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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和许多实践的科学家一样相信我们不追随单一的方法，我也相信我们必须回答费耶阿本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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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人类文化的工具之一，自史前时代起，它就随人类自身所处状况应运而生：我们可以梦游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无限的神奇和无限的美好，终于发现我们身处几个不同的世界：物理世界、社会世界、想象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在长期寻找工具，让它赋予我们把握形形色色世界的力量。这些工具现在叫科学、政治、艺术和宗教。现在，它们像远古时代一样，也赋予我们把握生命的力量，形成我们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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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它们叫什么，从来没有哪个人类社会没有科学、政治、艺术和宗教。在石壁画着古代猎人的洞穴里，我们发现了有一定模式的石头和骨头，说明古人以14、28或29为一组计数东西。考古学家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文明之根》的作者）将这些解释为月相观测。142它们也可能是早期节育方法的记录。不论哪种情形，都说明人类在2万年前就用数学来组织和概化他们的自然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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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发明的。随着人们发现了工具，学会了将物理世界带入我们认识领域的活动，科学也随时间进化着。于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自然就是那样的——也因为我们就是那样的。许多哲学家错误地去寻求科学为什么卓有成效的解释，还想将它用于任何可能的世界。但不存在那种东西。如果幻想有什么方法能在任何可能的宇宙发挥作用，那么它就像一把试图让任何动物都舒服的椅子：在多数情形都只能是很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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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有可能证明这句话。假定科学家像一群在乡下找最高峰的瞎子。他们看不见，但可以凭感觉确定哪条路向上，哪条路向下。而且他们还有带声音的高度计，可以告诉他们所处的高度。他们在最高处看不见，但他们知道，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所有方向才都会向下。问题是，可以存在多个高峰，如果你看不见，那就难以确定你是不是爬上了最高的那个峰。这样，是否有办法让瞎子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最高峰，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数学家经常研究的问题，最后证明是不可能的。计算机科学家沃尔波特（David Wolpert）和马克雷迪（William Macready）确立的“没有免费午餐”定理说，在每个可能的景观中，没有什么办法能比随机游走的结果更好。143想让策略的效果更好，必须知道景观的一些东西。这种策略在尼泊尔也许成功，但在荷兰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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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哲学家不能发现解释科学行为的普遍策略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确实发明了一些策略，但与科学家的实际作为没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成功的策略是随时发现的，它们是与个别的科学实践密切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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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认定科学开拓的那些自然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然是相对稳定的。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很容易设计一些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情况不一定都这样，例如，在生物学中就不是，而心理学就更不是了。但在实验可以重复的领域，通常都用定律来描述自然。于是，物理学的实践者们从一开始就对发现一般定律感兴趣。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真的存在基本定律；对我们的科学实践来说，关键在于是否存在那样的法则，我们可以靠自己制造和掌握的工具来发现和模拟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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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方便我们理解的世界，而且一直是这样的。从我们以一个物种出现以来，就轻易发现了许多规律，如星空和季节，动物的迁徙与植物的生长，以及人类自己的生物周期。我们学会了通过在兽骨和石头上留下记号来记录这些规律，将它们联系起来，发挥它们的作用。今天，我们用巨型望远镜、强大的显微镜和越来越大的加速器做实验，也不过是在重复我们一直做着的事情：用掌握的技术去发现我们面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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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科学存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规律的世界，那么它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我们善于从不完备的信息得到结论。我们不断地观察世界，预言它、判断它。那是猎人的做法，也是粒子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的做法。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信息来完全地证实我们的结论。要成为一个好的生意人、好的猎人、好的农民和好的科学家，基本的素质之一就是会凭直觉进行猜想，能在有限的信息未形成完整证明的时候自信地行动。正因为这一点，人类才成为如此成功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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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本领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那就是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当然，我们知道很容易被别人欺骗。人们很容易相信谎言，因为它很有效。毕竟我们只能根据不完备的信息得到结论，因而在谎言面前实在软弱无力。我们的基本态度只能是信任，如果要求证明所有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也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不能走下床，不能结婚、交朋友或加入任何组织。没有信任，我们就会成为孤独的动物。语言之所以行之有效，因为我们多数时候都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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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重要而且令人清醒的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欺骗自己。我们不仅欺骗个人，也欺骗整个群体。群体容易轻信某些在个人后来看来明显是错误的东西，这种倾向确实很可笑。20世纪的一些最悲惨的事情就是因为好人上了坏领导者的当。但达成共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那样猎人才能收获，部族才能躲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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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群体要生存，就必须有纠错的机制：长者让年轻人不冲动，因为他们从自己的漫长经历明白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年轻人挑战几代人的信仰，因为那些信仰已经落伍了。人类社会能进步，就是因为它学会了既要叛逆也要服从，发现了在漫长岁月里平衡两种品性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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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科学就是那样的一种机制。它是孕育和激励新知识发现的方式，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更证明是有效的揭露谬误的一整套技艺和实践。为了不断克服我们自欺也欺人的固有倾向，科学是最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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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概说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民主有相同的地方。不论科学群体还是更大的群体，都需要达成结论并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做出决定。在两种情形，信息的不完整都将引发不同观点的派别。不论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社会，都需要解决纷争与调和不同意见的机制。这种机制需要我们揭露错误，允许用新的方法去解决难解的旧问题。人类社会有很多这样的机制，其中有的依靠武力和强权。民主的最基本理念是社会只有在和平解决纷争的情况下才能运行最好。因此，科学和民主都痛感我们欺骗自己的倾向，也都乐观地相信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能改正错误，使我们在整体上越来越比任何个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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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把科学置于恰当的背景下了，下面接着讨论它为什么那样有作为。我相信答案很简单：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由共同的道德规范树立和维持起来的群体。我相信，正是对一定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任何特殊事实或理论的忠诚，在科学群体的自我改正中起着根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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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规范有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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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个问题可以由忠实的人通过将合理论证用于公开证据而确定，则可以认为它的结果必然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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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之，如果根据公开证据的合理论证不能使忠实的人就某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则这将必然允许甚至鼓励人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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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科学成功是因为科学家遵从了（也许不是那么彻底）这两项原则。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看看这些原则要求我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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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同根据共享的证据踏实地进行合理论证，而不管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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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科学家都自由根据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每个科学家也需要向整个科学共同体提出这些结论的论证。这些论证必须合理而且建立在所有成员都能获得的证据上。证据、获得证据的方法以及根据这些证据导出结论所利用的论证逻辑，必须面向所有成员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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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根据共享证据演绎可靠结论的能力基于对工具和多年进程的把握。之所以学习那些工具和进程，是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它们常引出可靠的结果。每个经过这些方法训练的科学家对错误和自欺的流毒都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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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最终目标是达成共识。共识也许突然出现，也许需要一定时间。科学工作的最终裁判是共同体的未来成员，他们在遥远的未来能更好、更客观地对证据进行评价。虽然科学项目可以暂时团结一些拥护者，但没有一个项目、声明或观点能长久地成功，除非它能产生足够的令怀疑者信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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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平等地面向所有的人。地位、年龄、性别或任何其他个人特征不能影响科学家对证据和论证的考虑，也不能限制他们考虑其他的证据、论证和信息。然而，进入科学共同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至少把握一个科学分支领域的方法并且能独立做出其他成员高度认可的工作。其次是忠实地服从共同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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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某些分支领域会暂时形成正统，但科学共同体认识到，相互对立的意见和研究项目对共同体的健康发展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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