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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补编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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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对帮助实现这本书的所有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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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汤布里洛（Thomas Tombrello），物理、数学与天文系主任，因为他代表加州理工学院批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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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费恩曼（Carl Feynman）和米歇尔·费恩曼（Michelle Feynman），理查德·费恩曼的继承人，他们允许在这本书里出版他们的父亲的讲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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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莱顿（Marge L. Leighton），她允许出版从《罗伯特·莱顿的口述历史》中的摘录，以及出版《基础物理学练习》中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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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桑兹，感谢他的智慧、学识、建设性的评论和对原稿的意见——还有他的生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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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丘斯·沃格特，感谢他在《基础物理学练习》中的精巧的习题和答案，感谢他和我们的会见，以及在这本书中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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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特尔（Michael Hartl），感谢他对原稿的仔细校对和勘误《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的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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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尔（John Neer），热心地提供费恩曼在休斯飞机公司的讲演并和我们分享这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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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塔克（Helen Tuck），曾任费恩曼的秘书多年，感谢她的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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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科契伦（Adam Cochren），感谢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图书合同方面熟练的技巧，以及为这本书和《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找到新家的美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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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普·索恩，他的谦和及不知疲倦的工作赢得每一个有关人士的信任和支持，还有他对我们的工作的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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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补编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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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桑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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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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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当我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正式的教师时，我被安排讲授一些研究生的课程。我发现我自己对研究生课程大纲十分不满意。在第一年中，给他们讲的课只是经典物理学——力学、电学和磁学。（即使电学和磁学的课也只包括静电和静磁学，甚至连辐射理论都没有。）我想，在研究生二年级或三年级以前不给这些优秀的学生接触近代物理学（其中许多内容已经有20到50或更长的年份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所以我就开始争取改革课程大纲。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日子我就已经认识费恩曼，几年前我们都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我请求费恩曼参加这项活动，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程大纲，最后说服了物理系教师接受它。第一年的课程包括电动力学和电子论（由我教），基础量子力学（由费恩曼教），我还记得数学方法的课是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教的。我认为新的大纲是十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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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札查里阿斯（Jerrold Zacharias）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的激励下推动一个美国高中物理教学复兴的计划。一个成果是制订PSSC（物理科学学习研究委员会，Physical Science Study Committe）计划，加入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思想，也产生了一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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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SSC计划接近完成时，札查里阿斯和一些同事［我想其中有弗朗西斯·弗里德曼（Francis Friedman）和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确定已经到了也要着手改革大学物理的时候了。他们组织了两次大型的物理教师会议，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大学物理委员会，一个由12所大学的物理教师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受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委员会承担起激励全国为大专院校中教授的物理学课程的现代化而努力的任务。札查里阿斯邀请我参加这些早期的会议，我后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最后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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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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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鼓舞我开始考虑，对于加州理工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大纲可以做些什么。我对这个大纲一直不满意。基础物理课还是依据密立根（Millikan）、罗勒（Roller）和沃森（Watson）写的书。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我想它是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虽然后来罗勒做了修订，可是书中很少或者没有近代物理学。并且教的这些课程没有讲义，所以很少有机会引进新材料。课程的强度在于一系列由福斯特·斯特朗（Foster Strong）[1] 收集的艰深的“习题”，这些习题用作每周的课外作业和每两周的辅导课上讨论的指定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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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物理教师一样，我每年都被指派担任几位主修物理的学生的指导教师。当我和学生谈话时我常常觉得沮丧，这些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对于继续学物理感到泄气。看来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了两年物理，但仍旧没有接触到任何当代物理学的概念。所以我决定不等到全国的大纲完成，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做一些试验。尤其是要把“近代”物理的某些内容——原子、原子核、量子和相对论——引进基础课程。和几位同事研究之后——主要是托马斯·劳利森（Thomas Lanritson）和费恩曼——我向当时的物理系主任罗伯特·贝歇（Robert Bacher）建议，应当开始改革基础课程的计划。他最初的反应并不十分积极。他实际上是说：“我已经告诉人们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并且我为之自豪的大纲。我们的讨论班还配备了一些我们资深的教师。为什么我们还要改变呢？”我坚持不懈并得到其他几位教师的支持，于是贝歇宽厚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且很快从福特基金会获得一笔赞助金（如果我没有记错，大约有一百多万美元）。这笔赞助金用于基础实验室更新设备的开支，以及用于发展课程的新内容——特别是给一些临时教员担任正规的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把全部时间投入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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