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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最终会大大地得益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抛弃一个项目的经济成本也鲜少可以计算出来,因为收益很难量化。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目标包括获取基础认知,包括对质量与相互作用的更好理解,甚至可能包括对空间本质的理解。其好处也包括促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深思与宇宙相关的问题。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在追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通过互联网创造的信息进步,网格(grid)使得全球信息处理成为可能,而电磁技术的进展产生了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基础科学进一步应用的可能性可能会存在,但目前这些都是无法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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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分析很难应用于基础科学之中 。一个律师开玩笑地将成本-收益方法应用于大型强子对撞机并指出,与所提出的极其微小可能性的巨大风险相伴,大型强子对撞机也具有以极小可能解决世上所有问题的惊人效果。当然,尽管无数多律师都尝试过,没有哪一个结果恰好与标准的成本-收益计算相吻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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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科学得益于它“永恒的”真理目标。如果你发现了世界运行的方式,那么不管你多快或者多慢地发现它,它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科学的进展很慢。但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延期显示了太快运行它的危险。总的来说,科学家致力于安全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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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任何复杂情况来说,都充满难度,例如气候变化政策或者银行业务。虽然原则上来讲成本-收益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可能也不存在什么禁忌,但是你如何应用它却可以产生巨大的差异。本质上讲,当成本-收益分析的捍卫者问我们如何可能做得更好时,他们会用成本-收益论证来证明一种方法,而且他们往往是对的。我只是倡议我们将方法应用在哪里,且更科学地应用它。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展示数据中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分析中,我们需要考虑错误、假设、偏差,并将它们公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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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是:成本或者收益针对的是局部地区、国家还是全球。潜在的成本或者收益也可以越过这些范围,但我们并不总是将这些考虑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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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家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原因是:它对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商业来说,成本将超出其收益。但这种算法并不真实,因为它没有考虑长期的全球不稳定性的成本,或者由于环境调控带来的可能繁荣的新商业收益。许多有关缓解气候变化成本的经济分析未能考虑,由于革新或者对外国依赖程度减轻,而产生的潜在附加经济收益。这里牵涉了太多未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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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也产生了如何评估与缓解跨国风险的问题。设想,黑洞真的造成了对地球的威胁,那么在夏威夷的某人可以合法地起诉这样一个在日内瓦进行的实验吗?根据现有的法律,答案是否定的,他只能在国内提起诉讼,干预美国财政对该实验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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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扩散是另一个将全球稳定置于危险之中的问题。目前我们对于其他国家产生的危险只有有限的约束力。气候变化与核扩散看似是一国内政,但其影响力却可能会涉及其他国家或机构。当风险超越国界或法律管辖权时,如何去做就成为困难的政治问题。但它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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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完全国际化的机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多方成员共有同一个目标。一个国家可以试图减少它自身的贡献,但是除此以外,各自的利益并不牵涉其中。所有参与的国家一起协同运作,因为科学的价值对它们来说是相同的。主办国——法国与瑞士,也许在劳动力与基础设施上占据一点经济优势,但总体而言,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45] 并不存在一国受益而另一国失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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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如果发生任何技术或者实用问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与其成员国需对其负责。2008年液氦泄露爆炸事故的维修费用需要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预算支付。没有人,特别是在大型强子对撞机工作的人,可以从机械事故或者科学灾难中获利。当成本与收益不能完全匹配、受益者对风险不负全责时,成本-收益分析就无用武之地。这与科学常常试图解决的封闭体系问题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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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希望避免道德风险,也即,当人的利益与风险不一致时,人们可能有动机承担更大的风险。我们需要合理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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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冲基金。一般合伙人在赚钱的时候,每年会从基金获得一定比例的盈利,但是如果基金面临损失或者破产时,那么他们也不会放弃相当比例的盈利。个人获得利润,而他们的雇主(或者纳税人)分担损失。有了这些参数,对雇员来说最具有盈利性的策略将促成浮动与不稳定性。一种有效体系与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将对风险、回馈与责任的分配负起责任。它们必须将涉及不同类型与规模的人们的因素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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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在风险与收益不一致时也会面临明显的道德风险。一种“大到不能失败”的政策与弱杠杆限制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情况:对损失负责的人们(纳税人)与利益的最主要代表方(银行与保险公司)不相一致。人们可以就2008年的救市是否有必要展开争论,但最初通过责任来调整风险以阻止情况恶化的举措看似是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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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有关于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与风险的数据都是现成的。安全报告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当任何机构如果在失利时或者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时,期待获得救援,就应该提供足够的数据,以使相关的收益风险比可以被外界评估出来。准备好可供访问的可靠数据,能够帮助抵押贷款专家、监管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来预测未来的金融风险或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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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解决方法不在它自身,但是另一个至少可以改善或者澄清分析的因素是:在利益与风险类别方面,将尺度与时限考虑在内。尺度问题可以转变成计算中牵涉的是谁的问题:它是单独个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府还是整个世界,以及我们所关注的期限是一个月、一年还是十年?对高盛公司来说好的政策,可能最终并不能使整体经济受益或者使个人受益。这意味着即使存在完全准确的计算,也不能保证结果正确,除非它们被应用在基于问题的正确、仔细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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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制定政策或者评估成本与收益时,我们倾向于忽视可能来自全球稳定局面与帮助他人的收益——不仅出于道德考量,而且出于长期考量。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增益很难量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做评估与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所面临的挑战。不过,很显然,考虑了所有可能好处的法规,不仅仅是那些针对个人、机构或国家的法规,而且更加可靠,甚至可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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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也可以影响计算成本或者收益的政策决定,如同决策方所做的假设,也如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在其他方面,时间尺度也有影响,因为行动过于匆忙会增加风险,而快速交易则可以提高收益(或利润)。但即使快速交易可以使定价效率更高,但快速交易并不一定能使整体经济受益。一位投资银行家向我解释可以出售股份是多么重要,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持有仅仅几秒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就需要出售,而事实上,他与银行赚了很多钱。这种交易在短期内为银行与金融机构创造了更多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加剧了金融行业现有的弱势。也许一个在短期竞争中不占优势的系统却可以激发人们更多信心,在长期范围内可能更有利可图,因此是更好的选择。当然,我提到的那位银行家在一年内就为他的机构赚了20亿美元,所以他的雇主可能不会认同我的建议。但是任何最终为这笔利润埋单的人则可能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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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角色,科学里没有金色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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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听信了错误的教训,并得出结论认为缺乏可信的预测意味着缺乏风险。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我们可以确切地排除特别的假设或者模型之前,可能的结果是包含在所有可能范围之内的。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诸多预测危险结果的模型,但在气候或经济(或者海上钻井)中糟糕之事发生的概率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明确的时间跨度之内,这些风险发生的机会是很小的。然而,从长远来看,除非我们有更好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忽略这些危险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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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底线感兴趣的人会联合起来反对调控,而那些对安全与预测感兴趣的人则为其辩护。人们很容易在两方阵营动摇,因为想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界线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在计算风险时,不知道决策点不表示它不存在或者我们不应该定下最好的趋近目标。即使没有可以作出细致预测所必须的启示,也应当先解决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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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给我们最后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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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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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角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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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评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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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型强子对撞机所涉及的资金与管理机构以及审慎的监督,我们可以认为风险已经被充分地分析过了。而且,在它所能达到的能标上,我们并未处在粒子物理学基本出发点即将失效的新区域。物理学家很确信,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安全的,并且我们期待粒子对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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