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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米实验室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的文章，参见Bernardini，“Discovery”；（此处参考第1页）；随后布朗和霍德森对文章进行了概括，参见Birth（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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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eeler，“Men and Moments，”in Nuclear Physics（197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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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ssi，Cosmic Rays（196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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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reet，“Ray Showers，”J.Franklin Inst.227（1939）：76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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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is，“Particles，”Phys.Today 21（1968）：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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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yman，“Milton Fund，”January 1938，LP，file“Milton Fund.”Woodward，thesis（19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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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yman to Milton Fund，21 June 1934；Lyman，“Applicalion，”6 January 1933；Dunham，“Expedition，6，December 1932.”All from LP，file“Milt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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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yman and Street，“Milton Fund.8 January 1934”；Lyman to Jewell.1 February 1934.All from LP，file“Milt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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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G.Wilson，interview，4 Septem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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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M.珀塞尔，私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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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yman to Merriam 10 March 1933：Merriam to Lyman，15 March 1933.All from LP，file“Merriam.”这个资金由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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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如何终结的？ [:170096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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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如何终结的？ 密立根的宇宙射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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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辐射研究在德语中称为Höhenstrahlung，它植根于放射现象、地球物理学和大气电学。20世纪之初，英格兰及欧洲大陆的工人们发现，尽管他们已仔细进行了验电器绝缘处理，却仍不能完全避免漏电现象。为了发现大气和地磁放射性作用与这一放电现象间的关联，维克多·F.赫斯将仪器装置带上氢气球，升到16000英尺的高空，试图确定在不同高度条件下漏电现象的变化。他获得的数据显示，放电率随着高度的升高而升高。1912年，赫斯做出结论称，这一现象并非由地球和大气造成，而是由“来自大气层之上的、穿透能力非常强的放射线”造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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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物理学家在更高的大气高度上对赫斯的结论进行验证，而罗伯特·密立根等人着力推进了地面实验的进行。外太空辐射研究的观点同密立根长久以来对放射现象的兴趣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放射线来自天外是一个绝佳的观点。凭借他贴切的命名能力，密立根为这一现象选择了“宇宙射线”这一值得纪念的名称，之后不久，他就开始了涵盖范围广泛的新型射线研究项目。由现在回顾来看，密立根对宇宙射线的许多看法有些许古怪，但是，它们奠定了理论和实验的基本法则。基于此法则，之后的安德森才得以进行研究。在安德森对正电子和μ介子的发现过程中，使用的装置类型和论证方式的建立都受到了这些假说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密立根项目中的理论和实验构成加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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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立根成为安德森的研究生导师前的十年间，他已经为宇宙射线的研究确立了多项指导原则。首先，他认为宇宙粒子是自外太空进入大气层的各向同性γ射线。密立根对其他科学家的X射线研究进行了归纳，认为可以通过研究其吸收作用来测量射线的能量。[2]当时已知的吸收过程有两种：康普顿散射和电离作用。康普顿效应是指光子与电子碰撞，而电离作用是指吸收的光子造成原子中的电子发射。密立根猜想，两种情况的速率仅仅基于光子能量和被穿透物体的密度。根据这些假说，辐射密度x作为深度函数，将随着吸收常数μ呈指数下降，μ根据能量不同具有特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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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中，I0表示吸收体的表面密度。宇宙射线能量的测量方法为：做出验电器测出的电离率与吸收厚度相关的曲线图，然后将不同斜率的指数曲线与被测曲线进行匹配，最适的吸收常数曲线即表示光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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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粗略的测量方式，密立根开始思考宇宙射线的来源。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和詹姆斯·杰恩斯（James Jeans）[3]在之前就曾提出，天体中的质子与电子可能会互相消灭，产生硬性γ射线并向外辐射。[4]1926年，密立根和G.哈维·卡梅伦对这一观点产生了质疑，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γ射线的硬性将过高，反而说明核变化“并非在天体中进行，而是在太空星云物质中产生，即它穿透了深深的宇宙”。[5]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一是轻原子原子核俘获电子；二是氢以外形成氦；三是某种新型核变化，如辐射在原子中的凝聚。”[6]这些假定有一个共同点，即物质脱离混乱状态，形成有序状态。虽然在首篇论文中此观点相对而言仍不成熟，但它是不久之后密立根所确立的原子构建假说的早期陈述，更夸张地说是“原子初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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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立根和卡梅伦使用特别设计的验电器，继续进行吸收研究，在不同的高山湖泊处测量了深度函数——电离率（见图3.4）。不久之后，两人对吸收曲线的准确性具有了十足的信心，基于他们在1926年曾详细解释过的吸收理论模型，将曲线用于宇宙射线能量详细频谱的确定。[7]密立根称，他对参数与吸收曲线间匹配度的信心是通过离子化深度读数的平滑度来确定的。[8]通过电离曲线的各个部分，两人将指数曲线同区间为1米的各个曲线段进行匹配，得出了吸收常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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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密立根将宇宙射线实验设备搬到了惠特尼山上（1925年）。来源：Institute Archives，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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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实验家选择将吸收曲线分解为三条指数曲线的总和，每条对应一种固定的宇宙射线能量。他们认为，平均吸收常数μ在11 m处突然下降为0.11的情况，“很明显说明了在μ=0.2和μ=0.07间，宇宙射线绝非连续分布”[10]（见表3.1）。为了获得表中的研究结论，密立根在一个湖泊的不同深度位置进行了电离率测量，将不同的指数曲线与他的数据进行匹配，最后宣称他获得了宇宙射线能量“带”的证据，该证据是在他提出原子起源假说之前积累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水体深度单位是米的“等值”。因此，这一假说——宇宙射线吸收仅仅取决于物质质量，而非介质形态（浓缩态或气态）——成为了数据记录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