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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们在激烈争论,为什么在物理学中妇女和黑人不像在其他同样有挑战性的领域(如数学或天文学)那么多。我相信答案很简单:公然的偏见。任何人,如果和我一样在招聘委员会服务过多年,却看不见行为中的赤裸裸的偏见,那他要么是瞎子,要么是骗子。因为要替人保密,我不能举具体的例子,但有几个详细的研究报道过这样的故事。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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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本该想到这个领域的偏见有那么强烈。很多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过去不也是长着粉刺的懵懂小男孩儿吗?他们不是在他们得意的战场(数学课)上报复过那些夺走女孩儿的四肢发达的家伙吗?我也算其中之一,总要做点儿事情出来,至少要让那些家伙们吃点儿苦头——那完全是为了自信。不过我还记得对自己的代数能力颇为得意,我敢说,至少我本人深信数学技能是男人的天性。可为什么有那么多女性没有多大困难就能聘为纯数学家呢?因为如果你在数学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定理要么证明,要么没有证明;而理论物理学家高低的评判却十分模糊,随处都有偏见。例如,要区分好的理论家与自负的理论家,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注意一点,虽然天才的女音乐家历来就有,但是,只有当乐团让候选者隔着屏幕演奏时,录用的女性人数才大幅度增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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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才有了所谓“平权运动”。在我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看见哪个妇女或黑人是通过平权行动计划被聘用的,他们并不需要——就是说,他们已是不容争议的最好申请者。当招聘委员会不完全由白人组成时,就没有人指责公然的偏见了,于是我们可以放宽平权行动。事实上,与众不同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出了令男性老物理学家不满的事情——是不会被录用的。平权行动是为了外表不同的人,如黑人或女人。但对那些只是思想不同的人——拒绝主流方法而偏爱自己思想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平权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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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许多参与同行评议的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我们选择更值得的候选者。就是说,在年龄和背景相当的、做相同研究项目的白人中间比较,我们的体制一般会选择更聪明、更用功的人。但问题是,在达到“同等条件”之前,我们必须做很多选择。在决定之前,那些选择的过程都是政策性的。这是有权势的老科学家向年轻科学家施加影响的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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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强力舆论的形成,老科学家通过它来确保年轻人走他们的路。发挥这种权力有几个简单方法。例如,教师职位的候选者需要很多人(都比他更有权威)为他写推荐信。如果有一封评价不那么好的信,就可能令他失去机会。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推荐信的时候,简直不知所措。其实,从三四封信就肯定可以看清候选者的情况。可为什么名牌大学却要十封、十五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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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由就是,目的不仅仅是要聘用好科学家。招聘委员会、教授、系主任心里都装着别的目的,就是提升本系的地位(其实能保住现有地位就算幸运了)。我说的是比青年科学家的前程更有分量的东西,因为一个系的地位靠的是很多排名,而排名却由外人根据基金资助和论文引用数量的印象来评估。系主任和教授们不得不关心这个,因为这些事情直接影响经费的多少,关系到他们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前程。于是,最重要的是聘用可能赢得大量资助的人。这对那些做大项目的人有直接的好处,但不利于想启动新项目的人。要来更多的推荐信,你可以看出举足轻重的老科学家是如何评价候选人的。于是,目的不是要找人来做好科学,而是要他来在短期内提升本系的地位。难怪招聘委员会不会为长远的问题伤脑筋,不会去考虑候选人是不是有创造性的思想,能在20年后产生影响;他们只需要知道有十几个老科学家看好某个候选人,说他是他们群体的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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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得到那么多信,你必须参与重大研究项目。如果你的项目很小,能评价你的高层人物还不到10个,那么你就只好请别人来评价,他们也许不赞同你做的东西,或者他们的项目正和你的在竞争。于是,只有靠人数来说话了。显然,大研究项目占尽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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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无疑便宜了弦理论,而要探索其他研究纲领的人就难了。最近,《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科学家们还需要发展更完整的东西,他们原来以为那些碎片最终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不过,弦理论家们正在接管通常属于成功的实验家们的果子,包括联邦的资助、崇高的奖赏,还有大学的终身教授位置。”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引用了格罗斯(现在是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卡夫利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一句话:“如今,如果你是一个不错的青年弦理论家,那你算是赶上了。”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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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要批评弦理论;弦理论家的行为不过是任何主流研究项目的做法。问题是我们的决策体制太容易受某些激进研究项目的摆布,却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同样的体制也曾一度妨碍过弦理论家。正如记者陶贝斯(Gary Taubes)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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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4日,我和德鲁约拉(Alvaro de Rujula)在CERN的小酒吧喝啤酒……他预测90%的理论家会做超弦及其与超对称的联系,因为那是很时髦的。当他明确表示这种情况不妙时,我问他愿意做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把话题岔开了。“必须记住,”他告诉我,“对超弦理论的发展最有责任的两个人,即格林和施瓦兹,曾花了10~15年的时间系统研究当时并不时髦的东西。实际上,人们都在嘲笑他们的固执己见。所以,当人们想说服你应该做最时髦的课题时,别忘了最大的进步往往是那些不做最时髦的事情的人取得的。”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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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名牌大学的系主任讨论过这种状况,他很懊悔在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说服同行录用施瓦兹。“他们认同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理论家,”他说,“但我没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说他太痴迷,除了弦论什么也做不了。而现在,我说服不了我的同事们录用任何不做弦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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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起和派斯(Abraham Pais)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是粒子物理学家,也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传记作者。我们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时常在一起午餐,他是那儿的教授,而我也在那儿工作过。“你也无能为力,”派斯告诉我,“我那时也这样,他们都是婊子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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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派斯扯远了。我没有说人,而是说我们该怎样构建科学的决策,保证促进科学进步所需要的那些科学家能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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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对物理学危机还有另一点重要影响:技术娴熟而缺少思想的人比有自己思想的人更有机会,因为简直没有办法衡量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体制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做常规科学,也为了确保常规科学就是大家做的。我研究生毕业申请第一个工作时,就明白这一点了。一天,我们正在等申请结果,一个朋友走过来,很焦虑的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同事要他告诉我,我可能没机会得到任何工作,因为我无法和别人比。如果我想工作的话,就必须停止自己的思想,做别人做的事情,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拿我与同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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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没让我发疯。我比别人多等了两个月才找到工作,这并不可笑。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那用不了我多少研究时间。但后来我走运了。圣巴巴拉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有一个量子引力计划,于是我的生涯没有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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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现在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谁在故意刁难我。我朋友和他的导师都是在替我着想。但这不过是社会学家想象的。原来,让我朋友传递消息的那位老同事新开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很艰难的计算。那个项目需要聪明而敏捷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做他的项目,他就给我一份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简单古老的交易:工人靠他的劳动挣一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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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方法有很多,接受的人受奖励,反叛的人——偏爱自己的思想而不顾老一辈思想的人——受惩罚。我的朋友卡洛·罗维里想在罗马工作。有人让他去找某某教授,那教授很友好,向卡洛解释了他和他的小组正在进行的整个研究计划。卡洛很感谢教授的解说,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谈话很快结束了,卡洛没有得到希望的工作。我只好向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我们都一样太天真了,竟以为人们会奖赏那些有自己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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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卡洛在成为他那领域的欧洲一流科学家之后,才得到罗马大学的工作。当他在其他地方做出了有影响的业绩,当世界上成百上千的人开始研究他的思想——只有这个时候,罗马的大教授们才会来听他讲他的思想,而那些思想是他刚做博士的时候就想带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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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想知道,卡洛是怎么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我这就告诉你。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义相对论领域由几个老人主持,他们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而且坚持认为应该鼓励有最好、最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一个当时所谓的相对论群体,研究小组分散在美国的十几所大学。他们在那个领域几乎不再领头了,但还把持着少数职位,大概每两三年有一个新教师职位的空缺。卡洛是罗马的博士后,但由于官僚体制问题,他的工作从来没有被正式认可,而他也没领过一分钱的薪水。每个月人家都告诉他还要等开会研究,有了正式文件以后,他就能拿到支票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半,他打电话给美国朋友说,虽然他不想离开意大利,但他受够了。他问美国是不是有什么工作。碰巧,一个相对论中心正在找助教,他们听说卡洛可能会申请,就瞒着他在一周内把职位的事情办妥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中心没有做量子引力的——他们用卡洛是因为他在那个领域有独创而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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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今天会发生吗?不大可能,因为现在整个相对论领域也被老科学家确立的一套程式化的大研究项目占据了。这与实验的引力波天文学有关,他们还希望(多年后仍然希望)能通过计算机的计算来预言实验能看到什么。如今,年轻的广义相对论专家或量子引力专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大可能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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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领域,只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就能使从前的叛逆者转变为他们研究计划的捍卫者。在我自己的量子引力领域,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人中断,为的是支持聘用其他领域的有新思想的人,而不用在促进现有研究的狭小问题上用功的技术娴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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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两个问题,有必要将其区别开来。一是老科学家决策的主导作用,他们经常动用他们的权利支持人们做他们在想象力丰富的年轻时代设计的研究计划。二是令各大学感兴趣并愿意聘用的科学家类型。他们是愿意请人来做某个特殊领域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判断的工作,还是请人来开辟他们自己的难以被大家把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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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涉到风险问题。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在同行中引起两种反响。常规的低风险的科学家一般会引出同一种声音,每个人对他们的感觉都一样。高风险的科学家和幻想家通常会激起两种极端的反响。有些人相信他们,热烈响应他们;其他人则尖锐地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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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价老师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有某个类型的优秀老师,学生们并不觉得他公正。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才是最好的老师!我以前从没见过;我就是因为他才上大学的。”但另外的人却毫不掩饰地在评价表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如果你把评分都平均了——像决定教授加薪或升职时打分一样,将学生的分数约化成一个数字——就将错失这个关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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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反响的极端分布预示着一个科学家未来的成功和影响。如果一些人认为某某代表了科学的未来而另一些人认为他将带来灾难,可能就意味着那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会一往无前地推动他自己的思想,并有能力和毅力坚持到底。这样的人需要一个能包容冒险者的环境,而反对冒险的环境是不会让他们走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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