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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言天三家外，尚有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块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常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会稽虞喜所说又有穹天论：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幂，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喜族祖耸所立又有昕天论：以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人颐前多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吴太常姚信造。然皆好奇徇异，祖哆陈说，非极数谈天之士，卓然能树其一家之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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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至浑天之说兴，而臻于精妙。观朱熹《语类》所言，苏颂仪象所记，思辨清晰，观察缜密，亦可谓国人无科学思想乎？徒以我国正统学者以儒学为归，重伦理，轻物理，一若离孔子，离道德，即无所谓学术者。甚者只知经籍之破文碎义，为之绣鞶帨，绘山节。尝读《论语》“吾日三省吾身”章，刘宝楠《正义》释之云：“《尔雅·释诂》：‘吾，我也。’《说文》：‘吾，我自称也。’日行一周天为一昼夜，故一昼夜即名日。《周髀算经》注：‘从旦至旦为一日也’是也。”《说文》“三，数名”云云，不禁废书而叹：此实古词汉诂汇纂工作耳，焉得谓之为求圣人之微言大义哉？是古人求学术不足，谓之求儒家之学，求儒家之学不足，实谓之为求儒家之学之勤务兵或传令兵耳。呜呼！是真正统学者读书态度乎？吾将求离经叛道之士、特识独行之士矣！本吾之理智，仗吾之灵敏，直探古人学术之真邃，注视古人学术原理，为之修正，为之阐扬，推陈出新，以培植今日中国之新学术，斯则王充、朱熹等诸贤为时代所限，于科学识知虽浅，然其态度方法，要为吾国学术复兴之导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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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东方杂志》第40卷第22号 194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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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屈原生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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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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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于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战国秦汉长历图》，见《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有沈濬氏中译本），没有庚寅的一天。我看这是因为岁星在事实上超了一次辰。岁星每82.6年超辰一次的，在那期间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当得是前三四○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与《离骚》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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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生年，历史文献上只有《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语，提供了一些资料。历来学者都是把这语理解为“他是生于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来加以考订的。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大有问题的。理解有毛病；那么，他们的考订自然也会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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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历史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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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在《楚辞章句》上释云：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于也。正月为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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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兴祖《补注》云：“并出《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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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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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寅为阳正，故男始生而立于寅；庚为阴正，故女始生而立于庚。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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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首先这样说了，历史上差不多成了风气，陈陈相因，沿袭下来了。如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上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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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岁在寅曰摄提格。贞，正也。正月为陬。庚寅，日辰也。降，生也。盖原之生，年、月、日皆在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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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到今天还是占着优势，深信不疑，不晓得这种解释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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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在《楚辞》方面，宋代朱熹早就提出了异议。朱熹在《楚辞集注》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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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体而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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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在《楚辞辩证》上对王逸的解释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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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遂以屈子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得阴阳之正中。《补注》因之为说，援据甚广。以今考之，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也。盖摄提自是星名，即刘向所言“摄提失方，孟陬无纪”。而注谓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故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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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结合天文知识和语法训诂，对于《离骚》解释，辨章学术，是有真知灼见的。这种解释，对后世也是有影响的。例如，林云铭在《楚辞灯》上就采取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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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提，星名，随斗柄正指于寅方，是为正月。陬，隅也。孟春昏时见，故曰孟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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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熹的见解，一般是没有很好地理解的，而是夸扬王逸的谬说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上就这样说：“古人必以日月系年。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岂有自述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这是应该注意的。所以朱熹的正确意见，有重新加以补充说明的必要，这样才能把历史上和今天学者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看法加以澄清，使学术是非大为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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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对于历法的制订是很重视的。这样才好指导农业活动，从而促进农业生产。我国古代很早就设有专掌历法的官职，“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历法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周朝和诸侯列国之间所用的历法，还是没有完全统一的；因而那时有“颁朔”[2]、“听朔”[3]、“告朔”[4]、“朝正”[5]等制度和礼节。那时制订历法，他们的方法和依据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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