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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弦理论，它改变我们什么了呢？它似乎没谈多少“事实”，那么它是科学，是哲学，还是信仰？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在一定的框架下追问，就复杂而且严肃起来了。160多个（还不断有人加入）不同领域的学者参加了问答，畅谈了自己的感受。其中一个物理学家（达特茅斯学院的MarceloGleiser）的话，说得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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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被灌输统一的思想。它首先是来自宗教……十几岁时，我开始对科学感兴趣，开始怀疑无处不在的上帝，怀疑大洪水、戒律和瘟疫的故事，转向了物理学，把爱因斯坦和他的科学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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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时，我毅然决定做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做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原因很简单：它是极大和极小的两个世界的结合，最有可能发现自然的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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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几十篇与统一有关的文章，连博士论文也是那个题目。我曾为那些思想的现代方法着迷了：超对称、超弦、隐藏的额外维的空间……可是，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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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了句爱因斯坦式的格言：“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我们真是在写新的神话吗？如果我们在用数学写神话，那么似乎应该听听一个老数学家的最新感悟：“归根结底，数学只是我们的，而不是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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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背离初衷的还有JoneBaez，他曾做过多年的圈引力，但现在对弦和圈都失去了信心，最后决定不做量子引力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量子引力曾是我追寻了几十年的圣杯。”不过，现在他感觉彻底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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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也参加了问答，但没有说圈和弦，而是谈自己对时间的认识的改变。他的结论是，时间也许不是幻觉，而是实在。他认为，时间的本质关联着数学真理的本质，也关联着是否存在没有时间的自然定律。当然，这些问题在深层意义上也是未来的理论必须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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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弦理论的元老施瓦兹在汤川秀树一朝永振一郎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总结了弦理论的形势和任务。虽然弦理论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但即使继续以当前的步伐快速向前，我想这门学科到了纪念两先生二百周年的时候也不会完成。”这样说来，威藤的话大概还要改两个数字：弦理论是22世纪的理论落到21世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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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些热烈的争论和深沉的反思，我们不禁想起狄更斯的名句（《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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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丑恶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月，那是愚昧的年月；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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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的“后现代物理学”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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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科学的伦理或科学的社会学。乔老师在评论中说，李老师“将弦理论的兴衰看作一出道德剧”。李老师自己也将“什么是科学，科学如何运作”的话题作为本书的关键（第十七章）。他将弦理论作为科学群体的伦理活动的一个案例来研究，这一点，不管弦理论和圈引力的命运如何，也许都将是未来科学史感兴趣的课题，而本书提供了极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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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的科学伦理观，源于他本人的经历。他讲了几个故事。一个是在做研究生时从超引力逃出来（第六章），他的觉悟是（一段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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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顾30年来我所熟悉的那些人们的科学生涯时，越发感到科学生涯的抉择依赖于人的个性。有些人乐于跨越下一步，把一切都献给它，从而为飞速发展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另一些人可没那么急躁。有些人容易犯糊涂，所以做什么都要反复思量，这要费很长的时间。你大概以为我们比这些人高明，可别忘了爱因斯坦也是属于他们的。根据我的经验，真正令人震撼的新思想方法往往来自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些人——我属于这第三类——只顾走自己的路，他们特立独行，只是因为不愿意像有的人那样为了站在赢家的一边而加入某个领域。所以，当我与别人的作为相左时，也不再感到烦恼，因为我发现一个人的性情几乎完全决定了他做什么样的科学。幸运的是，科学需要来自不同类型的人物的贡献。我逐渐认识到，那些能把科学做好的人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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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他在伯克利和“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谈话。费老的经历很有趣，他告诫他们，“就做你想做的，不要管别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从来没有花过五分钟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第十七章）费老的卓尔不群正好在他心头引起了共鸣。他从费老那儿学到了“反对方法”。作为严肃的物理学家，他当然不是要反对科学的方法，而是借一面“无政府”的大旗来反对弦理论的“垄断”。李老师为年轻人说了很多好话。他批评弦理论聚集了那么多人，垄断了那么多资源，却伤害了年轻人，扼杀了新思想和新发现。他把物理学家分成两类，预言家与手艺人（seersviruscraftspeople）—思想家与匠人。当然不能说做常规科学的人就没有思想，李老师强调的是与常规“格格不入”的思想，能引领未来的思想（所以叫“预言”）。他提出几个主流外的“预言家”的典范——如躲到乡间独自思考的巴伯，身为教授而志在江湖的芬克尔斯坦，在意大利游荡的霍金的小师弟瓦伦提尼……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经历，那就是“目前健在的最能干、最富想象的数学家”格罗藤迪克（Alexader Grothendieck）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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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重新发现自身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和我一样的）能力：忍受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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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还特别以“修正的相对论”（DSR）作为新理论的样本（他从它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虹宇宙”的图景）。科学总是需要不同的声音，特别在“万马齐喑”的时候。最近，密执安大学ScottE.Page写了一本书，谈思想的多样性能产生更具创造性的团队、公司、学派和社会（“TheDifference：HowthePowerofDiver-sityCreatesBetterGroups, Firms, SchoolsandSocie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和李老师一样奇怪：科学的管理者们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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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HEFCE）决定从2009年起用一种“度量体系”来取代同行评议制度，即以研究成果（论文）的引用数作为评判标准。这当然是更不利于李老师同情的那些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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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如今在主持“圆周（Perimeter）”——即“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它的标志和缩写是PI，即π。PI座落在加拿大多伦多外的沃特卢，发起者和赞助人是RIM公司（Blackberry的制造商）的Michael Lazaridis，他原来的想法是要做一个普林斯顿式的高等研究机构。2001年9月开张时，只有三个固定人员：李老师和Robert Myers, FotiniMarkopoulou。PI现在是量子引力和量子信息理论的热土。2007年，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SERC）对PI的评价是，“自1999年成立以来，PI已成为加拿大在新兴量子物理领域的龙头和科学教育和服务的典范。”这是一个新兴的机构，从老牌大学的官僚作风里走出来，自然感觉是“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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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解放者的声音，压迫者是听不进的。《淮南子?人间训》讲过一个故事（后来冯梦龙把它编在《智囊》的第一篇）：孔子的马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就把马关起来了。子贡跑去求情，低声下气，人家还不理他。夫子批评他说：“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李老师的话，对那些科研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来说，大概就是鸟儿耳朵里的韶乐。其实，管理者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而且也在像做弦理论一样做“科学的科学”。不过，他们学得最好的还是欧几里得几何，特别擅长以公理的方法来抹平事情。他们似乎发现，最科学的“科学管理”，就是尽可能地“统一标准”，当一切的不公平都以法规的形式定下来后，就没有不公平了。李老师们在博士后经历的磨难，我们的同学从幼儿园就开始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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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拖拉着要结束时，看到一个消息，或许印证了李老师在本书前言里的判断：我们今天并不比30年前懂得更多。最近，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用超级计算机验证了标准模型过去的预言，但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爱丁堡大学RichardKenway教授说：“尽管标准模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因为必要的计算尚不够精确，还有一两个角落没得到确切的实验证明。我们照亮了其中一点，但令人泄气的是，什么也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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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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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9日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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