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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统历、大衍历和大衍求一术中的哲学的和数学的神秘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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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历见于《汉书·律历志》,是中国古代流传于后世的最早和记述最为完备的历法。三统历是从太初历衍变而来的。战国时期有所谓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属于四分历。太初改历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法,废弃了四分历。当时司马迁不同意,保留他的意见,作《历术甲子篇》,在《史记》中保留了四分历的六十周年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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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对三统历的叙述,分三部分。一是关于历法沿革和改历的理论根据,二是关于三统历的数据及其计算,三是通过三统历术、岁星纪年排出古代史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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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历在中国历法史上是有着巨大贡献的。它在研究太阳的视运动,月球和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运行及其会合周期等方面,奠定了中国历法的体系。中国历法不仅研究太阳、月球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即阴阳历,而且还研究五星的运行,因而是天体历的一种。太初历本身是科学的。它的基本数据,关于日、月、五星的观测、记录、统计和推算大抵来自科学实践。只是由于当时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借重历法来宣扬它的政治受命于天,历算家制造历学理论和采用历术数据,受到很重的压力。当时,清醒的历算家,有的站出来讲话,险遭不测;有的退而保持缄默;只有那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刺探最高统治者的意图,看着定于一尊的儒家眼色行事,采摘《易》和《春秋》的词汇和语句,穿凿附会,讲出许多玄妙的歪道理来。这使具有一定水平和科学内容的三统历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三统历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法,这个数据是极为粗疏的,引起不少历家的反对,只是由于可以附会钟律与宣扬神秘主义的“受命”,博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欢心。武帝点头,就被太初历所肯定和采用了。采用这个数据,就使历法的岁实、朔策过强,比前所用的四分历系统的六历所采的还要强些,这是荒谬的。司马迁和落下闳等都不同意,但有什么办法呢?多少历家只好遵从了。可是三统历所采用的五星会合周期诸数据,比《淮南子》和《史记》以及今日马王堆中所发现的帛书《五星占》所提供的都较精密。三统历中还记载了推算日月食的周期,有着推求月食的方法,这些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使中国以后近二千年的历法基本上沿着三统历所走的道路发展。由此可知,太初历采取八十一分法及其神秘色彩的渲染,并非出于作者的思想糊涂,而是经受政治上的干扰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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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神秘主义色彩对于科学的发展毕竟是十分有害的。这里提出三点来具体地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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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统历是怎样的一部历法呢?请看修订者刘歆是怎样介绍他的历学理论的。刘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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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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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译为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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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是讲春夏秋冬自然界的季节与农时的。政治和人事就是按照这样的天时来安排的。《左传》上记载过刘康公说的话道:“人民是凭藉天地间的中和气来生存的,这就是所说的天命啊!因此,制定了国家的礼仪、动作、威仪的法则,就是用来肯定这天命的。对这天命采取回护态度的,就得幸福;否则,就要倒霉。”因此,把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国家政事排列出来,用“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来制定礼节,这样办事就能获得中和之气。历法是用闰月来调整阴阳历的,用来作事厚生。这些都是可以用以固定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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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刘歆把“历数”解释为“天地之中”,用以“作事厚生”,目的为了“定命”。就是说,利用历法的效益,用来牢固地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是受命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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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统历采用八十一分法。《三统历·统母篇》说:“日法八十一。元始黄钟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这个日法数据是怎样得来的呢?这是源于颛顼历或殷历的朔策数据而稍加修订的。《淮南子·天文训》云:“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这个朔望月的数据在邓平看来:朔余大于二分之一,需要把它化繁为简,化简之法:使为则大于,为则小于;使强弱两率之间,相加成为,这样比较密近;因此,太初历与三统历即予采用。这样讲是科学的,可是,他们偏不这样说,而是硬要拉到钟律上去。这个朔月的数据,其中日的余分中的81,称为日法。这个日法恰和黄钟律管之长9寸,围9分,两者相乘9×9=81,得积81巧合。当时就有不少历家头脑发热起来,把日法和律容两者等同起来,“合二而一”地大吹法螺,且用这个理由,排斥四分历。《汉书·律历志》就是把数据说成“其法以律起历”。法指的就是日法,律指律容,即将81的日法和81的律管之容,两者混同起来,用以决定太初历法。《律历志》解释这个关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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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之所以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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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黄钟律管的容积一龠,积81寸,就是历法的朔望月一日的余分。再把律长的9寸,乘171分得1539,1539×3得4617,这样终复,三复而成一元岁数,使历法的日次干支,重新恢复甲子的日次联系起来。把这两者的混合现象,说成中间涵容着“黄钟”、“元气”的规律。这个规律与儒家经典《易》经上所说爻象的“阴阳九六”的道理是符合的。因此,这个钟律和日法,有它的特殊意义需要采用,而不能更动。邓平于是造太初历,定朔望月(朔实)为,作为历法的基本数据,进而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这里,我们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当时采取这个朔实,是有其宣扬律历的神秘政治原因的。从科学角度看,采用这个数据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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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年的零数 朔望月的零数 六历 0.25000000 0.53085106 太初 0.25016244 0.53086419 四分 0.25000000 0.53085106 乾象 0.24671052 0.53055106 元嘉 0.24671052 0.53058510 大明 0.24281481 0.53059152 今测 0.24219879 0.53058800[60] 太初历所采的岁实、朔策都比较大;因此,历法的计算和当时天行不能符合。这个问题,当时历家已经觉察,由于武帝的支持,只能糊里糊涂地把它掩饰过去了。《律历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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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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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历采用的岁实、朔策都比较大。那时合朔采用平朔,大小月相同;因此合朔在朔前,或在朔后,经常发生,不能与实际天象符合。这种天象,历法计算早于天象半日,称为阳历;不及半日,称为阴历。阳历就是历法计算的朔日跑在实际朔日的前面,阴历则是落在后面。邓平避开问题的实质,却说:遇到阳历合朔时,皇帝便于召集诸侯和官僚前来朝廷拜会。这样武帝就诏司马迁决定采用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律历,排除最为粗疏的历术十七家,并唤淳于陵渠复校太初历术。复校结果,陵渠上奏:晦、朔、弦、望太初历较其余十七家的计算最密。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那时日月合朔如合璧,五星同度如连珠。于是,武帝擢用邓平为太史丞。这可说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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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改历,从最高统治者“改正朔,易服色”这个概念上说,可以炫耀他的“受命于天”,是件好事。但从科技史角度来看,某些方面却是一个倒退现象。当时参加改历的,如司马迁、落下闳等就不满意,邃于历法的如张寿王,凭着科学的良心明辨是非起来力争,几乎丧失性命。社会上反映也大,认为这样的历法,行不久远。这些议论,在稍后的谶纬中也有反映。到了东汉,许多历算家如编、李梵、贾逵、张衡、刘洪、蔡邕等都曾提出批评。清人王锡阐、近人朱文鑫也都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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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统历采用八十一分法。一个朔望月,即,也即29.5308649。三统历称81为日法,2392为月法之实。这个月法之实数据的意义与由来,是很好理解的。刘歆在这数据上却故弄玄虚,大耍其数学的神秘主义游戏。他将这月法之实2392这个数据,用加、减、乘三种四则的方法折成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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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1]2×3×4+19+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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