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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竺师在遵义时，作过关于清乾隆时遵义陈玉太守引进、提倡山东柞蚕的报告。陈太守于乾隆三年（1738年）自江西赣州知府调任遵义。太守见遵义四郊多槲树，可饲山蚕。因于乾隆五、六两年派人回山东携取柞蚕种子，导民饲养，数次失败，而矢志弥坚，卒至百姓“争趋若取异宝”。放蚕之风，遍及遵义全境。“遵义府绸”遂与“吴绫”、“蜀锦”、“杭纺”媲美，“视全黔为独饶”。郑子尹修《遵义府志》列入《宦绩》，称其功勋。作《茧谱》，广播放蚕之学。莫友芝序郑著《茧谱》云：“贵州四十八县，以遵义为大，户口二十万，赋税几及全省半，岁科乡试人士亦居半。在乾、嘉以前，广袤如故，户口租赋十无四五也。岁科会人士十无二三也。何今之美，昔之陋欤？乃知省庵（陈玉，号省庵）旧守之治泽远矣。”竺师引《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示富庶为治国、文教的首务、要务。又云：棉花纺纱由黄道婆传入松江，徐光启倡植甘薯，都有功于人民。德国人在纽伦堡为F. Dreke立像，以其传入马铃薯。近世运用科学方法可利民益国，如赫胥黎谓巴斯德创立微菌学以治酒酸、羊瘟、蚕丝疾病，足抵普法战争的赔款50亿法郎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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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演分别给我以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教育，亦即读书人怎样正确对待自然与社会，即古人所谓“天与人、知与行、学与用”三个问题。振聋启聩，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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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问题，当时老师的教导是不尽相同的。回忆一下：（1）有的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信古”是天经地义，不会错的。这是对“疑古派”的一个反响。讲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认为中国文化在尧舜时代已经十分灿烂，不信地下发掘的材料，加以科学分析。（2）有的主张“六艺统四部”、“六艺统一切外来学术”，“颜子所好何学论”和“横渠四言教”，出入释道，返之六经，提倡宋明理学，以为立国之本。（3）有的崇尚桐城派的“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崇道统”，“传道、授业、解惑”，继承桐城衣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各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似各有所偏，未能反映时代精神，显示社会发展的观点，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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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治学，迥异于此。今日追思，记忆犹新。在广西宜山时，听马一浮大师讲“横渠四言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竺师亦在座。马老高瞻远瞩，谆谆教诲。时予弱冠，识见谫陋，未能理解。竺师治学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两者会通。《易·贲》彖辞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谓“观察”？《周易·系辞》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何谓“时变”？《系辞》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何谓“人文”？《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何谓“化成”？《诗序》云：“上以风化下。”《易·贲》彖辞的意思是：观察自然现象，用以认识四时的变化；观察社会现象，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用以教化天下。说明中国古代圣哲早已倡导“天文”与“人文”结合起来考虑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有些近于古人所谓天与人的关系。马一浮撰的校歌，即是阐发横渠的四言教义。竺师治学是考虑和重视这种关系和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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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平生提倡求是精神、实践求是精神。在其著作中、讲演中，反复论述“求是”的涵义。他在主持浙大校务会议时，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贯态度。“笃信好古，实事求是”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传》。由于此辞初见，兹举《诗》义、《诗》教为例，略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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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于《诗》，为乐正所崇《诗》、《书》、礼、乐四术之一。列于庠序学校之中，为贵族子弟所诵习的政治教科书之一。视为“先王之教，王官之学”。王官授《诗》，美文武，刺幽厉，成为传统教育，具有是古非今的思想倾向。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并没有把《诗》义、《诗》教来一番新的解释，而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诗》、《书》”，“是古非今者族”。汉兴，惠帝刘盈解除秦禁。至文景二帝，“《诗》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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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诗》有三家：“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112]称三家诗，为今文学派。三家释《诗》，换了一个方式，托言阐发孔子经书的微言大义，实际结合纬书，以术数灾异说经，使经学神学化，穿凿附会，为“汉兴授命”创立理论根据。特别是齐诗派搀入阴阳五行学说的观念，用《诗》来解说《易》和律历。《汉书·翼奉传》说：“《诗》有五际。”颜师古注：“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借《诗》的篇目编次说明汉之当兴，秦之当灭。从而受到朝廷的赞赏，三家诗于文帝、景帝时先后立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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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名德，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不以今文派为然，喜爱古文经学的《毛诗故训传》。《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艺文志》云：“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毛诗故训传》重在“名物训诂”，以考证为特色。授《诗》之义，多为先秦王官的旧说，未能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故云：“不在汉朝，故不立于学。”史家因称河间献王“笃信好古，实事求是”。由今视之，《毛传》释《诗》较三家之释高明，河间献王论学，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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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学者咸以“求是”为训，榜于书院，置之座右。韩愈曾言：“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为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湖南岳麓书院为今存宋代书院的最早者，它的礼堂东西两壁转辗犹存往昔旧题遗辞：实事求是。陆象山云：“吾人之志当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王阳明云：“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为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同也。”清黄以周主讲江阴南菁书院时，书其座右铭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张衡《东京赋》谓“温故知新，研核是非”。这种治学态度在中国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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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实为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将“求是”古训赋以新义，所谓新义，即与振兴中华、彪炳事功及欧西科学家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结合起来。曾云：“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以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一洗往日柔善之习、衰老之态。相与精诚团结，内兴要政，外御强侮。”[113]又作《革命与科学》的讲演，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遂引起十八、十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出于爱。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以毕生致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內容与《革命与科学》融合，远远超越于儒生所言，蕴藏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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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治学，笃行其所主张：“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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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重视“知行合一”，曾阐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云：“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115]竺师讲演，指出了治学的方法、精神与目的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今人治学有的“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116]是不足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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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物致知 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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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认为宋儒如朱熹所倡导的“格物穷理”和“读书明理”的见解，具有科学精神。曾云：“朱子《近思录》中《格物穷理》一章云：‘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observation，即观测也。”[117]议论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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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重视格物工夫，故甚注意自然科学的知识。认为：“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砥录作：皆是自然底道理）。”[118]朱熹论学，因此推崇宋代科学家沈括的科学见解。如：“月本无光，犹一银丸，日耀之乃光耳。”此说“足破千古之疑矣”。[119]宋儒理学有朱陆异同之辩，于格物一说亦然。陆象山认为“心即理”，“在事上用功”，只是“闻见之知”，博学多能，多读书会妨碍“发明本心”。朱熹见解实较象山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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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云：“陆九渊嘲笑朱子的致知格物，说他照朱子办法，坐在竹子旁边去格竹子的物，结果坐了十天，人几乎病倒了而不能格得一个道理出来，这就是因为不知实验的缘故。广东岭南大学的植物教授Prof·Michare，他花了十几年功夫，把世界所有竹子五百几十种，统种在岭南大学的植物园里，天天观测，数年以后，竹子的性质统被他弄明白了，这才配称格竹子的物。”[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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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治学，十分重视格物致知工夫。就其气象、物候这一专业说，他自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起，迄于逝世前一日，每日记日记。对于每日天气以及物候的演变，观测记录，从未间断。日积月累成为有价值的科学资料。朱熹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要见得尽处。……凡万物万事之理皆要穷，但穷到底，无复余蕴，方是格物。”[121]竺师治学是继承着这种优良学术传统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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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记》中述：“昔在杭州大学路浙大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一高大而一低小，不解其故。翌年大者开花结子，未几，其下有若干小罗汉松满布地上，因悟罗汉松之有雌雄。今日阅《泰和县志》卷三十轶事下有一节，载泰和县南古岗有庵。庵前有罗汉松二株，萦缠纠结，屈曲交加，常年一花而不实，一实而不花。刘子高诗云：‘东树开花西树子，谁从枝叶认雌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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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午回，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內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窝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树顶有一雀窠，适合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之言。”[123]竺师观察舍前两罗汉松，阅读《县志》，益信“松之有雌雄”。两小百舌坠地，而悟《诗经》“鸠居”之意。是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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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竺师在杭州时，阅高攀龙《武林游记》。悉高氏于庚寅八月十五游满家村、龙井、烟霞洞、石洞，时值丹桂盛放，飘香满山。万历十八年中秋，即1590年9月13日竺师联系自己于1936年9月13日，亦曾游山，桂尚初放，因知近三百年间桂花盛开，相差至少为一星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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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遵义时，“晨起，见南窗外梨花如雪，桃花盛开。骤思苏东坡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因悟东坡所见梨花清明始开，而遵义则春分前桃、李、梨花已芬芳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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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竺师读《吕氏春秋·审时》理解到：“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农业授时，于观测天象外，同时亦须注意物候。《任地篇》中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张标《农丹》中据《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根据张标所说，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吕氏春秋》中有“仲春之月，仓庚鸣”，而目前黄莺与布谷均于五月间始到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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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一段文字中有“玄鸟氏司分者也”一语，竺师据以分析：“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皡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古时山东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县。郯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E.威尔金森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家燕在3月22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郯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把这两个地点的同一时期（1932—1987年）温度比较一下，看一看它们有多少差别，那是有意义的。”[126]读过《左传》“玄鸟氏司分者也”这句话的众多，但能作这样的研究与理解的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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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从中国丰富的物候学史料中，联系实际观测，慎思明辨，进而理解到气候有东西南北、山岳平原、海滨大陆、古今先后的不同，物候时时处处有异。五千年来气候时见波动，变化却是它的主要趋势。登高自卑，行远自迩。竺师治学，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逐步深入古气候学的堂奥的。气候学是具有世界性的，古气候学也是如此。竺师治学，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宏观、微观，各种资料随时采集钩记，悉在他的研究与注意之中。朱熹云：“知至如《易》所谓极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能虑便是研幾，如所谓‘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又云：“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127]竺师治学，真有这种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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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中说：“我们古代物候记录在那里呢？经、史、子、集均有记载。唐宋以后的游记、笔札更有不少宝贵资料。南宋朱熹跋吕祖谦日记云：‘观其翻阅论著，固不可以一日懈。至于气候之暄凉，草木之荣悴，亦心记焉。’唐宋的大诗人如杜工部、李太白、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所咏的诗，均以千计，其中不少是物候的材料。”竺师所看资料，涉及中国古籍的许多方面。竺师将这些资料与气候学的世界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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