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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亚当斯带着查利斯的推荐信来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图7)拜访艾里。这是他第一次拜访艾里,可惜艾里当时正在法国开会,让他扑了个空。出师不利的亚当斯只得留下查利斯的推荐信无功而返。艾里回到天文台后看到了查利斯的推荐信,他很快就给查利斯回了信,对错过与亚当斯的会面感到遗憾,并礼貌地表示对亚当斯的工作很感兴趣,欢迎他与自己建立通信联络。亚当斯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再次访问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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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格林威治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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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左右,亚当斯再次来到了格林威治天文台〔2〕。不巧的是,艾里居然又不在。不过这次他只是暂时外出,于是亚当斯向艾里的管家表示自己过一会儿再来,并留下了一张一页纸的计算结果。亚当斯在附近溜达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重新来到了艾里家。不幸的是,不知是由于管家的疏失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艾里似乎并未收到亚当斯的“拜山帖”,也不知道他会返回。因此当亚当斯第三次登门拜访时,被告知艾里正在吃午饭,不见客人〔3〕。因为吃午饭就不见客人,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无理,其实在英国这样一个礼仪森严的国家里却不足为奇,尤其是艾里乃是天文界的资深前辈,而亚当斯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艾里在吃饭时不见亚当斯并不算出格。但尽管礼仪如此,连吃三次闭门羹还是让亚当斯失去了耐心,他没等艾里吃完午饭就返回了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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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剑桥后,亚当斯把寻求观测支持的事搁到了一旁,他决定进一步改进自己的计算。在他第一轮的计算中,曾将未知行星的轨道半长径假设为38.8天文单位,这是提丢斯-波德定则的预言。但提丢斯-波德定则虽已接连被天王星和小行星带的发现所支持,却终究没什么理论基础,因此亚当斯对建立在提丢斯-波德定则基础上的轨道半长径假设并不满意。在新一轮的计算中,他决定放弃这一假设,而尝试一个稍小一点的轨道半长径:37.3天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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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艾里最终还是看到了亚当斯留下的那一页计算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即11月5日,他给亚当斯回了一封信。在回信中,艾里与亚当斯一样,也质疑了提丢斯-波德定则的有效性,但他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解释天王星出轨之谜中的径向偏差。我们在第10章中曾经介绍过,天王星轨道的径向偏差在艾里眼中是很重要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解决天王星出轨问题的关键。由于他的这一看法并未得到其他天文学家的重视,因此艾里一有机会就要重提这一问题,对亚当斯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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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回却轮到艾里吃闭门羹了,因为亚当斯并未对艾里姗姗来迟的信件作出回复。亚当斯的沉默落在艾里眼中无疑变成了一个信号,让他以为自己的问题已击中对方的要害,两人的联系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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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亚当斯为什么不回复艾里的信件呢?据他后来在一封为此事而向艾里表示歉意的信中所说,那是因为他并未意识到艾里对这一问题如此看重。很多年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则表示,他当时觉得艾里的问题太过简单,因此没有及时回复。不过亚当斯的这些解释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其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艾里怎么说也是前辈,哪怕他真的提了一个太简单或不重要的问题,甚至我们把亚当斯对前不久的闭门羹一事还耿耿于怀的可能性也考虑在内,作为后辈的他似乎也没有理由用不回信这样失礼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别说在英国,即便在礼仪相对宽松的其他国家,恐怕也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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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当斯自己所说的原因不合情理,那么真正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从逻辑上讲,最有可能的答案恐怕就是:他是因为无法及时对艾里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才没有回复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一些史料的佐证,因为人们在亚当斯残存的笔记中发现他曾试图解决艾里的问题。这与他在上述信件中所说的并未意识到艾里对这一问题的看重,以及认为艾里的问题太过简单显然是有些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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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忽视也好、为难也罢,甚或只是纯粹的偶然,亚当斯与艾里三番两次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无论对他们两人,还是对整个英国天文学界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就在机遇从亚当斯、查利斯和艾里的指缝间一次次遗落的时候,一位法国天文学家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天王星的出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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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此人第三次与亚当斯在相同的问题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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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一偏差是指计算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而非计算误差。(请读者想一想,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后来有人对这一数据,乃至英国方面的整个故事都提出了质疑,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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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说人们并未在当时遗留的日记、信件等文字记录中找到亚当斯第二次访问艾里的确切日期,因此10月21日这个日期是后人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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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这一点,艾里夫人曾留下过两个不同版本的书面说法,后人据此认为有关艾里一家当时正在吃午饭的传言未必确凿。由于艾里一家当时正在做什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并无特殊重要性,因此本文不予细究,这里提一下只是为了告诉读者史学界对这一细节存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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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界 13 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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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法国天文学家的名字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是的,他就是两次在彗星轨道计算中与亚当斯不期而遇的勒维耶。勒维耶有着与亚当斯同样杰出的数学技能,不过他的天文之路却略显曲折。1830年,初出茅庐的勒维耶在报考法国第一流的理工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的竞争中不幸落败。由于勒维耶在当地学校的成绩一向十分优异,他父亲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当地整体教育水平的低下。望子成龙的他毅然变卖了房产,将勒维耶送到巴黎复习备考。第二年,脱离了山沟沟的勒维耶终于变成了金凤凰,不负众望地进入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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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当斯一样,勒维耶以最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不过毕业后的勒维耶却一度进入了与天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政府烟草部门,并跟随化学家盖-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从事过一些化学方面的研究〔1〕。1837年,当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个天文学教职出现空缺时,盖-吕萨克建议并推荐勒维耶获得了这一教职。虽然对导师建议的转行感到意外,但勒维耶很快就发现天文学是一个可以充分展现自己数学才华的迷人领域。转行天文后的勒维耶主要从事天体轨道的计算与分析。短短几年间,他便在该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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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耶的理论研究有着鲜明的系统性,这一点与当年赫歇耳的观测工作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自1840年以来,勒维耶对太阳系天体的运动做了近乎地毯式的研究,先后考察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及若干彗星的运动。1845年秋天,在巴黎天文台台长阿拉果(FranÇois Arago)的提议下,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当时已知的最后一个行星:天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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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当斯一样,初涉天王星问题的勒维耶也对波瓦德轨道进行了细致分析,也发现并纠正了一些错误,他的结论也和亚当斯一样,那就是波瓦德轨道已经无可救药了——仅凭木星和土星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摆不平天王星轨道的。接下来,勒维耶又近乎地毯式地逐一分析了我们在第9章中介绍过的几种试图解决天王星出轨之谜的假设,并将它们一一排除。这样,他顺理成章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当时已知的最后一个假设:新行星假设,并且与亚当斯一样,走上了用纸和笔寻找新行星的艰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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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计算的出发点,勒维耶也采用了提丢斯-波德定则,把新行星的轨道半径假定为38.8天文单位(在计算过程中微调为38.4天文单位,与亚当斯第一次计算的结果相同)。不过与亚当斯所用的椭圆轨道不同的是,他假定新行星的轨道为圆形。为了确定新行星在轨道上的位置,他将轨道按角度均匀地分割成了40个区段,每段9°(因为整个圆周有360°)。显然,在任何一个选定的时刻——勒维耶将之选为1800年1月1日——新行星必定位于这40个区段中的某一个区段内。那么它究竟位于哪一个区段呢?勒维耶再次发挥了自己的系统风格,他逐一考察了新行星在选定时刻位于40个区段中的任何一个区段内所能对天王星轨道产生的影响。通过极其繁复的计算、对比和排除,到了1846年5月底,勒维耶终于找到了能够使天王星轨道最接近观测结果的那个区段。在此基础上,他预言了1847年1月1日新行星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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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耶的计算结果与亚当斯的相当接近。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这两位数学高手的智慧之剑指向了同一个天区,只不过当时勒维耶和亚当斯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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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当斯不同的是,勒维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计算,从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因为那时天王星出轨之谜已经困扰天文学家们达半个世纪之久,新行星假设成为解决这一谜团的主流假设也已有差不多十个年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计算出新行星的确切位置(亚当斯的结果因为没有发表,除查利斯和艾里外,尚处于无人知晓的状态)。1846年6月下旬,勒维耶的论文抵达了艾里所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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