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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家在没有集权的情况下交往。因此产生合作的必要条件就与国际政治的许多中心问题有关。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手段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体现在区域冲突和军备竞赛上。相关的国际关系问题还有：联盟中的竞争、关税谈判和种族冲突（如塞浦路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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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给美国出了个难题。如果美国不予反应的话，苏联就可能受到鼓励而尝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不合作反应都可能引起某种形式的报复，这种报复又会引起反报复，进而发展成难以终止的双方敌对局面。国内许多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正是针对这类问题，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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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问自己还要请多少次那些从来不回请我们的客人来就餐。一个机构中的管理者为了得到一些回报而给另一位管理者提供帮助。一个得到绝密消息的新闻记者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而为消息来源保密。如果只有两个公司同时生产一个产品，一个公司定较高的价格是为了期望另一个公司也能保持高价，因为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当然消费者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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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个出现合作的典型例子是立法机构的行为模式的产生，例如美国参议院。每个议员都力图代表他的选民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代表不同选民的参议员发生冲突，当然这是发生在利益完全相反的情况（零和博弈）下的。然而有很多机会，两位参议员可以采取对双方都有利的行动。这些对双方都有利的行为导致了参议院内的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或者俗规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回报准则，即帮助同僚解决难题并得到回报。这包括投票交易等许多形式的对双方有利的行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互回报是参议院的生活方式”（Matthews 1960，p.100；Mayhew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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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并不总是这样。早期的观察家把华盛顿圈子里的人看成是无耻和靠不住的政客，是以“谬误、欺骗和背信弃义”为其特征的（Smith 1906，p.190）。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回报的习俗终于得以建立。过去的20年里，参议院发生了许多变化：趋于更加分散化、更加开放和更加均分权力，但这并没有削弱回报的习俗（Ornstein，Peabody，and Rhode 1977）。就像后面要提到的一样，为了解释以回报为基础的合作是如何出现和保持稳定的，并没有必要假设参议员们比以前更加诚实、宽宏大量或者更加热心公益。合作的出现只能解释为参议员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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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点是研究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体的行为，并分析在社会系统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行为，即本书将提出一些关于个体动机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推断整个系统的行为结果（Schelling 1978）。美国参议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相同的推理可以运用到其他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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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雄心勃勃的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合作理论以帮助我们理解合作出现的必要条件。了解了合作出现的条件，就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培育某个特定环境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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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的合作理论是基于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研究，而且这些个体中并没有什么中心权威强迫他们相互合作。个体追求自身利益，彼此之间的合作便不是完全基于对他人的关心或对群体利益的考虑。假设个体追求自身利益就是为了研究这一难题。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假设的局限性实际上很小。如果一个姐姐关心她弟弟的利益，这位姐姐自己的利益可以被认为是包含在这种关心里的。但是，这并没有排除姐弟之间可能出现冲突。同样，一个国家也可能考虑友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考虑并不意味着友好国家之间总是能够为了双边利益而合作。这里之所以假设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是因为关心他人并不能完全解决个体什么时候能相互合作，什么时候不能相互合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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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如果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状态下。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保持它的贸易壁垒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益动机来保持贸易壁垒，尽管由此带来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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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损害整体的利益时，这个根本的问题就出现了。为进一步了解大量的具有这类性质的情况，需要有一个方法来表示这些情况的共同点，同时避免陷于每个情况的具体细节。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可用的方法：著名的“囚徒困境”游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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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徒困境”的游戏中，有两个对策者，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背叛，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对方选择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不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背叛总能比选择合作有较高的收益。所谓的“困境”是指，如果双方都背叛，其结果比双方都合作要糟。这个简单的游戏是本书全部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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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的游戏方法如图1.1。一方选行，合作或背叛；同时另一方选列，也是合作或背叛。这些选择放在一起就产生了如图1.1所示的四个可能的结果。在这个矩阵中，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双方都能得到较好的结果R，即“对双方合作的奖励”。在这个例子中R为3分，3也可以代表参赛者得到的奖金数。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那么，背叛者得到“对背叛的诱惑”（T=5），而合作者则得到“给笨蛋的报酬”（S=0）。如果双方都背叛，那么双方都得到1分，即“对双方背叛的惩罚”（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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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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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对双方合作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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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对背叛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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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给笨蛋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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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对双方背叛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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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行选择者的收益值列于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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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游戏中，你将如何做呢？设想你处于行的位置，同时你认为对方将合作，那么你将得到图1.1中头一列的两个结果中的一个，你选择哪一个：你可以选合作，那么你将得到“对双方合作的奖励”即3分。当然，你也可以选背叛，得到“对背叛的诱惑”即5分。换言之，如果你认为对方将会合作，那么你背叛将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反过来，如果你认为对方将背叛，那么你就处于图1.1中的第二列。你有两个选择，你选择合作，那么你就是“笨蛋”，给你一个0分。你选择背叛，就会得到“对双方背叛的惩罚”即1分。因此，对方背叛，你也背叛将会更好些。这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对方将合作，你背叛能得到更多；如果你认为对方将背叛，你背叛也能得到更多。所以无论对方如何行动，你背叛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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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你似乎知道该怎样做。但是，相同的逻辑对另一个人也同样适用。因此，另一个人也将背叛而不管你如何做。这样，你们将是双方背叛，只能得到1分，这比你们双方合作所能得到的“奖励”3分差很多。个体的理性导致双方得到的比可能得到的少，这就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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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对一些非常普遍而有趣的情形的简单抽象。在这些情形中，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背叛是最好的选择，但双方背叛会导致不甚理想的结果。“囚徒困境”的定义要求四个可能的结果之间保持一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四个结果的排序，对策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是T，即对方合作你背叛时所得到的“诱惑”。最差的是得到S，即当对方背叛时你合作。另外两个结果可以假设R比P好，即得到对合作的“奖励”比得到对背叛的“惩罚”要好。这样得到从最好到最差四个结果的排序是T、R、P和S。“囚徒困境”定义中包含的第二个概念是，对策者不能通过轮流背叛对方来摆脱“困境”。这个假设意味着，交替地背叛对方和被对方背叛的收益没有双方合作好。即假定“对双方合作的奖励”大于“对背叛的诱惑”和“给笨蛋的报酬”的平均值（即R＞（T+S）/2），这个假设和四个结果的排序定义了“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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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位自私者玩一次这个游戏，他们的选择会是背叛。这样，每一方所得将少于双方合作所能得到的。设想这个游戏要进行多次，而且双方知道具体次数，那么双方仍然没有合作的动机。为什么呢？首先，最后一次大家显然是不合作。在倒数第二次时，双方还是没有合作的动机。因为他们都预知对方在最后一次会背叛。如此推理下去，对两位自私者任何已知次数的游戏，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双方背叛（Luce and Raiffa 1957，pp.94—102）。然而，这个推理并不适用于游戏要进行无限多次的情况。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对策者不能肯定什么时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局。就像稍后要说明的一样，当游戏次数无限时，合作有出现的可能。于是，问题变成了去发现合作出现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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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考察每次只有两个对策者打交道的情况。尽管一个对策者可以与其他许多人打交道，但可以假设他每次只能与其中的一个打交道。[3]同时，我们还可以假设对策者能够识别对方并且能记住与其打交道的历史。这种识别和记忆能力使得对策者在作决策时能够参考以往打交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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