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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伽莫夫认为,我们的宇宙起源于一场极热的大爆炸,那时,等离子体曾充满了宇宙空间。更有趣的是,这个理论可以被检验——虽然冷氢气是透明无形的,但热氢等离子体却并不透明,而且能像太阳表面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近处望向远处(见图2-3),我们首先会看到附近的成熟星系,接下来是越来越年轻的星系,然后是透明的氢气,再然后会遇到一堵看不穿的墙,由发光的氢等离子体构成。我们无法看透这堵墙,因为它是不透明的,就像一个宇宙检查员,阻挡我们窥伺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此外,不管我们往哪个方向看,结果都一样,因为不管往哪个方向看,我们都是在望向过去的时间(见图2-4)。于是,我们看起来就像被一个巨大的等离子体球所包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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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由于光线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所以望向远方其实相当于望向过去的时间。在遥远的星系以外,我们会看见一堵不透明的墙,由发光的氢等离子体组成,这些光花了140亿年才到达我们。这是因为,140亿年前,空间中充满了炙热的氢等离子体。而那时,宇宙的年龄只有40万年。(本图改编自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WMAP[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研究小组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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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看起来,我们就像位于一个巨大的等离子体球的中心,因为不管我们往哪个方向看,都会遇到一堵同样的等离子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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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的书里,伽莫夫的大爆炸理论认为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等离子体球。他让他的学生拉尔夫·阿尔菲(Ralph Alpher)和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进行更详细的计算。几年后,两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这个等离子体球会闪耀着只比绝对零度高5度的温度。也就是说,它发出的不是可见光,而主要是微波。然而,没有一个天文学家愿意帮两人在天空中搜寻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结果,他们的成果也逐渐被人遗忘,就像弗里德曼的膨胀宇宙理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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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大爆炸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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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这种可观测的微波信号可能真的存在,于是计划对其展开观测和搜寻,但他们被别人抢先了一步。同年早些时候,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测试一个最先进的微波望远镜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们的望远镜探测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信号,并且,不管往哪个方向看,这个信号都几乎保持不变。怪哉!他们本来以为,只有当望远镜指向天空里某个特定的物体时,才会接收到信号,比如太阳或者发射着微波的卫星。结果,整个天空仿佛都在发光,闪耀的温度比绝对零度高3度——很接近伽莫夫的团队预测的5度。他们仔细检查了附近可能造成噪声的东西,甚至一度怀疑是几只在望远镜上做窝的鸽子拉的鸟屎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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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曾和彭齐亚斯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他们把那几只可怜的鸽子装在木头盒子中,把它们远远地送到贝尔实验室的其他园区里,才放它们出来。不过,这些鸽子是信鸽……虽然他在书里只说,当信鸽飞回望远镜时,他们“清除”了它们,然而,在喝了点酒之后,彭齐亚斯向我坦承了一个悲伤的事实——他们使用了猎枪……鸽子是走了,神秘的信号却依然还在——原来,他们发现的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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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发现引起了轰动,并因此共同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伽莫夫和他学生的计算中,可以得出,图2-4中那个等离子体球应该如太阳表面的一半那么热。由于它的热辐射在空间中穿行了140亿年才到达我们,随着空间膨胀了几千倍,它也被冷却了几千倍,只剩下了比绝对零度高3度的余晖。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宇宙曾经和恒星一样炙热。伽莫夫的热大爆炸理论经受住了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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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宇宙“婴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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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等离子体球已经被探测到了,科学家们开始你追我赶,看谁先拍下它的照片。由于各个方向的辐射温度相差无几,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拍下的照片很像网上的搞笑图片“雾霾中的北京”——其实整张图片都是白色的。为了得到一张清晰的宇宙“婴儿照”,你需要把对比度调得非常大,以显示出处处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必定会存在,因为如果在过去每个地方都完全相同,那物理定律会让这种相同保持到现在,绝不可能出现今天这个不均匀的、成块成簇的宇宙——有些地方有星系,有些地方空无一物。相反,宇宙会变成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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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要拍摄宇宙的“婴儿照”实在太困难了,人们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才发展出足够的技术。为了抑制环境噪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不得不使用液氦,将他们的探测器冷却到接近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然而,天空中不同地方的温度起伏非常细微,差别大约只有几十万分之一,因此,需要比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当年的探测器灵敏10万倍,才能拍下宇宙的婴儿照。全球的实验室都在挑战这个领域,但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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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个任务根本毫无希望,但有些人却不肯放弃。1992年5月1日,在我的研究生读到一半时,初具规模的互联网上开始对一个传言议论纷纷——天体物理学家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准备要公布一个迄今为止最野心勃勃的微波背景实验结果。他采用的是NASA的宇宙背景探测器——COBE卫星(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从冰冷黑暗的太空中发回的数据。我的博士生导师乔·西尔克正好被安排去华盛顿主持斯穆特的演讲。在他飞去华盛顿之前,我问他这个发现有多大胜算。西尔克说,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发现宇宙中的起伏,只是发现了来自银河系的射电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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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穆特的演讲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虎头蛇尾。相反,他在科学界扔下了一颗炸弹,不仅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还改变了整个宇宙学领域——他的团队真的发现了那些起伏!霍金将其誉为:“如果算不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那至少也是本世纪内最伟大的发现。”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这些“婴儿照”拍下的是宇宙“只有”40万年历史时的样子。它包含着许多关键线索,让我们得以窥探宇宙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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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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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COBE卫星找到了金矿,立刻涌现了一个热潮——人们想从里面挖出更多金子。从图2-5中可以看到,COBE卫星拍下的天图十分模糊,因为低分辨率将小于7°的差别都抹掉了——你能很自然地想到,下一步工作应该是把镜头拉近,聚焦在天空中的一小块区域,用高分辨率和低噪声进行拍摄。下面我将解释,这样的高分辨率天图中暗藏着一些关键的宇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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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递送信件,赚到了人生第一部照相机。从那以后,我就很喜欢摄影。所以,给宇宙拍照这个想法,本能地吸引着我。我也很享受用计算机制图的过程,不管是为了我的高中校报《箭毒》(Curare),还是为我自己开发的计算机游戏FRAC——这是一个三维的俄罗斯方块游戏,从中我赚到了1991年环球旅行的旅费。所以,当许多实验物理学家邀请我和他们组成团队,帮他们将数据转换成天图时,我感到由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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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到的第一个好运,就是认识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教授——莱曼·佩奇(Lyman Page)。我喜欢他孩子气的顽皮微笑。在他的一次会议演讲后,我鼓起勇气去询问他是否有合作的机会。当他告诉我,他在上研究生之前花了很多年在大西洋上航海之后,我更加欣赏他了。后来,佩奇委托我对一个微波望远镜得到的数据进行计算。这个望远镜位于加拿大小城萨斯卡通(Sasktoon)。在那里,他和他的团队花了三年时间,用这个望远镜扫描北极上空的一小片天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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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在展示一张全天图时,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它投影在一张平面上,就像地图(上)一样,看起来就像是在抬头看天,而非低头看地。COBE卫星拍摄的宇宙婴儿照(左下)十分模糊,于是,许多人希望把镜头拉近,采用较高的分辨率(中左)拍摄一小块天空。后来,WMAP探测器和普朗克卫星发回了分辨率更高的全天图片(右),它们的分辨率分别为300万像素和5 000万像素。这些全天图都相对地图旋转了一点,目的并不是让天图的中面与地球赤道面相对应,而是让其与银河的盘面对应(左下图中的灰条带);地球北极指向萨斯卡通天图的中部。(图片来源:帕特里克·迪宁[Patrick Din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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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数据转化为图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单凭数据无法组成天空的图片,它们只是装满数字的表格,代表着用各种复杂的方法对天区进行加减后测出的伏特数。同时,我也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它需要我在信息论和数字计算上付出极大的努力。在慕尼黑的博士后办公室里,我度过了许多个用麦片来保持精力的夜晚。终于,我按时完成了图2-5中的那个萨斯卡通天图。于是,我被邀请到法国阿尔卑斯山参加一个大型宇宙学会议,并在会议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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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我曾在几百个会议上演讲过,但只有少数几个会议的经历独立于记忆的流逝之外,就像被赋予了魔法一样历久弥新,每次想起来都会让我忍不住微笑。阿尔卑斯山的这次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走上演讲台时,我的心简直跳到了嗓子眼儿。我环视了一周,发现礼堂里挤满了人,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我都读过,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是谁。他们来这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滑雪,而不是听我这样的新手演讲。但是,我不仅仅感到心跳得厉害,还感受到了房间里涟漪般涌动的能量。人们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新进展而兴奋,我也为自己能参与其中一小部分工作而感到荣幸。那是在1996年——现在想起来简直像寒武纪一样久远,那时候,人们演讲用的幻灯片都是透明的塑料片,而我手中正好握着一张塑料片王牌——萨斯卡通天图的幻灯片(和图2-5中的一样)。它相当于把COBE卫星的图片拉近了仔细观察。我感到房间里流动着一股兴奋的情绪。在茶歇时,一堆人挤在高射投影仪旁边,只为再看一眼那张图片和提问题。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学的奠基人之一迪克·邦德(Dick Bond)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佩奇竟然把数据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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