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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官、太微垣星名及星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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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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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云：“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咸池三星，王元启云：“《晋志》亦云：咸池在天潢南。然考诸星距度，天潢五星距西北，去极五十八度。咸池三星距南，去极五十一度。咸池南一星较天潢西北一星相去七度，则应在天潢之北。今咸池星自明季已无，无从定其孰南孰北。”咸池，《新仪象法要》在天潢北，今图无。“西宫，咸池”，咸池非西官诸宿之总名。循苍龙、朱鸟、玄武之例，疑脱“白虎”二字。说已见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王念孙谓：“火入五潢则为旱，金则为兵，水则为水也。”[75]《汉书·天文志》：“辰星入五车，大水。中有三柱者，谓五潢中有三柱也。”《天官书》云：“奎曰封豕。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积。”奎十六星，娄三星，刍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积藁草者。《正义》以为积，如淳曰：“刍蒿积为也。”《天官书》云：“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昴七星，明陈子龙曰：“近测实三十六星。”昴宿为散开星团，从望远镜视之，有四百以上的星体密集着，全部被星云所包围。[76]髦头或白衣会，是星体密集的形象描写。毕八星，似掩兔之毕。汉代画像石等所见之毕，状如细长的网。毕宿五为毕星团的首领，星等1.1，色赤。附耳一星在毕宿五房。昴、毕间黄道所经，《新仪象法要》有天街二星，《索隐》引《元命苞》云：“毕为天阶。”又引孙炎云：“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天官书》云：“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参三星，罚三星，左右肩股四星，觜三星。参宿三星，为白虎七宿代表，排列成线，平直像秤衡。衡石下有三小星，上两暗，下一较亮，上小下大，形锐利，称为罚星，或称伐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杀伐或治理的事：“为斩艾事。”艾通乂，治理的意思，合称参伐。如把参宿看作白虎，参宿四、五、六、七成为虎的两肩、两股。参宿上部觜宿三星成为虎首，伐星则为虎尾，主持保障军旅的事。参宿古称大辰，为定季节的重要星辰。《天官书》云：“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汉志》下有列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天厕四星，天矢一星。陈子龙曰：“旧传觜南四星，共天矢为五星。近测之，实二十一星。”天旗，即参旗九星。天苑十六星，如环状。九游，九星。《天官书》云：“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附耳入毕中，兵起。”狼即天狼，一星。陈子龙曰：“近测云星大者，莫过于狼与织女；其体大于地径六十余倍也。”天狼，西名Sirius。陈遵妫《星体图说》云：“就全宇宙言之，天狼决非最大之太阳，然在太阳系所占之空间，则可谓最大之太阳。”[77]又陈遵妫《恒星图表》云：“放青白光，为全天第一光辉明恒星，实际光度约为太阳之四十八倍。为目视双星，伴星光度8.4等，相距10″.8（1925年），周期49.32年。”[78]天狼光度为－1.46等。双星转动，星呈变光现象。“狼角变色”，说明古人早已察觉，但云“多盗贼”，又为占星家胡言。弧即弧矢，《晋志》云：“弧九星。”其四、五、六、七、八、九六星，弯似弓及矢，余三星，一、二、三似直矢。此云四星，不知所指。南极老人星，《晋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老人星在天狼南约距36°，西名Canopus，“光度当比天狼强数千倍，约一万年后为南极星，故有南极老人之称”[79]。实际，古人只知此星极南，不知一万年后为南极。“附耳入毕中，兵起”，王元启云：“此七字亦后人增入者。”恒星不动，附耳岂能入毕，当是肉眼错觉所致。此云兵起，说也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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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官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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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官星名及星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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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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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云：“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军西为垒，或曰钺。旁有一大星为北落。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索隐》引《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张衡《灵宪》云：“灵龟圈首于后。”古人以“北官七宿，其形如龟”。危三星，虚二星，羽林天军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出垒壁阵南。斧钺三星，旁一大星为北落。张守节以为：“长安城北落门，以象此也。”北落若微亡，王元启云：“微谓不光明，亡谓伏匿不见。”军星动角益希，王云：“军星谓羽林军之四十五星，动摇光角，或星不备而益希。”火，军忧。王云：“火星入军，则有忧也。”水［水］患，王云：“《汉志》有复出水字，谓水星入军有水患也。此脱。”木、土，军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军，则吉也。”《天官书》云：“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此句有误。《正义》校作“曰司命”。以司空只一星，又不在危东。王元启校作：“司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命、司禄、司非。”以司命等八星，俱在危西，而云危东六星，疑危上脱司字。《天官书》云：“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营室二星，离宫大星。阁道六星，与中官重出。天驷四星，王良一星，《晋志》合称“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策一星，在王良前。《天官书》云：“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动，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策一星，《新仪象法要》入中官、紫微垣。天潢八星，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江一星，王元启云：“此所谓江，即在天潢旁。据《星经》：天津九星，在虚、危北，横汉中，一曰天江。太史公分潢旁一星曰江，故谓天潢八星。《星经》合而言之，故谓天津九星。天潢，宋均以为即天津者是也。”杵臼四星，在危南，王元启云：“盖所谓败臼是也。”《宋志》云：“败臼四星，两两相对。”瓠瓜五星，在离珠北。集合三四等星，故甚显著。《天官书》云：“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南斗六星，建六星，在斗北。牵牛，此指牛宿，六星。河鼓三星，在牵牛北。此河鼓俗称扁担星或称牵牛、牛郎。王元启云：“《尔雅》河作何、荷，同。荆楚呼牵牛为担鼓，担者荷也，故曰荷鼓。”婺女四星，为女宿，或称须女，或称婺女。织女三星在河北。织女俗称梭子星。河鼓、织女，即俗传七月七日相见的星。牛郎、织女住在银河两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看来距离有限，实际从河鼓飞到织女，至少要费14光年。如乘宇宙火箭，每秒飞行11公里，需要40万年。银河用巨大望远镜观察，可见众星粲然，至少有一千亿颗，每颗星是一遥远的太阳，我们的太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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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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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星名及星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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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天官书》所述星数约545或566。根据现代天文学仔细计数，肉眼可见的星：一等星20颗，二等星46颗，三等星134颗，四等星458颗，五等星1476颗，六等星4840颗，总计6974颗。《天官书》是从一等星数到四等星多一些。《汉志》中外星官有名的118，积数783。《晋志》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星图有名的283，积数1464。《灵宪》同。《隋志》1565星。《明志》1725星。清乾隆《仪象考成·后编》3083星。道光《仪象考成·续编》积数3239。今用望远镜观测，最小的可见五万颗以上，最大的约在十亿颗以上。实际远不止此，遥远的星系，在望远镜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光斑，其中却包藏着上千亿颗星球，宇宙是无边无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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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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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史记·天官书》的研读，提出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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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官书》是关于中国古代星象的文字记录。司马迁的记录，形象生动，言下见图，通过考察，可以将它复绘。这是一份重要的星象资料。《天官书》对于恒星的位置、大小、颜色、光辉、形状、星组、运动诸方面，有所论述，可供我们研究。由于赤极绕着黄极不断绕转，赤极位置古今不同，恒星的赤经赤纬古今亦异。这种现象称为岁差。《天官书》以帝星为北极，唐初李淳风撰《晋书·天文志》以勾陈一，即纽星为北极。梅文鼎说：二十八宿去极度，唐一行所测与汉测不同。自牵牛、须女至参、东井“十四宿去极之度，皆古测大而唐测小，是所测去极之度少于古测，为其星自南而北也”。自舆鬼、柳至箕、南斗“十四宿去极之度，皆古测小而唐测大，是所测去极之度多于古测，为其星自北而南也”[80]。这一现象也反映在《天官书》五官的划分之中。《天官书》列入中官的星，在《新仪象法要》中，有的列入东官，有的列入南官。《新仪象法要》列入北官的星，《天官书》或列入中官。近人朱文鑫因谓：“招摇、贯索侵入东官，三台侵入南官，是证《天官书》以帝为极星。盖周、秦之际，北极在帝之南约五度，与今极相距二十度。故招摇等星较近于极，自当列入中官。”[81]从这岁差现象，结合其他情况，我们可以进而探索中国天文学及二十八宿产生及确立的时代。《天官书》对于恒星的位置、大小、颜色、光辉、形状、星组、运动作用诸方面有所论述，我们也可从而探索与评价中国天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成就。如云“狼角变色”，便知古时已知恒星的变光现象，有其科学价值，值得注意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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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学天官于唐都。唐都在太初改历时“分其天部”，看来并不知历。《天官书》中，司马迁引进不少唐都占星、王朔望气、魏鲜占岁的东西，“为后世妄言祸福者所藉口”[82]。清梅文鼎批评《天官书》云：“历学、天文各为一家。治天文者不知七政有一定之行，往往凭臆而谈。而治历者则有理可推，有数可记，可以预知，可以共晓，而影射疑似之见，不可参入，故不道天文灾祥之说。《天官书》曰：心宿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又五星皆有当居不居，不当去去之之占。以历法按之，恒星经纬皆有常度，初无变动。老人星江以南三时尽见，五星之迟留伏逆皆有本行可推步，并无当居不居，不当去去之之事。诸如此者，不可枚举。倘史公知历，必不为此支离之说，以贻讥于后世矣。”[83]竺可桢师亦曰：“梅定九谓：‘司马子长世为史官，而天官、历书殊为阙略。’吾人不能不有同感耳。”[84]《天官书》中，确有不少纰缪应予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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