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965910
援引皮克林的话来说，“科学家们只重视他们可以理解的那部分世界，这并没有问题，为了这个世界他们奉献出文化资源，但他们唯一无法胜任的就是（让高能物理学家）无论何时均无法以易于理解的形式来描述事实”。由此来看，现象的自由选择和解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700965911
1700965912
所以任何人在尝试构建对世界的看法时，都没有重视20世纪科学内容的义务。在20世纪70年代末，粒子物理学家们乐于摒弃大多数的现象世界和解释架构，而这些被摒弃的也正是他们在前一个10年间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局外人是无需对当下的高能物理学（HEP）世界观具有什么敬意的。[12]
1700965913
1700965914
皮克林还辩称，若确保实验具有理论符合性，则不同的体系间确实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1700965915
1700965916
这一看法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700965917
1700965918
其一，在实验论证中追寻颠扑不破的内涵，发现实验无法获得逻辑性结论时就将实验者的信念完全归因于“利益”，这样是有失公允的。但是谁又能想到实验同数学运算如此相像？纵然实验者对自己想法的信任并不是基于数学论证的形式，但在笔者看来，了解实验者是如何进行推论、建立和自主测试，进而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整合起来的，这一点所具的意义更深。
1700965919
1700965920
其二，利益-理论归因方式夸大了理论的灵活性。由此，“理论脱离实验即无效”并非造成各种针对粒于物理学可行阐释无法共存的唯一原因，数学和物理学上的限制条件并不能被轻易忽视。在利益理论家眼中，理论仅仅是一个模具，凭借其将黏土一样的现象世界锻造成既定的模样。我们赞美锻造者与被锻造者之间的严丝合缝，在他们看来这并不足为奇。[13]在格式塔图景中，当实验结果与理论模型假设相契合时，实验宣告结束；在社会建构图景中，当实验结果与处于优势地位的理论家利益相一致时，实验宣告结束。
1700965921
1700965922
最后一方面的问题与第二点紧密相关。利益理论者对实验技巧与技术对实验结论的约束关注不够。其不会因为新理论的出现而突然完全改变。在这方面，理论优位者同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相对于实验操作过程本身而言，他们对理论家对实验的应用兴趣更浓。在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所著的《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一书末尾，作者将社会学家（受到作者支持）与波普尔派哲学家（受到作者反对）的缺点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群体都是理论相对论者，对技术力量、实用性和手工艺的地位都进行了弱化。引用作者的原话即：
1700965923
1700965924
知识在社会学家的眼中是可推测的理论，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或不可更改的。因此，所有的知识都和思想者创造它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包括他们可能怀有的观点和猜想、困扰他们的难题、周围环境中假定与考证间的相互作用、创造知识的目标与用途，以及他们具有的经验，采用的标准和含义。[14]
1700965925
1700965926
笔者并不同意布鲁尔做出的“知识是相对的”这一结论。当然它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就如同前文引用的迪昂的话中提到“实验中的矛盾现象并无将物理假设转为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样的能力”。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实体间的基本区分偶尔也会取决于工作的概念框架。普利斯特列和拉瓦锡的化学研究工作即是如此。在历史上，阐释性框架、测量方法和实验设计均会出现、也确实出现了改变。但这并不能说明实验的重要性是如此“狭隘”，以至于仅仅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支持性理论来进行衡量。理论家和实验家都已经打破了各自的传统，但两者仍未能保持典型的同步性。
1700965927
1700965928
在20世纪物理学的多个分支中，实验家与理论家的分立现象在学科的知识、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均是重要部分。在20世纪的前20年，从根本上讲物理学还是一门实验科学，集中于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少之又少，主要是欧洲的一些物理学家。后文中也将提到，即便是爱因斯坦也进行过实验活动。在战争的间隙中，理论物理学的分支渐渐出现，集中点主要是对量子物理学相关问题的研究。直到“二战”之后，理论物理学家的数量才与实验家的数量渐渐持平。尽管如此，我们对近代物理学史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理论的眼睛和理论家的回忆录。物理学领域内发展出了两个文化群落，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互相之间毫无往来，事实上两者会共享体系、经费和世界观。但是，这的确说明了捕捉到浅显易见兴趣点的实验生活值得讲述，而关于实验者确信中微子、正电子和中性流存在的一切却并非如此。
1700965929
1700965930
为了捕捉这些想法，有必要避开两个观点的误区，即欲将观察或理论“置于首位”。无论是认为观察先于理论，还是认为理论先于观察，这两种观点都仅仅是对实验特征的片面理解。若认为理论先于观察，则许多理论性和实验性假说被纳入实验是不言自明的。这些投身实验室的假说被用于科学“真相”的建立。这些先验知识是由实验工作的测量、阐释和构建阶段生产出来，后文中也将加以详细讨论。此外，这些“颠覆”了实验过程完全自主性的理论假说并不仅仅是“偏见”，同其他方面较为清晰的自然观间具有抵触性。如果没有假说的存在，实验无法开始，更无法结束。
1700965931
170096593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是现象空间中设立的精密过滤器。通过实验的构建具化了实验者头脑中的知识，如老生常谈的现象规律、由经验中吸取的材料工艺知识，以及群体为了判断物理规律的合理性而援引的形而上学原则。但这并不代表实验仅拘泥于先前的投入。实验者不会因循守旧，对理论家们亦步亦趋，他们的实验常常会涵盖特定的多个甚至成组的理论。理论性和实验性的改变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当理论家摒弃传统时，不一定会引起实验物理学主题、方法、步骤和仪表的混乱，特别是在近代物理学中，当理论家与实验家是两个独立的群体时，认为它们会同时改变研究方向这一看法就越来越不合适了。
1700965933
1700965934
因此，理论上出现了概念性改变后实验上也会出现改变，这一主张很难成立。巴恩斯所理解的库恩理论是：
1700965935
1700965936
在真实的历史情况中，新的理论框架出现时，整个概念结构将会出现相应的改变。论述与活动的二选一框架不得不经受评估。两者的整体模式将被重构。[15]
1700965937
1700965938
在史学条件下，虽然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做出明确假设，但对抽象性较强的理论领域的恰当划分并不一定是对实验的恰当划分。因此，某些实验值得加以详尽探讨，以了解其理论假说和技术连续性。
1700965939
1700965940
[1] 大量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对假说在20世纪物理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杰拉尔德·霍尔顿著有大量关于此话题的文章，参见“Kepler’s Universe”（1956年首次出版，1973年作为Thematic Origins的第2章重印）and“Hypothesen，”in Eranos Jahrbuch 31（1963）：351-425.其他关于假说的作品将会在后续章节中提及，典型案例参见Holton，“Millikan，”in Scientific Imagination（1978）；Stuewer.“Controversy，”in Experiment（1985）；Wheaton.Tiger（1983）；Trenn，Self-Splitting（1977）；Franklin.“Millikan’s Data，”Hist.Stud.Phys.Sci.11（1981）；185-201；Pickering“Monopole，”Soc.Stud.Sci.11（1981）：63-93；Pickering，“Quark，”Isis 72（1981）：216-236；Pickering，“Against Phenomena First，”Stud.Hist.Philos.Sci.15（1984）：85-117；Collins，“Tacit knowledge，”Sci.Stud.4（1974）：165-186；Collins，“Replication，”Sociology 9（1975）：205-224；Collins.“Destruction，”Soc.Stud.Sci.11（1981）：33-62.为了得出扼要的评论和文献，历史学和社会学试图把许多科学领域的科学结果与科学利益相连接，参见Shapin，“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Hist.Sci.20（1982）：157-211.
1700965941
1700965942
[2] 针对区分“理论的”和“观察的”的术语引发的问题进行的清晰争论，参见Achinstein，Science（1968）.
1700965943
1700965944
[3] Carnap，“Protocol，”in Logical Positivism（1981），153.
1700965945
1700965946
[4] Popper，Logic（1968），e.g.，chap.5 and 424ft.
1700965947
1700965948
[5] 即使他们不同意他们中存在的其他观点，却没有任何经验主义者，尤其是亨普尔、布雷思韦特、内格尔、波普尔，注意真实的实验情况。沉默的背后是假定，当观察（他们常常提及的观察，频率比实验多）成为科学的基础时，对被观察物体的评估往往是相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在他们为面对的理论提供不容置疑的“事实”时，便有了实验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布雷思韦特反驳卡尔纳普的还原论与波普尔不谋而合。布雷思韦特想要避免自己对将实验数据简化为“直接经验”的可能性负责，但他却不想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实验结果即明显“事实”的观点。因此，布雷思韦特在《诠释》（Explanation，1953）第4期中写到：“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科学定律的属性，以及科学定律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观察到的事实通常是关于实物的行为的事实——物体运动，是测量仪器指针所指的范围标记，是原子弹爆炸；亦是我们对事实之间的关系的兴趣，是被科学定律约束的事实。”
1700965949
1700965950
[6] 库恩认为：“科学家在使用熟知的仪器在曾经观察过的地方进行观察时，他们会发现新的、不同的事物……这是科学家的世界转变的最基本原理，使用视觉格式塔进行类似展示可以引发兴趣。在进化之前，科学家的世界是微不足道的。”参见Kuhn，Structure（1970），111.亦可参见Kuhn，Structure（1970），62-65 and 110-115，and Hanson，Patterns（1958），chaps.2 and 3.
1700965951
1700965952
[7] Kuhn，Structure（1970），62-63.
1700965953
1700965954
[8] 关于“利益”的不同感知，参见Shapin，“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Hist.Sci.20（1982）：157-211，159-164。对“利益”思想的严谨评价参见Woolgar，“Interest，”Soc.Stud.Sci.11（1981）：365-394.
1700965955
1700965956
[9] Shapin，“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Hist.Sci.20（1982）：164-175.
1700965957
1700965958
[10] Barnes，Interests（1977），2.
1700965959
[
上一页 ]
[ :1.700965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