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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完全国际化的机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多方成员共有同一个目标。一个国家可以试图减少它自身的贡献，但是除此以外，各自的利益并不牵涉其中。所有参与的国家一起协同运作，因为科学的价值对它们来说是相同的。主办国——法国与瑞士，也许在劳动力与基础设施上占据一点经济优势，但总体而言，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45] 并不存在一国受益而另一国失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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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如果发生任何技术或者实用问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与其成员国需对其负责。2008年液氦泄露爆炸事故的维修费用需要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预算支付。没有人，特别是在大型强子对撞机工作的人，可以从机械事故或者科学灾难中获利。当成本与收益不能完全匹配、受益者对风险不负全责时，成本-收益分析就无用武之地。这与科学常常试图解决的封闭体系问题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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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希望避免道德风险，也即，当人的利益与风险不一致时，人们可能有动机承担更大的风险。我们需要合理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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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冲基金。一般合伙人在赚钱的时候，每年会从基金获得一定比例的盈利，但是如果基金面临损失或者破产时，那么他们也不会放弃相当比例的盈利。个人获得利润，而他们的雇主（或者纳税人）分担损失。有了这些参数，对雇员来说最具有盈利性的策略将促成浮动与不稳定性。一种有效体系与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将对风险、回馈与责任的分配负起责任。它们必须将涉及不同类型与规模的人们的因素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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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在风险与收益不一致时也会面临明显的道德风险。一种“大到不能失败”的政策与弱杠杆限制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情况：对损失负责的人们（纳税人）与利益的最主要代表方（银行与保险公司）不相一致。人们可以就2008年的救市是否有必要展开争论，但最初通过责任来调整风险以阻止情况恶化的举措看似是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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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有关于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与风险的数据都是现成的。安全报告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当任何机构如果在失利时或者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时，期待获得救援，就应该提供足够的数据，以使相关的收益风险比可以被外界评估出来。准备好可供访问的可靠数据，能够帮助抵押贷款专家、监管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来预测未来的金融风险或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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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解决方法不在它自身，但是另一个至少可以改善或者澄清分析的因素是：在利益与风险类别方面，将尺度与时限考虑在内。尺度问题可以转变成计算中牵涉的是谁的问题：它是单独个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府还是整个世界，以及我们所关注的期限是一个月、一年还是十年？对高盛公司来说好的政策，可能最终并不能使整体经济受益或者使个人受益。这意味着即使存在完全准确的计算，也不能保证结果正确，除非它们被应用在基于问题的正确、仔细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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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制定政策或者评估成本与收益时，我们倾向于忽视可能来自全球稳定局面与帮助他人的收益——不仅出于道德考量，而且出于长期考量。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增益很难量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做评估与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所面临的挑战。不过，很显然，考虑了所有可能好处的法规，不仅仅是那些针对个人、机构或国家的法规，而且更加可靠，甚至可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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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也可以影响计算成本或者收益的政策决定，如同决策方所做的假设，也如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在其他方面，时间尺度也有影响，因为行动过于匆忙会增加风险，而快速交易则可以提高收益（或利润）。但即使快速交易可以使定价效率更高，但快速交易并不一定能使整体经济受益。一位投资银行家向我解释可以出售股份是多么重要，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持有仅仅几秒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就需要出售，而事实上，他与银行赚了很多钱。这种交易在短期内为银行与金融机构创造了更多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加剧了金融行业现有的弱势。也许一个在短期竞争中不占优势的系统却可以激发人们更多信心，在长期范围内可能更有利可图，因此是更好的选择。当然，我提到的那位银行家在一年内就为他的机构赚了20亿美元，所以他的雇主可能不会认同我的建议。但是任何最终为这笔利润埋单的人则可能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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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角色，科学里没有金色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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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听信了错误的教训，并得出结论认为缺乏可信的预测意味着缺乏风险。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我们可以确切地排除特别的假设或者模型之前，可能的结果是包含在所有可能范围之内的。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诸多预测危险结果的模型，但在气候或经济（或者海上钻井）中糟糕之事发生的概率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明确的时间跨度之内，这些风险发生的机会是很小的。然而，从长远来看，除非我们有更好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忽略这些危险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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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底线感兴趣的人会联合起来反对调控，而那些对安全与预测感兴趣的人则为其辩护。人们很容易在两方阵营动摇，因为想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界线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在计算风险时，不知道决策点不表示它不存在或者我们不应该定下最好的趋近目标。即使没有可以作出细致预测所必须的启示，也应当先解决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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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给我们最后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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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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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角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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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评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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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型强子对撞机所涉及的资金与管理机构以及审慎的监督，我们可以认为风险已经被充分地分析过了。而且，在它所能达到的能标上，我们并未处在粒子物理学基本出发点即将失效的新区域。物理学家很确信，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安全的，并且我们期待粒子对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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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对此不负重大责任。我们总是需要确保科学家对风险有责任而且非常谨慎。我们需要像对待所有科学机构一样，对大型强子对撞机满怀信心。如果你在创造物质或者微生物，或者其他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为了得到它，在地球上钻出深井或者进行其他前沿探索），你需要首先确信不会产生什么极其糟糕的后果。关键是理智地做事，而不是相信毫无理由的、从而可能阻碍进步与收益的谣言。不仅科学如此，任何有潜在风险的努力也是如此。对于想象中的未知因素，甚至对于“不知之不知”的答案就是，理性以及在需要时实施干预的自由度。在墨西哥湾的任何人都可以证明，你需要具有在出错时将输油开关关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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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前面，我总结了博客作者与怀疑论者对物理学家所采用的黑洞计算（包括基于量子力学）方法的抗议。霍金确实使用量子力学得出了黑洞衰亡的猜想。尽管费曼提出“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物理学家却明白如何应用它，即使我们对量子力学为何是正确的，无法形成什么哲学洞见。我们相信量子力学，因为它解释了数据并且解决了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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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理学家为量子力学争辩不休时，他们争论的不是它的预测能力。它一再的成功“迫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与研究人员接受其理论的合理性。现今关于量子力学的论辩在于它的哲学基础。是否存在其他拥有经典前提的理论，然而又可以预言出量子力学的怪异假设？即使人们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它也不能对量子力学的预测产生任何影响。哲学进步可能影响我们用于表述预测的观念框架，却不能改变预测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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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鉴，我发现在这个方向上有重大进展是不可能的。量子力学可能就是一个基本理论，它比经典力学丰富。所有经典预测都是量子力学的极限形式，但是反之不然。因此很难相信我们最终可以用经典的牛顿逻辑来诠释量子力学。试图用经典基础来诠释量子力学的行为，就好像我用意大利语写这本书。所有我能用意大利语说出来的话我也可以用英语说，但是由于我的意大利语的词汇量有限，反过来则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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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如此，无论是否赞成哲学的出发点，所有物理学家都对如何应用量子力学具有认同感。量子力学的预测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已经被验证过很多次了。哪怕没有它们，我们仍然有其他实验证据（以地球、太阳、中子星与白矮星等的形式）来证明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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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危言耸听论者也反对使用弦理论的意图。的确，使用量子力学还勉强可以接受，而依赖弦理论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黑洞的结论却从来不需要弦理论。人们的确竭力使用弦理论来理解黑洞内部，即根据广义相对论能量密度变成无穷大的表观奇点（apparent singularity）[46] 的几何学。并且人们已经通过基于弦理论的计算给出非物理条件下的黑洞蒸发，来支持霍金的结果。但是黑洞衰亡的计算依赖于量子力学，而非完全的量子引力理论。甚至在没有弦理论的情况下，霍金也可以进行他的计算。一些博客所贴出的问题说明，缺乏足够的科学理解来权衡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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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反对的一种普遍解释是：反对不是针对科学本身而是针对科学家们理论中“基于信仰”的信念。毕竟，弦理论已经超出了实验可以验证的范围。然而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它是对的，并且继续研究它。但是科学界关于弦理论的各种观点，很好地说明了正好相反的观点。没有人会考虑弦理论中的安全因素。一些物理学家支持弦理论，一些则反对。然而他们也知道它既没有被证明，也没有完全被排除。在人人都认同弦理论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之前，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应用弦理论将是鲁莽的行为。至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弦理论尚未取得实验结果”，不仅是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正确的原因之一，也是它不需要我们在有生之年预测将遇到的真实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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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确信可以信赖专家，来评估来自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潜在风险，我也意识到了该策略可能存在的限制因素，而且我也不清楚如何解决它。毕竟，“专家”告诉我们，衍生品是最大限度减少风险的方法，而非创造潜在的危机。经济学“专家”告诉我们，放松管制对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会导致美国经济发展的衰落。“专家”还告诉我们，只有银行业的人充分理解了他们的交易，才能解决其困境。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确认专家的考虑是足够全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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