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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3的人希望削减开支，因此，在“我们应当削减开支还是提高税率”的民意调查中，支持削减开支的人将以67∶33的明显优势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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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削减哪些开支呢？如果问公众“我们是否应当削减国防开支”，他们会断然拒绝，因为有2/3的投票人（支持提高税率的人加上支持削减医疗福利的人）希望维持现有的国防开支水平。同样，也有2/3的人在“是否应当削减医疗福利”的问题上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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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民意调查中经常会见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形：我们希望削减开支，但同时我们又希望投入到所有政府开支项目中的资金都保持原有水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僵局呢？原因不在于这些投票人智商低下或者想法不切实际。每一位投票人的政治立场都富有理性而且合乎逻辑，但是，把所有人的立场汇总起来就成了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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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财政预算民调的第一手数据，我们会发现这道应用题并没有背离现实。有47%的美国人认为平衡预算必然导致投入到政府项目中的资金减少，有38%的人则认为必须削减某些物有所值的政府项目。换言之，普通美国人不会持有既希望削减政府开支又想要保留所有政府项目的幼稚想法。总体来说，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的很多项目没有多少价值，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此他们非常愿意削减这些项目，以实现政府收支平衡。但问题是，在哪些是有价值的项目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那些能满足他们私利的政府项目都应当保留。（我刚才说美国人不是傻瓜，但我没有说美国人都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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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简单明了，看似公平，但仅在涉及两种观点时，它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只要观点多于两种，大多数人的喜好就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我完成本书的时候，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总统颁布的《平价医疗法案》抱持不同的态度。2010年10月，有人在可能参与投票的美国人当中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有52%的人声称反对这个法案，支持的人为41%。这对于奥巴马来说是不是一个坏消息呢？只要进一步细化分析这些数据，就会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糟：有37%的人完全赞成废止医改方案；有10%的人认为这个法案过于强硬、需要修改；有15%的人认为该法案应保持原样；有36%的人认为应该拓宽该法案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改革当前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些数据说明，在反对该法案的那些人中，有很多人的想法甚至比奥巴马更激进。人们面临（至少）三种选择：保持医疗法案不变，废止该法案，或者强化该法案。但是，每一种选择都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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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各执己见时，经常会产生误解，比如，福克斯新闻频道可能会这样报道上述民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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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奥巴马医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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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可能会这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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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奥巴马医改方案保持不变或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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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标题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更令人头疼的是，它们都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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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种说法都不全面。如果想正确解读这些数据，我们就必须认真分析民调给出的所有选择，了解这些选择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立场。所有人中有56%的人反对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这是真的吗？这个数字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这部分人包括：认为不应因为石油资源而造成流血事件的左派，支持“彻底打击”的右派，以少数帕特·布坎南主义者和虔诚的公民自由论者为代表的中间派。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从这些数据中了解美国人民到底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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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似乎没有这么复杂。民意调查者会让我们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二选一问题，与我们在投票箱前思考的问题一模一样：把选票投给候选人甲还是候选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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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候选人有时不止两个。1992年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在普选中得到了43%的选票，领先于老布什（George H. W. Bush）的38%和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19%。换句话说，许多选民（57%）认为不应该选克林顿当总统；大多数选民（62%）认为不应该选老布什当总统；还有更多的选民（81%）认为不应该选佩罗当总统。这三类选民的愿望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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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选举制度不仅会选出总统选举团，还会把总统这个职位交给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因此，上面讨论的那个问题似乎不会导致特别糟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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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在支持佩罗的那19%的选民中，有13%的人认为老布什是第二选择，而克林顿在这三个候选人中只能排在最后，另外6%的选民则认为在两名多数党候选人中克林顿更胜一筹。那么，如果直接询问选民在总统人选问题上到底倾向于老布什还是克林顿，就会有51%的人选择老布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认为公众希望克林顿入主白宫吗？大多数人更支持老布什，是不是意味着老布什才是美国人民中意的总统人选呢？选民们对佩罗的印象为什么会对其他两个候选人产生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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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民意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更准确地讲，只有在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时民意才会存在。例如，如果我们说公众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存在，或者说公众认为《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非常好看，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预算赤字问题我们必须多加小心，因为公众的意见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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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意纯属子虚乌有，那么官员当选之后该如何履行职责呢？很简单，既然美国人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官员们自行其是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逻辑行事，你有时会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你是一名平庸的政客，你就会认为民调数据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你就会说：“人们选择我，是希望我履行政府官员的职责，而不是研究民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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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你就会想方设法，对不一致的民意加以利用。在2011年2月的那次皮尤民调中，有31%的调查对象支持削减交通方面的开支，有31%的人支持削减教育资金，有41%的人支持通过增加本地企业税赋的方式来实现收支平衡。换言之，旨在消除政府预算赤字的所有主要方案都遭到了大多数调查对象的反对。那么，州长如何决策才能把政府支出降至最低呢？答案是：不要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案，而是将两种方案加以综合。州长可以这样告诉公众：“我保证大家无须多缴一美分的税。我将为所有城市提供必需的设施和优质的公共服务，还不会多花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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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州政府下拨的资金减少了，各地方政府必须在剩下的两个方案中做出选择：削减交通费用或者教育资金。看出其中的高明之处了吗？在三个方案中，增加赋税的支持度最高，而州长却正好将这个方案排除在外，结果他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59%的选民与州长观点一致，认为不应该加税。遭殃的是各市与各县的官员，因为他们必须削减政府开支。这些可怜的傻瓜别无选择，只能推行大多数选民反对的政策并承担其后果，而州长却安然无恙，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预算游戏与很多活动一样，取得主导权就会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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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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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力低下的囚犯处以死刑是否正确？这似乎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但在高等法院的案件审判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更准确地说，他们需要考虑的不是“对智力低下的囚犯处以死刑是否正确”这个问题，而是“美国人是否认为对智力低下的囚犯处以死刑是正确的做法”。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民意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民意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因此，民意问题类问题绝不是简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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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力低下的囚犯是否应该处以死刑，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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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法官在处理“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一案时就遇到了这类问题。达里尔·雷纳·阿特金斯（Daryl Renard Atkins）伙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持枪抢劫、绑架并杀死了一名男性。所有证人都指认开枪的是琼斯，但是陪审团选择相信琼斯的供词，最后法官宣判阿特金斯犯有一级谋杀罪并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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