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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弗再次扮演起“莫扎特”的角色，而雷纳则陷入了艰难的困境，在自尊心不断受伤的同时，还要担心自己将会扮演“萨利埃里”的角色。对于探测器的设计与建造，雷纳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他只能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他完成了实验室选址、行业研究，测试了反射镜涂层，建造了激光器。即使到了现在，他也时刻准备前往任何地点，完成需要他完成的任何工作，包括驱赶黄蜂、勘察管道、检测系统、制作电子元器件等。“最好问雷纳”这句话在我耳边出现过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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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普没有离开。我是说，他只能如此。”为了把不同个性的人聚集到一起，组成一个高效团队，基普只能努力在自尊心与权力之间寻找平衡点。他建议按照不同领域划分权力，比如，分管这项工作的首席科学家，负责那项工作的首席科学家。基普处变不惊的特质以及他的个人电脑为他的这项决定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是他独特的优势。三巨头组合利用磁盘将不成熟的想法传递给基普，经过基普的整理，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正式命令。那台电脑是权威的象征，决议经过它的处理之后就变成了正式的文件。但是，真正的决定绝不会被输入电脑，并被打印成纸质文件。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这样的决定。雷纳与罗纳德之间水火不容的矛盾、截然不同的处事风格（雷纳足智多谋，有一往无前的决心，而罗纳德头脑灵活，有丰富的想象力），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因此，他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就任何问题达成最终决定。雷纳说道：“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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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也没有的话，这有点儿夸张。”基普后来更正了雷纳的说法，“但是，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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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说：“后来，理乍得·加尔文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写了一封信。从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当时是1986年5月，是我们三个人合作的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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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之所以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写这封信，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把这个科学领域送上了绝路，而我们的研究有可能让它重获生机。那年夏天，在收到加尔文的信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求我们进行研究论证……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我们三个人中，他们选择让我完成这项任务。我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些人对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这个选择多少有些怨言。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全额拨付了‘蓝皮书’计划所需的资金。现在看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选择还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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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是IBM公司的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在1969年韦伯发布引力波探测实验结果之后，他是亲自制造韦伯棒、对韦伯的实验结果加以验证的科学家之一。由于他是公司高层的顾问，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重视。他参与阻止过“星球大战”这个疯狂的项目，也曾四处奔走，呼吁停止某些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产业升级（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超音速飞机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制造在平流层飞行的飞机，可以大幅缩减从纽约至加利福尼亚的飞行时间，但会对脆弱的大气层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加尔文让韦伯跌入了万丈深渊，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引力波实验卷土重来，而且耗费巨资，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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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接着说道：“加尔文以为他已经杀死了这条巨龙，但是突然之间，它竟然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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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是，尽管合作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困难，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新技术。在我们这个组织里，有从事激光研究的人，有从事精确测量的人，还有从事棒式引力波探测器研究的人，这些人都是相关领域的高手。我们虽然聚集了人才，但关于如何管理的问题，在无数次讨论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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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告诉他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说：‘三巨头组合的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模式，推选出一名负责人，否则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基普和我不约而同地告诉委员会，整个项目的管理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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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普强调说：“1986年11月的那次会议非常重要……会后，除了管理以外，我们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得到了积极支持。”调查报告就像一个深刻的评估结果，鼓励他们由建设阶段快速进入研发阶段。这份积极的评估报告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艾萨克森充满信心，他认为我们可以为这个项目提交设计与施工申请了。（在此之前，三巨头组合提交过两次申请，都遭到拒绝。）但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确定一位负责人。包括加尔文在内的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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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说道：“最后，负责人的人选确定出来了，就是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教务长的罗克斯·沃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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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的时候，沃格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我很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但我觉得自己必须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我听说沃格特当选项目负责人之后，马上给他的一众朋友打电话，他们众口一词地夸赞他，说他过去的表现非常突出。只有一个朋友坦诚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但我却不赞同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话：‘沃格特来了之后，你和罗纳德肯定会有所改变。’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会不会把项目搞得一团糟？’他说：‘不会，绝对不会。他会把情况理顺，让项目顺利进行下去。但是，你和罗纳德都会做出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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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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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平方英尺≈0.09平方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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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立方英尺≈0.028立方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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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发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第11章 臭鼬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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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而且技术上神秘莫测的大型新兴项目而言，罗克斯·沃格特被加州理工学院从教务长的位置上赶下来的这段历史，显然不会为他出任该项目负责人加分。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沃格特”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官职，指代表教会处理军事或司法事务的宗教机构监护者。换句话说，“沃格特”与“教务长”天生就存在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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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名字有某种预见性，但是罗克斯·沃格特对自己的评价是：“众所周知，我绝对没有专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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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教务长期间，他曾经表示他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忠诚之心超过了他的爱国之情，他还说“雇佣枪手”这个词是教务长职责的真实写照，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表达。他把更多的忠诚奉献给学术机构，而将国家置于次要位置，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因为对于纳粹统治时代的德国国民来说，与这个正在崛起的政权格格不入是一段好的个人经历，而与之暗通款曲则会在教务长的个人简历上留下污点。坦白地说，他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反应——害怕、抵制——都是非常恰当的，对美国宪法和个人权利保护机制的政治反应——赞赏、接受——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然而，沃格特将他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忠诚之心置于爱国之情之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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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沃格特的见面地点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昨天是5月8日。1945年5月8日，我当时15岁，被从战俘营释放出来。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接受任何愚蠢政权的奴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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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对话里，沃格特告诉我他从小在德国南部长大，但是由于纳粹的倒行逆施，他衣食无忧的生活被破坏殆尽。战后，他先后成了农民和钢铁厂工人。最后，他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来到了富裕发达的美国。当时，一位美国士兵出乎意料地与他创建了友谊，并给他起了“罗比”这个绰号。这名美国士兵实际上是一名武器调查人员。他来到沃格特所在的大学，是为了调查这里是否在制造核武器，而担任学生代表的沃格特其实是他的联络人。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加州理工学院解雇沃格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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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特曾经在“旅行者”计划中担任宇宙射线系统的首席研究员。两个“旅行者”号航天器是迄今为止飞得最远的人造飞行器，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150亿公里，而且向着更遥远的地方继续前进。它们正在逐渐摆脱太阳磁场的作用，在钢铁外罩的保护下，迎着从遥远的恒星吹来的风，进行着星际旅行。虽然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事实。沃格特竭力主张将任务目标延伸至星际空间。他认为航天器应该携带更多的联氨（一种难闻的化学燃料，在航天器脱离太阳系之后可以继续为航天器提供动力），但这会抢占行星科学家的有效载荷。沃格特说：“若航天器飞得很远，我们就必须降低数据传输的比特率……为航天器提供动力的钚发电机还可以继续工作5~10年，之后就会停止工作，通信也会因为电力不足而被迫中断……维持5年是轻而易举的事，到那时，我们将会进入星际空间，测量银河系的宇宙射线频率。但是，我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些工作。唯一让我感到后悔的事就是，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导致我失去了这个机会。这让我很痛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无法体会到首先看到试验成功的那种愉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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