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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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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ers, Robert. 1985.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 Benjamin/Cum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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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Robert. 2000. No-n Zero: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 New York: Pant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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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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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从相对集权的经济与政治向市场经济与开放社会的转变，如何促进合作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合作是关键。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甚至国家之间都需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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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很高兴我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希望中国读者能体会到本书的主题与你们的经历和问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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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令我高兴的是这本书由吴坚忠博士翻译。吴博士曾作为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后在美国和我一起工作过一年。我们研究的问题涉及策略相互作用中的误解以及在这样的困境中如何进行合作（参见吴坚忠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重复囚徒困境”中如何处理随机干扰》，载于《冲突的解决》，第39期，1995年3月，第183—189页）。吴博士对对策论和策略有着深刻的理解，我确信这本书由他来翻译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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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199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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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英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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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在与他人的持续交往中，人什么时候应该合作，什么时候只需为自己着想？一个人会继续帮助他的一位从来不思回报的朋友吗？一个公司会给另外一个濒于破产的公司及时的支持吗？一个国家应如何面对另一个国家的敌意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行为模式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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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游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面的问题，这就是被称为“重复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游戏。这一游戏允许双方从合作中得到好处，同时也提供了一方占另一方的便宜或双方都不合作的可能。和大多数现实情况中的人际关系一样，游戏双方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为了找到处理这一情形的最好策略，我曾邀请对策专家提交计算机程序参加这一游戏的较量，就好像计算机棋赛一样。每一程序在决定当前是否选择合作时，可以参考游戏双方以前的交往历史。有14位来自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数学领域的对策专家提交了参赛程序。我让这些程序及一个随机程序进行循环赛，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胜利者竟然是所有程序中最简单的程序——“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它不过是一个以合作开始，随后只模仿对方上一步选择的策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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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我公布了这一竞赛结果并征集第二轮竞赛的参赛者。这一次，我收到了来自6个国家的62个程序。大部分参赛者是计算机爱好者，但其中也有进化生物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及在第一轮比赛中出现过的5个学科的教授。与第一轮竞赛一样，有些参赛者提交的程序复杂而精巧，其中，有几个是对“一报还一报”策略进行的改进。而“一报还一报”本身还是由第一轮的胜利者多伦多大学的阿纳托尔·拉帕波特（Anatol Rapoport）提交，结果，它又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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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非常有趣。我觉得那些使得“一报还一报”在竞赛中表现得如此成功的特性在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现实生活中也能奏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基于回报的合作似乎是可能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培育合作。这使我产生了进一步的想法：考虑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之间合作如何出现。这个考虑带来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潜在的合作策略如何才能在不合作占优势的环境中取得最初的立足之地？第二，何种策略能在由其他各种简单和复杂的策略组成的多样化环境中脱颖而出？第三，在何种条件下，这样的策略一旦在群体中完全立足，就能抵御不合作策略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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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竞赛的结果最初发表在《冲突的解决》杂志上（Axelrod 1980a and 1980b），它构成了本书的第二章。而关于上述的三个问题，即初始成活性、鲁棒性和稳定性的理论研究则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Axelrod 1981）。这方面的发现将在本书第三章中描述。在研究了社会范畴中的合作的进化之后，我感到它们与生物进化也密切相关。于是，我与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合作，探讨这些策略思想在生物学上的意义。这方面的结果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Axelrod and Hamilton 1981），并经过修订成为本书的第五章。这篇论文曾获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纽科姆·克利夫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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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满意的反应鼓励我不仅以生物学家和精通数学的社会学家所能理解的方式，而且以那些有兴趣了解促成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合作的条件的广大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思想。于是，我进一步探讨这些思想在各种各样的具体情景中的应用，以及它们与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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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在一开始就强调的是：本书所讨论的方法不同于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的主要行为是由遗传引导的（E.O. Wilson 1975）。事实也许如此，但我这里所用的是策略的方法而不是遗传的方法。使用进化论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常常反复使用有效的策略而抛弃那些无效的策略。有时这种选择过程是直截了当的：不帮着同僚做任何事的国会议员不会长期保持他的议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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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各位在本研究的不同阶段所提供的帮助：乔纳森·本德，罗伯特·博伊德，约翰·布雷姆，约翰·张伯伦，乔尔·科恩，路·爱思特，约翰·费勒约翰，帕蒂·费伦奇，伯纳德·格罗夫曼，肯吉·海奥，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朱迪·杰克逊，彼特·凯特森斯坦，威廉·基奇，马丁·克斯勒，詹姆斯·马奇，唐纳德·马卡姆，理查德·马特兰德，约翰·迈尔，罗伯特·莫琴，拉里·莫勒，林肯·莫西，迈拉·奥斯克，约翰·佩基特，杰夫·彼劳恩，佩内洛普·罗姆林，阿米·塞代勒，里哈特·塞尔登，约翰·戴维，斯隆·维尔逊。我还要特别感谢迈克尔·科恩，感谢那些提送计算机程序使得竞赛得以进行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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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以下机构对本研究的支持：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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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第一部分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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