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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德国数学家继续出席。这届大会的亮点是颁发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章。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John Charles Fields，1863—1932）是1924年多伦多大会的组织者。菲尔兹因痛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与轴心国数学家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抵制危害了国际数学发展，并想弥补诺贝尔奖没有包括数学的缺憾，于是建议利用多伦多会议结余的2 500美元来设立数学奖项。他拟订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其中提到“通过授奖，既要表彰获奖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又要鼓励他作进一步的努力，同时对其他人也是一种新的激励”。这一想法后来被理解为只奖励年青数学家，最后被明确为获奖者不能超过40岁。菲尔兹未来得及实现其理想就突然病故，临终前他把价值47 000美元的遗产捐给了计划中的奖励基金。在1932年苏黎世大会的闭幕式上，大会宣布“以感谢的心情接受已故菲尔兹教授关于由ICM每4年颁发两枚奖章的提议”。4年后，在1936年奥斯陆大会上第一次颁奖，它被命名为“菲尔兹奖章”以纪念菲尔兹的重要贡献。芬兰的阿尔福斯（L.V.Ahlfors）、美国的道格拉斯（J.Douglas）荣获首届菲尔兹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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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大会的注册表上有两名代表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刘俊贤以及代表清华大学的维纳（N.Wiener）。这位控制论的奠基人，1935—1936年访问清华大学，一年后由中国直接到奥斯陆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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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的时候，重建国际数学家大会和国际数学联盟的重任落在美国数学家、芝加哥大学校长斯通（M.Stone）的肩上。1950年8月30日至9月6日，大会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举行。在这届大会上，陈省身应邀作大会的一小时报告，这是华人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一很高的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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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性的数学联盟，如果没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数学家参加，就谈不上真正的“国际性”。经过联盟的不断努力，苏联和6个社会主义国家于1957年正式加入国际数学联盟。1966年，在莫斯科举行第1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由于苏联数学科学的巨大成就，一直有一位苏联数学家当选为联盟的执行委员会成员。1987年至1990年，法捷耶夫（L.D.Faddeev）当选为联盟的主席。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曾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国际数学联盟内部仍旧保持着彼此合作的态势（尽管也常有一些不和谐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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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学联盟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拥有像华罗庚这样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显然与“国际性”不相容。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等中国数学家曾应邀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但都因为代表权问题未能成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数学家与国际的交往十分密切，要求中国加入联盟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加坡的李秉彝教授曾为此做过一些努力。陈省身先生则为此做过许多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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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王寿仁教授等中国数学会的代表和国际数学联盟的几任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要求“联盟”发表声明，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联盟说它不介入政治，不能发表这样的声明。经过多方努力，协调各方立场，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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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中国数学会和位于中国台北的数学会，以中国的名义，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际数学联盟。中国被划入最高的第五小组，有5票的表决权，缴纳5个单位的会费，其中中国数学会3票，位于中国台北的数学会2票。这样，在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上，可以说中国是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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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到这一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海峡两岸的数学家，包括旅居海外华人数学家，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加州大学任教授的陈省身回忆说：“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都有代表来，我都认识，都是熟人。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莫泽（J.Moser）是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我跟他不但熟得很，而且还一同写过文章。我跟他谈了半天……那次大会，大陆和台湾的数学家分别到达伯克利，代表的正式名称都是CHINA。那时，大家住在一起，都是朋友嘛。完了之后，到我家吃了一顿饭，大家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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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丘成桐教授与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杨乐商讨申办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同年5月，陈省身和丘成桐两位教授会见江泽民主席时，正式提出了建议。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海内外数学家共同努力，使得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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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010年8月1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举行。中国数学家、金融学家彭实戈院士，因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上的贡献在本届大会上应邀作一小时报告，在20位报告人中占据一席。这也是中国本土数学家第一次受邀做一小时报告。此外，还有多名中国数学家在分组会上作45分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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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在大会开幕式上，要公布四年一度的各个数学奖项的获奖名单，并向他们授奖。国际数学联盟主持颁发的数学奖有四个：菲尔兹奖章、奈旺林纳奖、高斯奖和陈省身奖（图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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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兹奖章从1936年开始颁发。奖励40岁以下的作出公认杰出数学成就的数学家。长期以来，它被看做是数学界的诺贝尔数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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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82年的以芬兰数学家名字命名的“奈旺林纳奖”，奖励信息科学领域中的数学工作。获奖者也限于40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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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开始增设以大数学家名字命名的“高斯奖”，为在数学领域以外发生巨大影响的数学工作而设立，可以说是应用数学方面的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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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奖项就是本届大会首次颁发的“陈省身奖”，授予“凭借数学领域的终身杰出成就赢得最高赞誉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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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奖的设立，是国际数学界的一件要事。2009年6月1日，国际数学联盟主席洛瓦兹和秘书长格鲁彻尔发布公告正式宣布：“国际数学联盟和陈省身基金会将颁发数学中的新奖项：陈省身奖，以纪念杰出的数学家陈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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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 国际数学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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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授予因数学成就得到最高赞誉的个人。每届一人，获得一枚陈省身奖章以及50万美元奖金。奖金的一半要由获奖人捐助给一些支持数学的研究、教育和其他活动的社会机构，以推动数学的发展。这是以陈省身数学大师命名的国际数学大奖，有别于此前设立的一些陈省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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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教程 第七节 考据训诂导致逻辑推断——乾嘉学派对数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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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来，以戴震（图2.7.1）为首的考据学派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重实证、讲究逻辑推理，因而贴近数学。清末以来的学术界，崇尚“严谨治学”的文化氛围，恰与西方数学要求严密逻辑推理的层面相吻合。此外，考据学派对中国传统算学有过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戴震、阮元等自己就是算学家。考据和数学联姻，并非偶然。然而，考据文化是一柄双刃剑。乾嘉考据学派重考证，复周秦之古，却没有走出一条“文艺复兴之路”。他们按照“西学中源”的错误判断，拒绝学习西方数学中的“奉法自然”“刻意创造”“经世致用”的层面，在数学发现、探索、创造等方面又给中国数学教育带来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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