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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要批评弦理论；弦理论家的行为不过是任何主流研究项目的做法。问题是我们的决策体制太容易受某些激进研究项目的摆布，却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同样的体制也曾一度妨碍过弦理论家。正如记者陶贝斯（Gary Taubes）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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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4日，我和德鲁约拉（Alvaro de Rujula）在CERN的小酒吧喝啤酒……他预测90%的理论家会做超弦及其与超对称的联系，因为那是很时髦的。当他明确表示这种情况不妙时，我问他愿意做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把话题岔开了。“必须记住，”他告诉我，“对超弦理论的发展最有责任的两个人，即格林和施瓦兹，曾花了10～15年的时间系统研究当时并不时髦的东西。实际上，人们都在嘲笑他们的固执己见。所以，当人们想说服你应该做最时髦的课题时，别忘了最大的进步往往是那些不做最时髦的事情的人取得的。”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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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名牌大学的系主任讨论过这种状况，他很懊悔在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说服同行录用施瓦兹。“他们认同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理论家，”他说，“但我没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说他太痴迷，除了弦论什么也做不了。而现在，我说服不了我的同事们录用任何不做弦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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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起和派斯（Abraham Pais）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是粒子物理学家，也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传记作者。我们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时常在一起午餐，他是那儿的教授，而我也在那儿工作过。“你也无能为力，”派斯告诉我，“我那时也这样，他们都是婊子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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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派斯扯远了。我没有说人，而是说我们该怎样构建科学的决策，保证促进科学进步所需要的那些科学家能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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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对物理学危机还有另一点重要影响：技术娴熟而缺少思想的人比有自己思想的人更有机会，因为简直没有办法衡量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体制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做常规科学，也为了确保常规科学就是大家做的。我研究生毕业申请第一个工作时，就明白这一点了。一天，我们正在等申请结果，一个朋友走过来，很焦虑的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同事要他告诉我，我可能没机会得到任何工作，因为我无法和别人比。如果我想工作的话，就必须停止自己的思想，做别人做的事情，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拿我与同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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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没让我发疯。我比别人多等了两个月才找到工作，这并不可笑。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那用不了我多少研究时间。但后来我走运了。圣巴巴拉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有一个量子引力计划，于是我的生涯没有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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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现在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谁在故意刁难我。我朋友和他的导师都是在替我着想。但这不过是社会学家想象的。原来，让我朋友传递消息的那位老同事新开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很艰难的计算。那个项目需要聪明而敏捷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做他的项目，他就给我一份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简单古老的交易：工人靠他的劳动挣一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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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方法有很多，接受的人受奖励，反叛的人——偏爱自己的思想而不顾老一辈思想的人——受惩罚。我的朋友卡洛·罗维里想在罗马工作。有人让他去找某某教授，那教授很友好，向卡洛解释了他和他的小组正在进行的整个研究计划。卡洛很感谢教授的解说，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谈话很快结束了，卡洛没有得到希望的工作。我只好向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我们都一样太天真了，竟以为人们会奖赏那些有自己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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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卡洛在成为他那领域的欧洲一流科学家之后，才得到罗马大学的工作。当他在其他地方做出了有影响的业绩，当世界上成百上千的人开始研究他的思想——只有这个时候，罗马的大教授们才会来听他讲他的思想，而那些思想是他刚做博士的时候就想带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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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想知道，卡洛是怎么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我这就告诉你。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义相对论领域由几个老人主持，他们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而且坚持认为应该鼓励有最好、最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一个当时所谓的相对论群体，研究小组分散在美国的十几所大学。他们在那个领域几乎不再领头了，但还把持着少数职位，大概每两三年有一个新教师职位的空缺。卡洛是罗马的博士后，但由于官僚体制问题，他的工作从来没有被正式认可，而他也没领过一分钱的薪水。每个月人家都告诉他还要等开会研究，有了正式文件以后，他就能拿到支票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半，他打电话给美国朋友说，虽然他不想离开意大利，但他受够了。他问美国是不是有什么工作。碰巧，一个相对论中心正在找助教，他们听说卡洛可能会申请，就瞒着他在一周内把职位的事情办妥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中心没有做量子引力的——他们用卡洛是因为他在那个领域有独创而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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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今天会发生吗？不大可能，因为现在整个相对论领域也被老科学家确立的一套程式化的大研究项目占据了。这与实验的引力波天文学有关，他们还希望（多年后仍然希望）能通过计算机的计算来预言实验能看到什么。如今，年轻的广义相对论专家或量子引力专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大可能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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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领域，只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就能使从前的叛逆者转变为他们研究计划的捍卫者。在我自己的量子引力领域，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人中断，为的是支持聘用其他领域的有新思想的人，而不用在促进现有研究的狭小问题上用功的技术娴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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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两个问题，有必要将其区别开来。一是老科学家决策的主导作用，他们经常动用他们的权利支持人们做他们在想象力丰富的年轻时代设计的研究计划。二是令各大学感兴趣并愿意聘用的科学家类型。他们是愿意请人来做某个特殊领域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判断的工作，还是请人来开辟他们自己的难以被大家把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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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涉到风险问题。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在同行中引起两种反响。常规的低风险的科学家一般会引出同一种声音，每个人对他们的感觉都一样。高风险的科学家和幻想家通常会激起两种极端的反响。有些人相信他们，热烈响应他们；其他人则尖锐地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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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价老师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有某个类型的优秀老师，学生们并不觉得他公正。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才是最好的老师！我以前从没见过；我就是因为他才上大学的。”但另外的人却毫不掩饰地在评价表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如果你把评分都平均了——像决定教授加薪或升职时打分一样，将学生的分数约化成一个数字——就将错失这个关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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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反响的极端分布预示着一个科学家未来的成功和影响。如果一些人认为某某代表了科学的未来而另一些人认为他将带来灾难，可能就意味着那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会一往无前地推动他自己的思想，并有能力和毅力坚持到底。这样的人需要一个能包容冒险者的环境，而反对冒险的环境是不会让他们走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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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基本事实是评价意见两极分化的人通常找不到工作。尽管我只是在自己的领域看到这种现象，但它可能是普遍性的。看看下面的科学家吧，他们都因为对进化论认识的大胆而有创造性的贡献赢得了大家的景仰：巴克（Per Bak）、考夫曼、马古利斯、帕朱斯基（Maya Paczuski）、特里弗（Robert Trivers）。其中两个是数学家，研究自然选择的数学模型，其他两个是著名的进化论学家。他们没有一个在顶尖大学里工作。我年轻时常感到惊讶。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理智太独立了，而他们的形象犹如两个独立的高峰：如果说有很多人仰慕他们，也同样有很多有权势的学者怀疑他们。实际上，如果以通常的优秀科学家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这些创立新思想的人往往是有缺陷的。他们也许太鲁莽，也许不注意细节，也许在技术上有欠缺。这些批评通常适用于原创性的思想家，是好奇和独立将他们引进了一个他们未曾经过训练的领域。不论他们的见解多么新奇和有用，在本领域的专家们看来，他们的工作在技术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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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些独创性的科学家中，有的不太容易共事。他们没耐心，如果不赞同你的意见，就会直截了当表达出来；他们也缺乏优雅的举止，把正确看得很重，而不在乎与别人和谐相处。我认识几个这样的“困难人”，我怀疑他们愤怒的原因和科学界的聪明女人一样：一生都痛苦地觉得自己是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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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当然影响了巴克的生涯，几年前他悲剧性地死于癌症，才54岁。他有着罕见的才能，可以在他专业以外的几个领域写论文，涉及经济学、宇宙学和生物学。那本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能去最好的大学，但事与愿违，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他的解决方法可以引出专家们错过了的结果。如果他将创造力用于一个领域，他本该拥有更辉煌的生涯，但那他就不是巴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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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惊讶，为什么那些做部门领导的聪明人没有认识这一点，让那些人为他们的大学发挥作用。当然，有人意识到了，也愿意聘用这样的人。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出现了向量子引力的非弦论方法开放的职位，不过大多数那样的职位都是因为那个领域在学校不出名，领导者很难请来名教授。于是，他从通常的政策解脱出来，通过成本效益计算，相信用一个不受重视的领域的人，会很快赢得一个顶尖的团队，提高本部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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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问题也影响着所有科学，其他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老科学家表达了他们的担心。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是生物学家，曾任美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2003年4月，他在就职讲话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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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激励机制，但它太缺乏冒险精神。在很多方面，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为了审查资助申请而建立的学术部门是由声称尊重科学冒险的同行组成的，但在分配资源时，他们一般都支持没有风险的科学。这对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削弱效应，因为我们的研究大学在选择新老师时就找那些能获得资助的助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好青年在做着“应声虫”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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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讲了一种趋势，在1991年以来的10多年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给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资助减少了一半，而给55岁以上的人却增加了50%。他为这个结果感到悲哀，因为它极大损害了年轻研究者的思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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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许多同事和我都是在30岁以前就得到了第一个独立资助。我们那时还没有初步的结果，因为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东西。[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35岁以前开始自己的独立科学生涯。而且，1991年，NIH资助的35岁以下的主要研究者占三分之一，而到2002年，这个比例减小到了六分之一。哪怕我们当中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也不得不遭遇申请被拒绝的命运，等到几年之后他们有了足够的“初步数据”，才能使评论者们放心他们可能实现他们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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