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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宇宙是增强的人择原理，它不仅表明我们的存在影响了宇宙的性质，甚至我们的存在创造了宇宙和它的历史本身！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各种宇宙常数首先是一个不确定的叠加，只有被观测者观察后才变成确定。但这样一来它们又必须保持在某些精确的范围内，以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令观测者有可能在宇宙中存在并观察它们！这似乎是一个逻辑循环：我们选择了宇宙，宇宙又创造了我们。这件怪事叫作“自指”或者“自激活”（self-exciting），意识的存在反过来又创造了它自身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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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读者确信，我写到这里已经和你们一样头大如斗，嗡嗡作响不已。这个理论的古怪差不多已经超出了我们可以承受的心理极限，我们在“意识”这里已经筋疲力尽，无力继续前进了。对此感到不可接受的也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门外汉，当时已经大大有名的约翰·贝尔（John Bell，我们很快就要讲到他）就嘟囔道：“难道亿万年来，宇宙波函数一直在等一个单细胞生物的出现，然后才坍缩？还是它还得多等一会儿，直到出现了一个有资格的、有博士学位的观测者？”要是爱因斯坦在天有灵，看到有人在他的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这样古怪的、违反因果律的模型，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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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从哥本哈根解释本身而言，“意识”似乎也走得太远了。大多数“主流”的物理学家仍然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持有一种更为“正统”的哥本哈根观点。然而所谓“正统观念”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简单地假设波函数一观测就坍缩，而对它如何坍缩，何时坍缩，为什么会坍缩不闻不问。量子论只要在实际中管用就行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这种玄之又玄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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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当新物理学触及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千百年的本体问题核心后，这无疑也激起了许多物理学家的热情和好奇心。的确有科学家沿着维格纳的方向继续探索，并论证意识在量子论解释中所扮演的地位。这里面的代表人物是劳伦斯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美国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他自1993年出版了著作《精神、物质和量子力学》（Mind, Matter, and Quantum Mechanics ）之后，便一直与别的物理学家为此辩论至今(3) 。这种说法也获得了某些人的支持，2003年，还有人（如阿姆斯特丹大学的Dick J. Bierman）宣称用实验证明了人类意识“的确”使波函数坍缩。不过这一派的支持者也始终无法就“意识”建立起有说服力的模型来，对于他们的宣称，我们在心怀敬意的情况下最好还是采取略为审慎的保守态度，看看将来的发展如何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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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着哥本哈根派开拓的道路走来，但或许是走得过头了，误入歧途，结果发现在尽头藏着一只叫作“意识”的怪兽，这让我们惊恐不已。这早已经远离了玻尔和哥本哈根派的本意，现在还是让我们退回到大多数人站着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前进。嗯，我们发现的确还有几条小路通向未知的尽头，倒不如试着换个方向，看看它是不是会把我们引向光明的康庄大道。不过首先，还是在原来的那条路上做好记号，醒目地写下“意识怪兽”的字样并打上惊叹号，以警醒后人。好，各位读者，现在我们出发去另一条道路探险，这条小道看上去笼罩在一片浓雾缭绕中，并且好像在远处分裂成无数条岔路。我似乎已经有不太美妙的预感，不过还是让我们擦擦汗，壮着胆子前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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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闲话：科学史上的神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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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已经知道，牛顿对于胡克竟敢争夺平方反比定律（ISL）的优先权感到非常愤怒，他几次对人声称，ISL是他在1679年所证明了的。可见，牛顿自己也只不过认为ISL发现于1679年。然而，到晚年的时候，他的论述却突然变得更加暧昧起来，许多语句都有意无意地产生了误导的作用。1714年，牛顿写了一份如今非常著名的手稿，宣称早在1666年在老家避疫期间，他就根据开普勒定律和离心力定律推导出了行星运动中的受力符合平方反比关系，更言之凿凿地说，通过比较地球和月球的情况，发现答案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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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陈述是不真实的。首先，运用牛顿的方法，不可能得出行星椭圆轨道的求解；其次，对于月球的成功检验是绝对不现实的，牛顿根本没有地球直径的准确数据。哪怕牛顿的亲朋好友们，也都描述说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检验的失败，迫使他把研究搁置了起来(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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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18年的备忘录里，牛顿又说，1676—1677年之交的冬天，他从平方反比关系推出了行星轨道必定是椭圆形的。这又是一种和他之前的声明互相矛盾的说法，而且也几乎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著名的牛顿学者，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柯恩（I.B.Cohen）对此直言不讳地说：“这当然是虚假的历史，由牛顿在1718年凭空造出来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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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指出的是，牛顿在1679—1680年与胡克的那次关键通信之前，对于行星运动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他认为月球的运动是在一种“离心力”的作用下进行的，所以总是有“远离”地球的趋势！这和导致苹果落地的地心引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就算牛顿看到了苹果落地，他也不太可能联想到这种力就是导致月球环绕地球（或行星环绕太阳）的原因！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牛顿在1666年已经有了“万有引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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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要说1666年，哪怕在牛顿之前所宣称的1679年，他也并没能证明ISL定律！不谈他在和胡克通信中所犯下的基本错误，单从观念上说，牛顿也没有做好准备。结合各种史料来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牛顿证明ISL只能在1684年，也就是他写《论运动》的时候才最终实现。而万有引力定律的普遍形式则更要推迟到1685—1686年。苹果的神话往往给我们这样的错觉：一时灵感是如何在瞬间成就了不世出的天才。可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思想根源有着明确而漫长的艰难轨迹：从离心力概念到平方反比思想，再发展出离心力定律然后往向心力定律转变，这才能得出平方反比定律，而最后归结为万有引力定律的最终形式。这个链条中缺失了任何一环都是无法想象的。牛顿在无数前人的基础和同时代人的帮助下，经过20多年的不懈探索才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发现，如果用一个苹果来概括这一切，未免是对科学的大不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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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有一种说法认为，牛顿存心编造出了苹果的故事，目的可能在于掩盖许多灵感的真正来源：他一直在暗中进行炼金活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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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史界如何看他，苹果的故事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看起来，只要人类的文明还存在一天，它就仍然会是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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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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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堑，长一智，我们需要总结一下教训。之所以前面会碰到“意识”这样可怕的东西，关键在于我们无法准确地定义一个“观测者”！一个人和一台照相机之间有什么分别，大家都说不清道不明，于是让“意识”乘虚而入。而把我们逼到不得不去定义什么是“观测者”这一步的，则是那该死的“坍缩”。一个观测者使得波函数坍缩？这似乎就赋予了所谓的观测者一种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享有某种超越基本物理定律的特权，可以创造一些真正奇妙的事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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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就在暧昧的“波函数坍缩”那里了。这似乎像是哥本哈根派的一个魔咒，至今仍然把我们陷在其中不得动弹，而物理学的未来也在它的诅咒下显得一片黯淡。拿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科特·戈特弗雷德（Kurt Gottfried）的话来说，这个“坍缩”就像是“一个美丽理论上的一道丑陋疤痕”，它云遮雾绕，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每个人都各持己见，为此吵嚷不休。怎样在观测者和非观测者之间划定界限？薛定谔猫的波函数是在我们打开箱子的那一刹那坍缩，还是它要等到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并在视网膜上激起电脉冲信号？或者它还要再等一会儿，一直到这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的某处并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活动”时才真正坍缩？如果我们在这上面大钻牛角尖的话，前途似乎不太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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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办法绕过这所谓的“坍缩”和“观测者”，把智能生物从物理学中一脚踢开，使它重新回到我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轨道上来呢？让我们重温那个经典的双缝困境：电子是穿过左边的狭缝呢，还是右边的？按照哥本哈根解释，当我们未观测时，它的波函数呈现两种可能的线性叠加。而一旦观测，则在一边出现峰值，波函数“坍缩”了，随机地选择通过了左边或者右边的一条缝。量子世界的随机性在坍缩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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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这一困境，不承认坍缩，那只有承认波函数从未“选择”左还是右，它始终保持在一个线性叠加的状态，不管是不是进行了观测。可是这又明显与我们的实际经验不符，因为从未有人在现实中观察到同时穿过左和右两条缝的电子，也没有人看见过同时又死又活的猫（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的倒有不少）。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哥本哈根的魔咒已经缠住了我们，如果不鼓起勇气，作出最惊世骇俗的假设，我们将注定困顿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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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函数没有坍缩，则它必定保持线性叠加。电子必定是左/右的叠加，但在现实世界中从未观测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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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狂想可以解除这个可憎的诅咒，虽然它听上去真的很疯狂，但慌不择路，我们已经是破釜沉舟了。不管怎么说，失去的只是桎梏，但说不定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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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鼓起勇气呐喊：是的！电子即使在观测后仍然处在左/右的叠加中，只不过我们的世界本身也是这叠加的一部分！当电子穿过双缝后，处于叠加态的不仅仅是电子，还包括我们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当电子经过双缝后，出现了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世界，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电子穿过了左边的狭缝，而在另一个世界里，电子则通过了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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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无须“坍缩”，去随机选择左还是右，事实上两种可能都发生了！只不过它表现为整个世界的叠加：生活在一个世界中的人们发现在他们那里电子通过了左边的狭缝，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观察到的电子则在右边！量子过程造成了“两个世界”！这就是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简称M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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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了解MWI，我们还是从它的创始人，一生颇有传奇色彩的休·埃弗莱特（Hugh Everett III，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叫Hugh Everett，因此他其实是“埃弗莱特三世”）讲起。1930年11月9日，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论科学与宗教》，他的那句名言至今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两天后，小埃弗莱特就在华盛顿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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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莱特对爱因斯坦怀有深深的崇敬，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他就写信问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一些关于宇宙的问题，而爱因斯坦还真的复信回答了他。当他拿到化学工程的本科学位之后，也进入了普林斯顿攻读。一开始他进的是数学系，但他很快想方设法转投物理。50年代正是量子论方兴未艾，而哥本哈根解释如日中天、一统天下的时候。埃弗莱特认识了许多在这方面的物理学生，其中包括玻尔的助手Aage Peterson，后者和他讨论了量子论中的观测难题，这激起了埃弗莱特极大的兴趣。他很快接触了约翰·惠勒，惠勒鼓励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到了1954年，埃弗莱特向惠勒提交了两篇论文，多世界理论（有时也被称作“埃弗莱特主义―Everettism”）第一次亮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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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埃弗莱特的看法，波函数从未坍缩，而只是世界和观测者本身进入了叠加状态。当电子穿过双缝后，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本身成了两个独立的叠加，在每一个世界里，电子以一种可能出现。但不幸的是，埃弗莱特用了一个容易误导和引起歧义的词“分裂”（splitting），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宇宙像一条阿米巴变形虫，当电子通过双缝后，这条虫子自我裂变，繁殖成为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形虫。唯一的不同是，一条虫子记得电子从左而过，另一条虫子记得电子从右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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