴太常姚信造。然皆好奇徇异，祖哆陈说，非极数谈天之士，卓然能树其一家之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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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至浑天之说兴，而臻于精妙。观朱熹《语类》所言，苏颂仪象所记，思辨清晰，观察缜密，亦可谓国人无科学思想乎？徒以我国正统学者以儒学为归，重伦理，轻物理，一若离孔子，离道德，即无所谓学术者。甚者只知经籍之破文碎义，为之绣鞶帨，绘山节。尝读《论语》“吾日三省吾身”章，刘宝楠《正义》释之云：“《尔雅·释诂》：‘吾，我也。’《说文》：‘吾，我自称也。’日行一周天为一昼夜，故一昼夜即名日。《周髀算经》注：‘从旦至旦为一日也’是也。”《说文》“三，数名”云云，不禁废书而叹：此实古词汉诂汇纂工作耳，焉得谓之为求圣人之微言大义哉？是古人求学术不足，谓之求儒家之学，求儒家之学不足，实谓之为求儒家之学之勤务兵或传令兵耳。呜呼！是真正统学者读书态度乎？吾将求离经叛道之士、特识独行之士矣！本吾之理智，仗吾之灵敏，直探古人学术之真邃，注视古人学术原理，为之修正，为之阐扬，推陈出新，以培植今日中国之新学术，斯则王充、朱熹等诸贤为时代所限，于科学识知虽浅，然其态度方法，要为吾国学术复兴之导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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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东方杂志》第40卷第22号 194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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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170088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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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屈原生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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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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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于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战国秦汉长历图》，见《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有沈濬氏中译本），没有庚寅的一天。我看这是因为岁星在事实上超了一次辰。岁星每82.6年超辰一次的，在那期间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当得是前三四○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与《离骚》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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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生年，历史文献上只有《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语，提供了一些资料。历来学者都是把这语理解为“他是生于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来加以考订的。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大有问题的。理解有毛病；那么，他们的考订自然也会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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