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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龙虎交济，现在两大阵营的幕后主将终于都走到台前，开始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单挑。可惜的是，玻尔等人的原始讨论记录没有官方资料保存下来，对当时情景的重建主要依靠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这其中有玻尔本人1949年为庆祝爱因斯坦70岁生日而应邀撰写的《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与爱因斯坦进行的商榷》长文，有海森堡、德布罗意和埃仑费斯特的回忆和信件等。当时那一场激战，直打得天昏地暗，讨论的问题中有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个电子在双缝前的困境，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思维实验。埃仑费斯特在写给他那些留守在莱登的弟子（乌仑贝特和古兹密特等）的信中描述说：爱因斯坦像一个弹簧玩偶，每天早上都带着新的主意从盒子里弹出来，而玻尔则从云雾缭绕的哲学中找到工具，把对方所有的论据都一一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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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和爱因斯坦在1927年索尔维会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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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1967年的回忆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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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决斗：当时的原子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讨论了几十年的那些难题的最终答案呢？我们一般在旅馆用早餐时就见面了，于是爱因斯坦就描绘一个思维实验，他认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哥本哈根解释的内部矛盾。然后爱因斯坦、玻尔和我便一起走去会场，我就可以现场聆听这两个哲学态度迥异的人的讨论，我自己也常常在数学表达结构方面插几句话。在会议中间，尤其是会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我和泡利―就试着分析爱因斯坦的实验，而在吃午饭的时候讨论又在玻尔和别的来自哥本哈根的人之间进行。一般来说，玻尔在傍晚的时候就对这些理想实验完全心中有数了，他会在晚餐时把它们分析给爱因斯坦听。爱因斯坦对这些分析提不出反驳，但在心里他是不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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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当然是不服气的，他如此虔诚地信仰因果律，以至决不能相信哥本哈根那种愤世嫉俗的概率解释。玻尔后来回忆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嘲弄般地问他，难道亲爱的上帝真的掷骰子不成（ob der liebe Gott wür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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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掷骰子！这已经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说这话了。早在1926年写给波恩的信里，他就说：“量子力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它并不是真实的。这个理论产生了许多好的结果，可它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老头子’的奥秘。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老头子’是不掷骰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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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是爱因斯坦对上帝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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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7年这场华山论剑，爱因斯坦终究输了一招，并非剑术不精，实乃内力不足。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他顽强地逆流而上，结果被冲刷得站立不稳，苦苦支撑。1927年，量子革命的大爆发已经进入第三年，到了一个收官的阶段。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开花结果，革命的思潮已经席卷整个物理界，毫无保留地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领悟到了哥本哈根解释的核心奥义，并诚心皈依，都投在量子门下。爱因斯坦非但没能说服玻尔，反而常常被反驳得说不出话来，而且他这个“反动”态度引得许多人扼腕叹息。遥想当年，1905年，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一年之内六次出手，每一役都打得天摇地动，惊世骇俗，独自闯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少年意气、睥睨群雄、扬鞭策马、笑傲江湖，这一幅传奇画面在多少人心目中留下了永恒的神往！可是，当年那个最反叛、最革命、最不拘礼法、最蔑视权威的爱因斯坦，如今竟然站在新生量子论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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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哀叹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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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仑费斯特气得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脸红！你把自己放到了和那些徒劳地想推翻相对论的人一样的位置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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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这一仗输得狼狈。玻尔看上去沉默驽钝，可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在他一生中几乎没有输过哪一场认真的辩论。哥本哈根派和它对量子论的解释大获全胜，海森堡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对结果感到非常满意，玻尔和我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至少没人提得出严格的反驳，即使爱因斯坦和薛定谔也不行。”多年后他又总结道：“刚开始（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玻尔、泡利和我，大概也只有我们三个，不过它很快就扩散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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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因斯坦不是那种容易被打败的人，他逆风而立，一头乱发掩不住眼中的坚决。他身后还站着两位，一个是德布罗意，另一个是薛定谔。三人吴带当风，衣袂飘飘，在量子时代到来的曙光中，大有长铗寒瑟，易水萧萧，誓与经典理论共存亡的悲壮气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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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一弹指又是三年，各方俊杰又重聚布鲁塞尔，会面于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三年前那一战已成往事，这第二次华山论剑又不知谁胜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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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闲话：科学史上的神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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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2月17日，吉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被活活地烧死了。他的舌头被事先钉住，以防他临死前喊出什么异端的口号来。尽管这样，布鲁诺的句子还是流传了四百年而依旧震撼人心：你们在宣判的时候，比我听到判决时还要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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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当然是历史的事实，并无夸大之处。但问题是，当我们的脑海中出现布鲁诺的名字时，往往会自然反射般地有这样一种印象：他是因为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反动的教会迫害致死的。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献身，他是一个科学的“烈士”！实际上，这个结论却是有待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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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鲁诺的审判长达8年之久，他当真是因为坚持科学观点而受审的吗？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宗教裁判所先后对布鲁诺提出的指控足有40项之多，但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关于神学和哲学方面的。例如，布鲁诺怀疑三位一体学说，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童贞，认为万物有灵，怀疑耶稣的生平事迹，对于地狱和犯罪的错误看法等，也包括他的一些具体行为，如亵渎神明、侮辱教皇、试图在修道院纵火、研究和施行巫术，等等。对于宇宙和太阳行星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但远非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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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布鲁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否出自科学上的理由呢？这更是一个牵强的说法。从任何角度来看，布鲁诺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科学家”。他认为太阳处在中心地位，更多的是出自一种自然哲学上的理由，而绝非科学上的。布鲁诺甚至在著作中评述说，哥白尼的局限就在于他过分拘泥于数学中，而无法把握真正的哲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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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界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看法：布鲁诺对于日心体系的支持，根源在于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对其的深刻影响。赫尔墨斯主义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泛神论和巫术色彩。这种宗教崇拜太阳，而哥白尼体系正好迎合了这种要求。布鲁诺的思想带着深深的宗教使命感，试图恢复这种古老巫术体系的繁荣。教会最后判了布鲁诺8条罪名，具体是哪些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很有可能，他主要是作为一个巫师被烧死的(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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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可信，退一万步来讲，布鲁诺最多就是一位有着叛逆思想的自然哲学家。他只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去支持哥白尼体系，在科学史上，他对后来人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把他作为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烈士来宣传，无疑掺杂了太多的辉格式历史的色彩。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或者主观上为了捍卫科学而死，则更没有任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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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意贬低布鲁诺的地位。客观上来说，他无疑也对日心说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而他对自由思想的追求，对个人信念的坚持，面对世俗的压力不惜反叛和献身的勇气，则更属于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科学初生的那个蒙昧阶段，它和巫术、占星术、炼金术、宗教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根本无法割裂开来。就算是作为现代科学奠基人的牛顿，他的神学著作和炼金活动也是数不胜数的。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那个时代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反过来又把许多站在教会对立面的人立为科学的典型，这在科学史研究中是非常需要避免的辉格式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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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与布鲁诺类似的人物还有几位。首先是公元415年被基督教僧侣谋杀的希腊女数学家海帕西娅（Hypatia），这个悲剧的原因更多是政治冲突和阴谋。宗教领袖Cyril和罗马长官Orestes为了亚历山大城的控制权明争暗斗，而海帕西娅却是后者的密友。另外，还有阿斯科里的塞科（Cecco d’Ascoli，本名Francesco degli Stabili），他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占星学家，于1327年被烧死在佛罗伦萨。他的罪名其实也是行巫术（而不是断言地球是圆形），事实上占星学在那个年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占据了社会上层人物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再顺便说一说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他于1553年在日内瓦被烧死。他的罪名是两条：反对三位一体理论和反对幼儿洗礼，这些都是从神学角度出发的争论。塞尔维特本身主要是个神学家，他坚持的是一种唯一神论学说（unitarianism），即否定三位一体理论的神学（如历史上的阿里乌斯教），至今仍有许多唯一神教堂以其名命名。当然，塞尔维特相信血液循环说，不过这和他的定罪没什么关系，在当时也没造成多大影响，这个概念自哈维起才被医生们普遍接受。这些人固然都死于非命，但把他们说成是为科学献身的“烈士”却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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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货真价实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在公众前被处死的人物大概要属拉瓦锡了，当然原因也和科学无关。他因为担任过旧政府的收税官，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拉格朗日对此说了一句著名的评论：“砍掉他的脑袋只需要1秒钟，但就算过上100年，法国也未必能再生出这样一颗脑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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