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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测试棒均给出了g值2，而非1或其他值。由此再次表明了正电的效应，或者表明了效应中仅仅涉及到负电，但是对于引发磁性的运动而言，m/e的值较已知实验中确定的值更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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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晚些时候，巴奈特又重复表达了这些主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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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巴奈特准备将新研究的相关文章投稿给《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1915年获得的研究结论（g=2.3和2.0）。在修正主义史的另一方面，巴奈特1917年的研究结果很快就消失了，“1917年我们使用磁力计完成了对钢、钴和镍的研究，和以前一样获得的g值为负，其平均值处于之前获得的钢的g值与该值的二倍之间”。[16]简而言之，g值在1和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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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2这一新的（毋宁说是旧的）g值结果，巴奈特搁置了爱因斯坦的绕轨电子理论，而援引了沃尔德马尔·福格特（Woldemar Voigt）和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am）的理论。亚伯拉罕认为，若使电子携带的电荷均匀分布与球体表面上，而后仅从电动力学角度计算质量，则L/M这一比值与直径相当于g=2条件下旋转运动中的m/e相等。对于体积中分布着电荷的自旋电子而言，g=5/14。根据这些启发性的数据，巴奈特做出了这样的推论：①正电子或“磁子”处在旋转状态中；②亚伯拉罕提出的两种旋转电子中的一种是这一效应的原因；或③元凶是一种与绕轨电子不同的新型磁子。虽然巴奈特的报告中并无自己的研究结论，但他完全确信自己最初的（与斯图尔特、阿维德森和贝克一致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而1917年的研究结果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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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巴奈特开始工作于卡内基研究所地磁学研究室，1922年起他与研究室负责人路易斯·鲍尔（Louis Bauer）陷入了不和。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巴奈特全心投入于对自己之前实验的细微改进，这触怒了鲍尔。鲍尔向研究所负责人约翰·C.梅里安姆（John C.Merriam）报告称，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巴奈特一直对尽早完成实验抱有希望”，但是“很明显，他的心绪和身体状况不佳，以至于单凭自己……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结束实验，并对已获得的结果感到满意”。[17]与此同时，巴奈特的实验室助手也抱怨说，巴奈特仅仅将机械操作性和日常性的事务交予他处理，或者“在实验进行中，不让他参与任何观察或归纳处理的工作”。[18]仪器制造者也开始因为难以满足巴奈特改进装置的要求而感到绝望。直到1922年11月，仪器制造者将七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巴奈特的实验上。最终，实验室副主管约翰·亚当·弗莱明（John Adam Fleming）写信给鲍尔，建议仪器制造商不再支持巴奈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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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当下使用的装置中，巴奈特博士试图攻克的那些机械困难是由根本的机械缺陷引起的……即便对它们进行暂时改进……调节的效果很可能也不是永久性的，在扩展型、具有可靠性的系列观察中可能也是无法保持长久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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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巴奈特离开了卡内基的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种压力的结果。他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使用之前旧的装置仪器继续进行研究（见图2.14）。当年5月，巴奈特和他的夫人莱利娅·杰弗逊·哈维·巴奈特（Lelia Jefferson Harvie Barnett）通过对实验误差的详尽探讨，完成了对巴奈特效应的大量研究。从研究文章中的部分标题可以看到他们对系统误差的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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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20世纪20年代早期巴奈特的装置。巴奈特使用并改进了这一装置，用于测试旋转引起的磁力效应，由此，他开始了在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工作，后来在1923至1925年间他又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行研究。来源：Barnett and Barnett，“New Researches，”Proc.Am.Acad.Arts Sci.60（192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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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磁力较低磁体的涡电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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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气流对底座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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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磁力计热效应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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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轴颈摩擦热效应引起的磁化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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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转子轴向位移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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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汤姆逊推斥效应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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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械干扰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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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顺时针和逆时针速度不等引起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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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夫妇不愿再次被错误的结果蒙骗。在进行了159组观察后，他们给出了最准确的g值1.89，精确到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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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些精确数据后，巴奈特摒弃了亚伯拉罕电子模型观点，转向了一个大相径庭的，后来引起激烈辩论的物理学领域。1924年末，巴奈特在信件中称，理论阐释“并不清晰，无法（对旋磁比）进行肯定的预测”，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同反常塞曼效应是“紧密相关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阿尔弗雷德·兰德（Alfred Landé）在他的理论论文中曾将这一效应同旋磁现象联系起来。[21]巴奈特在发表时覆盖的范围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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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们发现的现象与塞曼效应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在旋转引起的转矩作用下，磁子可能在进行等速进动……索末菲和德拜通过空间量子化观点（在磁学领域内，现在由泡利、索末菲、爱泼斯坦、盖拉赫及斯特恩-盖拉赫的研究加以支持）对反常塞曼效应进行了部分解释，正如兰德所说，这一效应很可能同我们发现的反常现象具有关联。索末菲和兰德试图通过一种方法来解释这一反常情况，该方法似乎是将我们研究的s态原子等同于磁子，并将m/e所得的g值2归因于此。该g值与我们的实验给出的g值大致相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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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再次对其实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更改。此时，巴奈特认为他的效应不仅与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一致，也与多种光谱学效应和近期发现的空间量子化现象具有一致性。空间量子化理论认为，磁场中原子的磁矩在空间中的可能方向貌似是确定的。不久之后，塞缪尔·古德施密特（Samuel Goudsmit）和乔治·乌伦贝克（George Uhlenbeck）将两种效应的来源解释为完全非定理性概念——电子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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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轻易地将其实验混同于新型理论系统，这与此原则是相互抵触的：理论的改变会从根本上改变实验实践。实际上，1925年合适的量子模型相关理论经历了剧变时，g值的量化实验测定也进入了精密改进的时期。英国的两位物理学家A.P.恰托克（Chattock）和L.F.贝茨对斯图尔特的实验进行了改进，获得了1.97的g值，该值被W.沙克史密斯（Sucksmith）和贝茨改进为1.99±0.024。[23]在1931年，巴奈特也通过研究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获得了g值1.929±0.006。[24]之后又相继进行了旋磁实验的其他变体实验，尤其针对顺磁物质进行，但其中最为精确的应该还属就职于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实验室的G.G.斯科特（Scott）的实验（见扉页说明）。斯科特宣称的最精确g值为1.919±0.002。[25]当时人们已经了解到，自旋轨道和绕轨的概念深刻依赖于特定物质的性质，因此由复合原子中测出的g因子对物理学基础重要性的表现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封闭状态下（与原子核无关）测出的电子和μ介子的g因子值是整个科学领域中著名的数值之一，代表了量子场论的一个关键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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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wart，“Momentum，”Phys.Rev.11（1918）：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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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图尔特独自发现铁和镍的旋磁比。镍的精确度较低（g=2.1±0.5），斯图尔特认为原因在于镍的磁力相对小，抗磁力较强，导致了干扰程度较大。参见Stewoort，“Momentum，”Phys.Rev.11（19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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